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巧
老子身为周朝守藏史，深谙政治兴衰更替的深刻原理。老子思想针对的是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王室贵族，教导他们均衡自己的权力，长久地保有自己的身份地位。《汉书·艺文志》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史官记录成败存亡，深知君王若要长治久安，必须要抓住根本，深谙“清虚、卑弱”的行事方式。作为道家的鼻祖，老子的学问体系是面向君王、公卿大夫等执政阶层的，与君王南面之术联系紧密。
老子(公元前571年左右-公元前470年左右)，姓李名耳，字聃，是周朝的守藏史，作为史官可以阅读当时最丰富的典籍，传承了祭祀卜筮、天文地理、文化礼仪乃至政治兴衰更替等整个周朝的知识体系，堪称周王室知识最丰富的人之一。
老子作为周朝守藏史懂得阴阳之道，笔者认为《道德经》是老子在掌握了阴阳之道的前提下，专门面向王室、诸侯贵族指出如何使用阴阳相和、刚柔相济中道的书籍。《老子》形象地阐述了阴阳相和、内外相齐、动静相宜、刚柔相济的中道思想，使君子能够遵循事物规律顺利成就每一步的事功，并能防止事功的失败(王天苗：《周易王氏传》，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2页)。笔者认为，阳指的是身处高位所拥有的权势、治国理政的能力才干、杀伐决断的勇气与决心等刚强、强势、有力的一些特质和能力手段，阴指的是守柔、谦虚退让、清静无为的特质和思维方式，两者调和称为中道。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第二十八章)，指出要知晓、掌握“阳”，同时又能使用“阴”的思维以中和前者，两者不可偏废。
《道德经》开篇即点出“道可道，非常道”，老子所要阐述的是一个难以用语言具体描述的深刻的“道”。“道”内容丰富，充满了辩证色彩，“贵柔”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老子用水的比喻来说明“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水是柔弱的，看似无形的，但要说到攻坚强，水却可以发挥巨大的威力。同理，“柔”看起来是卑弱的、退让的、无力的，但在现实中，“柔弱”有时却可以战胜一味的“刚强”。
阴阳相和、刚柔相济的中道思想是先秦的重要思想。如果国君或者君子能够运用中道，则能在事功上有不败的成就；
相反，如果不能秉持阴阳相和的中道，则会由于过刚或过柔而无法成功或成功以后又失败。所以老子《道德经》里阐述的道理是现实中非常有价值的思维方式，即使是地位崇高的贵族也必须践履。先秦典籍中诸如《吕氏春秋》、《左传》等均能反映这些道理，体现了老子“贵柔”思想在政治上的巨大作用。由于《道德经》比较抽象，没有具体事例，我试从《左传》中的两个例子分析老子思想的巨大实践意义。
(一)强弱可以相互转化
第一个例子是鲁桓公六年时楚武王伐随国，两国和谈，随国派少师主持和谈。楚国斗伯比向楚武王献策道：“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左传·桓公六年》)。季梁果然成功劝阻了随侯出兵。但两年后，少师有宠于随侯，斗伯比劝楚王要抓住这个机会，楚武王会诸侯，随国不来，楚再次伐随。季梁请随侯先假装投降，等楚国不同意，我方因愤怒而士气更足，对方反而会懈怠，但少师劝随侯要立刻出战。季梁又说楚王在楚军左翼，我方应攻打右翼，右无良将，必败。偏败，军阵就散了。少师却说，不正面迎战楚王，就代表我们和楚国不对等。结果随侯都听取了少师的建议，战败于楚，少师被戮。之后随侯向楚国求和，楚武王本不打算答应，但斗伯比说：“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于是定盟约而回(《左传·桓公八年》)。
