☉吴雨桐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今天，我们隆重召开大会，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②这一巨大成果既彰显了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又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奋斗精神，同时对全球贫困治理有借鉴意义。本文以脱贫攻坚主题宣传为例，探讨重大主题宣传中视听作品的创新路径。
“语言是产生意义共享的直接手段和方式。”③语言风格是体现报道风格、决定受众选择性接受倾向和结果的先决要素。如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④。在传统的广播、电视节目中，有声语言是叙事内容的固定载体，“在广播中作为单一的叙事元素出场，呈现的是一种独立的、封闭的、线性的听觉体验。在电视节目中，配合画面讲述新闻故事⑤。”对于高度依赖有声语言的文本而言，语言风格既是叙事内容的表征，也是具有显明性的次生媒介。
目前重大主题报道以严肃权威的风格为主，语言风格存在一定的历史沿袭性。广播诞生之初，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承担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广播语言表现为激昂有力的风格，可以有效团结群众，起到战时动员及安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主题宣传由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新进程、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等构成，语言风格趋向于平和，以表达建设成就、鼓励人民同心筑梦为主。中国电视事业也于1958年诞生，报道重心向信息本身转移，目的在于践行党媒职责，贯彻方针政策，实现信息互通。语言风格趋于专业化，在吐字归音、气息控制、口腔状态、节律重音等方面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标准，保障受众能够准确、高效地获知信息。
改革开放以来，视听节目的种类更加丰富，广播电视新闻、政论专题片、纪录片等形式层出叠见，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诸多融媒体报道、创意短视频丰富了新闻传播的叙事体系，话语风格千汇万状。鲁迅曾说:“风格情绪之类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因地而异、因时而异。”⑥正所谓“不日新者必日退”，重大主题报道仅承袭传统报道的宣传语态，仅在业务规范的基准线上进行一般性的播报，较难在众多主题宣传报道中突围。
个体叙事相较于诸多宏大叙事的报道，与受众更有接近性，个性化风格与传统的语言风格相比更具辨识度，与标准化的声音生产相比更为真诚，与单向的告知相比更具双向交流感，使受众获得在场感和参与感，实现话语入耳。例如总台百集系列节目《非凡百年》 的第16集《大山里的名校——脱贫攻坚精神》，以主播个人独具风格的语态，将个体故事、中国精神娓娓道来，语言风格具有较强感染力。
《非凡百年》系列节目
（一）特殊议题关联人生主题
媒体正面宣传聚焦到具体议题，受众角色和体量难免受限。如何实现政策、成就的贯彻性传播，或可通过聚焦人生主题、设置交叉议题的方式实现。
文章讨论了大豆根系虚拟模型的构建方法，设计了大豆根系的L系统，并在VC++环境下采用OpenGL技术实现了其可视化，分析了各参数对根系模型的影响，生成的大豆根系图像具有随机性，在形态结构上与真实根系图像比较接近。但是，试验数据是在没有考虑水分、光照等环境因素下获取的，加之根系数据采集手段的局限性等因素，与自然环境下的数据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应进一步结合大豆根系的生理特征进行模拟，为大豆根系模拟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在个体与家庭的生命历程中存在诸多不可回避的人生主题，特定宣传主题嵌套在人生主题之中，特殊性便向一般性有所过渡。例如，脱贫叙事中的矛盾冲突分为两类，一是主体间矛盾，包括政策落实需处理的住房问题、耕地问题等。二是主体内矛盾，如个体家庭与工作的关系问题等。脱贫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的第1集《开勇》，以两条故事线贯穿全片。一是村支书常开勇的叙事视角，他每天奔忙于工作，妻子一人担起家里的所有重担，含泪说“我当你的贫困户，该有多好”。常开勇面对的工作难题是决战全面脱贫历程的艰辛在基层的体现，生活困境、工作困扰难以平衡。二是贫困户陶银秀家的叙事视角，家中老人因身体不好拒绝搬迁，而孩子则需要走进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影片末尾老人留在山村目送她们离开的画面，与孩子眼中充满希望仰望楼群的画面形成对比，道出了易地搬迁过程的痛点。
以人生主题嵌套脱贫攻坚等公共议题，受众在故事中思索共同困惑的答案，找寻相似经历的情感抚慰。国计民生不是遥远话题，而是揉进生活中的细小支点。在议题入脑的过程中受众不再停留于获得信息的层面，而是与政策成就对话，体会人生与时代、家与国之间的深度关联。
（二）个体故事唤起群体共鸣
媒介的发展使群体互动的方式逐步摆脱时空的拘囿，身体在场并非必要条件。视听文化构筑的人文景观使大众拥有拟社会互动的可能。个体叙事刻画了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既通过正面形象彰显了新时代人民的精神风貌，也让人物不完美的一面在故事中得以解释。个体叙事有助于受众在高共情、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中实现跨时空凝聚。
首先，以扶贫工作者为主体的作品，塑造了以公为先、以民为本的群体形象，体现为对扶贫工作的尽职忘我，对村民需求的全力体察，有吃苦耐劳的韧性，也有舍己为人的风尚。例如《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中的第2集《工作队里的年轻人》，讲述了云南省天生塘村扶贫工作队的故事。队员李梅的丈夫因公殉职，李梅面对组织给予的工作调动仍选择坚守基层，延续丈夫的工作，用爱与责任联结家与国。观众与之形成基于道德感动的善心互动，“此类寻求德性共感的群体，在社会心理角度构成了凝聚性最强劲的群体⑦。”
其次，以贫困群众为叙事主体的作品，刻画了勤劳勇敢、挚情质朴的群像，体现为对乡情风物的衷情，对劳作奔忙的坚持，有移风易俗的勇气，有知足常乐的达观。土地凝聚着村民最深的情结，《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中的贫困户杨娥子搬迁后仍不忘回村里锄地，她说：“待着也是待着，不如干点活。”完成就业安置的刘福有负责环卫工作，他说:“我不想歇着，干不成重活我干个轻活。”《柴米油盐之上》中的卡车司机琳宝代表了126万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女性卡车司机群体，表达了女性在家庭、职场中的自强之路。杂技演员王怀甫作为从农村涌入城市奋斗的数千万人之一，证明了如何以坚韧的拼搏精神走上小康之路。子胥村孕育出快递产业的故事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体奋进之路，唤起了强烈的群体认同。从脱贫故事到奋斗故事，流动的主题中承载了隽永的中国精神和形成家国认同的定力。
（一）对比叙事中的真凭实据
当个体叙事中主体的态度、思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符合受众自身需要时，则会激发受众积极的、肯定的情绪体验,并达成情感认同。但情感认同很大程度上受感性支配，难免有短暂、瞬时性特征，对于长期稳定的国家认同而言，应形成建立于翔实材料之上的与情感认同互补的理性认同。对比叙事是在个体叙事的基础上进行的“升维”创作，在脱贫前、脱贫中、脱贫后的历时逻辑中，用影像、访谈资料构成对比，佐证脱贫效果，彰显脱贫意义。受众在独立单元的个体故事中更易共情，而具有时间纵深、发展脉络的故事则更易让受众在鲜明的对比中认知事实，形成理性认同。
《十年，这里》
中国之声推出的特别策划《十年，这里》的第1期《阿什努人的新生活、新家园》，截取各时间节点的脱贫进度以及个体的生活现状，在对比中展现十年间民生的改善。从2013年到2022年，叙事主体之一马乙拉四经历了从阿什努乡的放羊娃、外出创业的拉面店主、到爱好文学的业余诗人、再到化隆县人民法院群科法庭特邀调解员的身份转变。个体成长伴随着社会发展，从2013年阿什努乡严重干旱，计划实施退耕还林，到2014年自来水通往村民家，再到2015年40多户村民搬迁，最后2019年全乡774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都实现脱贫，阿什努乡的经济、法制、教育都在当地作为经济支柱的拉面产业带动下有了明显改善。以实践为本，时间为尺，对比为据，诉诸理性的叙事策略，具备佐证政策成就的现实说服力。
（二）多元叙事中的“复调”辨析
除纵向对比外，横向的多方辨析也对理性认同的形成有所助益。苏联文艺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借用音乐术语“复调”，提出文学概念“复调理论”，“指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有机地交错在一起，彼此平等地相互讨论、争辩，构成众声喧哗的景观⑧。”强调叙述的主体间性，认为意义在个体间的对话中产生。
《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
《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的外国青年视角
“复调”式的阐述有助于跳脱于叙事的说服与被说服的二元关系，从多元视域评估认同的合理性。例如，《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执政理念，第1集《人民情怀》的前半部分讲述了中国的扶贫工作。片中的叙事主体有三类，一是不同职业的外国青年，第一句画外音：“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可不想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为中国的国家主席，有超过13亿人期盼着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个挑战太大了。”奠定全片“他者”观察的主基调。二是国内专家的专业解读，从中国最难克服的深度贫困着手分析，提出“精准扶贫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贫困人口扶志”。与刻意追捧不同，从学理化层面分析深度贫困。三是扶贫对象，石爬专、龙先兰等讲述脱贫前后生活的改变。区别于自我感动式的独白，多元叙事更为客观。
“复调”不单以话语为形，也体现在故事立意上。脱贫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的导演柯文思称：“不能只看到大的层面，还要看到细节和不足。”正如美国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曾在说服与宣传研究中提出“一面提示”“两面提示”的概念。“一面提示”指仅向说服对象表达对自己有利的正面信息。“两面提示”指除提示对方有利信息外，也阐明不利信息。“一面提示有利于快速阐明主张，但难免给人咄咄逼人之感，产生心理抵抗。长期来看，两面提示的传播效果更强。”⑨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国情怀是中国自古代“家国同构”发展而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认同框架，“个人—家族—国家架构发挥作用，能有效激发家国情怀中自发的认同感与凝聚力⑩。”历经自我认同、群体认同的两个前续环节得以实现的国家认同根基更为深厚。
聚焦到重大主题宣传视域，以个体叙事为切入点进行传播，内在机理在于对主体性的归化运用。针对严肃议题，如何让信息不止于触达，让受众从接触，到接受，再到接纳，则需要基于受众视角下认同实现的过程构建框架。可接受的话语风格是国家认同实现的第一要素；
受众在相关、相通的叙事中找到自身的投射与归属，实现情感认同是第二要素；
基于情感共同体的理性辨析是持久认同的最终保障。以个体叙事建构国家认同，以人民性为基点进行策略创新，有助于拓展传统宣传的局限性，从细处落笔着墨，描绘好生机中国。
注释
①《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htm.
②《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5/content_5588869.htm.
③吴志远：《离散的认同：网络社会中现代认同重构的技术逻辑》，《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1期。
④﹝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4页。
⑤刘涛、朱思敏：《融合新闻的声音“景观”及其叙事语言》，《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12期。
⑥《鲁迅文集·杂文集·准月风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
⑦任剑涛：《“推己及人”与“中华民族”建构的情感进路》，《文史哲》，2021年第3期。
⑧杨春时，简圣宇：《巴赫金：复调小说的主体间性世界》，《东南学术》，2011年第2期。
⑨﹝美﹞卡尔·霍夫兰等：《传播与劝服》，张建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页。
⑩张倩：《从家国情怀解读国家认同的中国特色》，《江淮论坛》，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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