在这里，楚国认识到由于自身整顿军备、武力威胁，汉东诸国因恐惧而紧密团结，楚国虽实力“刚强”却难以战胜“柔弱”一方。所以想离间汉东诸国，就要让为首的随国变得自大抛弃小国，让“弱”的一方内心变张狂。于是本是军事和国力更强盛的楚国，在小小的随国少师面前表现得疲弱，以求让随国和少师都内心膨胀，让少师在随侯面前更得宠。果然，两年后楚国等到了机会，少师由于性格中的自大因素建议随侯直面楚军主力部队，随侯不听从季梁假投降和避其锋芒的建议，导致随国硬碰硬输了战争。这是因为实力“柔弱”方意识不到双方的客观“强弱”力量对比，内心觉得自己“强”，不自量力，所以失败是难免的。少师死后，楚国同意讲和，也是因为实力“强”的一方内心不自大，不因武力强大就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反而注意观察实力“弱”的一方的具体情况，没有好机会铲除对方，就先同意讲和。由此我们看出，“刚强”和“柔弱”这对概念不仅仅指实力上的强弱，也指内心和认知上的强弱。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第三十三章)，强方可以通过示弱让弱方内心自以为强，弱方于是以弱对强，最终弱方失败。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老子的思想是从道的层面阐释强弱转化的原理，在实际应用中就像斗伯比观察随国国君、少师、季梁的动态变化一样，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少师的性格固然是张狂的，但如果没有楚国让其在和谈中占据上风，显得少师很有能力，少师也不会得到随侯如此之信任。而随侯身为一国之君，任人决事是他的责任，他违背了老子“守柔”的思想，顺应着内心的自大和不自量力听取了错误的建议。
(二)贵柔处弱胜刚强
第二个例子是晋国士会，其官至晋国中军将、太傅，曾因故逃亡秦国。晋国郤缺评价他“能贱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左传·文公十三年》)。令狐之战五年后，秦出兵伐晋，取羁马，晋军深垒固军，秦不能下，士会为秦康公献策：“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且恶臾骈之佐上军也。若使轻者肆焉，其可。”赵穿追来犯之人不及，果然被激怒，便率领属下擅自出击，中军将赵盾不得不率全军出战。秦晋甫交战即退，半夜秦军使者来到晋军营地约定明日再战，但是晋军上军佐臾骈看出使者神态畏惧，猜测对方会连夜退军，建议立刻将秦军逼至黄河必能战胜。可是胥甲和赵穿却在军门大呼，说还没收敛死伤的士兵，很不仁慈，违背约定的时间将秦军逼到险地是不勇敢。于是晋军没有进攻，而秦军连夜撤军，秦军撤军后不久又进攻了晋国的瑕地，本次交战以晋军失利而告终(《左传·文公十二年》)。
这次交战士会凭借着对晋国赵穿和赵盾的了解，用一小队人马便激怒了赵穿，逼得赵盾放弃优势过早迎战。赵穿在之后的决策中又和臾骈作对，让秦军安然退军，晋军失去了追击的好机会。从秦晋两军实力看，双方算得上是“强”对“强”，但秦国因为有士会在，知道赵穿作为晋襄公的女婿、赵氏的一支，有宠于晋国，年轻而不懂军事，却好胜狂妄，且和上司臾骈有龃龉，他的举动可以影响到赵盾这个最高将领。赵穿的性格和行为就是“过刚”而导致的喜怒具形、狂妄任性、刚愎自用，倘若他能践行老子所总结的“贵柔”思想，收敛自己的怒气，克制自己的好战之心坚守壁垒，则能使秦师疲于异地出征的消耗，战争的天平就会偏向晋军。倘若他能虚心分析战争形势和双方的实际情况，听从臾骈的建议，上下一心听从军令，则能抓住机会一举击败秦军。所以赵穿就是不懂得“柔弱”的道理而导致失败的反例。
士会教育自己儿子的事也很值得深思。有一次晋国军队大胜回国，士燮最后才入城，对父亲说这支军队是中军将郤克统帅的军队，如果他先回来，那国人将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这是代替统帅接受荣誉，所以他不敢这样做。士会欣慰地说：“吾知免矣”(《左传·成公二年》)。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士会的诸多行为暗合了老子的思想。《道德经》中说“自见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无功；
自矜者不长”(第二十四章)，士会的发迹是别人举荐，且明确指出士会能够忍受卑贱而有羞恶之心，性情虽然柔和却不容侵犯，是一个低调、韬光养晦、深藏不露的人。他有治事的才干，却不自恃才能，反而仔细观察和思考，能在细微之处发现事情的关键之处和转机。他回到晋国后身居高位，当时晋国国内有狐氏、先氏、郤氏、胥氏、栾氏、赵氏等众多世族，政局错综复杂，士会告诫自己的儿子要甘居人后，不要抢风头，体现了“不敢为天下先”(第六十七章)，“夫唯不争，故无尤”(第八章)的思想。
士会的政治生涯并不是只有守柔，他的军事才能、治事才干和卓越的判断力及洞察力是有目共睹的，这是他所具备的“阳”的一面，是获得地位和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放眼晋国众多大家族，很多家族在中途就被夺权、流放、杀死，士会能够保全自己的家族，也得益于他对局势的判断、对对手的了解、甘于人后不抢风头的谦让和甘居于下位不贪恋名利权势的通达，最终官至中军将，后又主动退位让给郤克，做到了如老子所说的“功遂身退，天之道”(第九章)。所以有“阳”是成功的根基，但懂得应用中道，能够用“阴”去中和“阳”，用“柔”去中和“刚”，才可以让成功的状态维持长久。
老子作《道德经》讲述的思想不可能孤立于社会和他人，必有其思想来源。由于当时有机会读书、学习的主要是贵族，除了能够世代继承身份地位的王侯公卿，还有在权力阶层浮沉的士大夫，他们掌握着权势，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具有“阳”的一面。对这部分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周天子和诸侯国国君来说，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财富，拥有看起来几乎是“为所欲为的资本”，如何长久地保有这份特权，是他们所要学习的。所以王侯、公卿、士大夫的行为都要符合礼制、德刑的规范，如果肆意使用特权，得罪别的诸侯国或者家族，劳民伤财，不安于本分，很有可能会被其他诸侯国讨伐，被其他家族灭掉。老子身处春秋时期，诸侯国实力渐增，大小征伐不断，诸侯之间的往来进退一方面要符合礼制的规范，另一方面，所有国家都处于一种复杂的博弈状态，诸侯国通过会盟、姻亲、馈赠财物、武力征伐等手段，拉拢其他国家，寻求政治立场和战线的统一，力求在政治制衡中取得更加优势的地位。这种制衡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合作和讨伐的对象不断在变，自身的实力和地位也处于变动之中。诸侯国内部的势力斗争也风起云涌，弑君、诛臣的现象时有发生，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公卿大夫都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应对才行。
老子是周朝守藏史，他传承的是一个学问体系，周朝的贵族都学习、遵守和践行这个体系。可以说老子是对“柔弱胜刚强”的原理作了深入的阐释和总结，突出了它在君王、贵族践行事功时必不可少的作用。“柔弱胜刚强”不是一个刻板的定律，而是一种规律，在现实中需要综合人和事的具体情况，可以创造条件利用“阴阳”和“刚柔”的相互转化去达成目标。本文只选择了两个案例简单说明老子“贵柔”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在真实的历史上能够运用“柔弱胜刚强”这种规律去战胜强大对手的人还有很多，例如汉高祖刘邦就是十分懂得运用中道的人。首先，他起兵抗秦、多年征战、抵御强敌的穷心剧力和剪灭异姓诸侯的杀伐决断等，这是他拥有的“阳”的一面；
而团结身边众多能人的手段、约法三章的克制等，又是他使用“贵柔”的思想去中和“阳刚”一面的体现。
老子的“贵柔”思想是中国思想当中非常重要和实际的部分，懂得“贵柔”，能够应用刚柔相济的中道，是维持事业成功必不可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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