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两歧单世联“人文精神”是当代中国知识界使用最多的概念之一。“人文精神”是当代中国知识界使用最多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的普及极大地利益于1990年代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精神 ,供大家参考。
“人文精神”的两歧
单世联
“人文精神”是当代中国知识界使用最多的概念之一。
“人文精神”是当代中国知识界使用最多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的普及极大地利益于1990年代中期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
这是“文革”结束后思想文化论争的重要一环，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命题的锋芒所向主要是曾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种种“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也理所当然地包含着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期待。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王若水1986年就指出：过去我们“把人看成抽象的?政治?而忽视了人的物质需要”，这些年纠正了这种篇向，强调了物质鼓励，“但也出现一种偏向，以为物质鼓励是万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靠钱来解决。这又把人看成片面的?经济人?，以为他们的行为只受物质的需要考虑支配。两者都没有看到人是?社会人?，他们的需要是多层次的，是在社会历史中变化发展的。两者都没有看到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它不是简单地用物质报酬来满足的，也不是可以用宣传?自我牺牲?、?毫无怨言?而加以忽视的。”此论实际上已正视到人为物役的现代情境。随后而来的“文化热”在中/西、古/今的对比语式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鲜明地提出了人性解放、个性实现等文化/政治理想。进入199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丰富社会物质资源、满足世俗欲望方面显出巨大能量的同时，也使计划体制时代的精神文化的生产和接受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功利目的、交换原则、消费逻辑开始向精神、文化领域的移殖，由此呈现出来的文化的市场化导向，直接催生了“人文精神”的议题。
1、当年论争：“精神”与“人文”
“人文精神”的讨论于1993-1995年之间展开。这是市场经济初潮涌动、社会转型开始呈现的年代，也是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文化艺术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年代。1980年代新启蒙的乐观声调已经远去，1992年踏上的新路前景诱人而又难以捉摸。沉默了3年的人文知识界正寻找新的发言时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王晓明等人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对话，对话者在批评王朔“痞子文学”、张艺谋电影等流行文化后提出了“人文精神”失落、需要重建人文精神的话题。当张汝伦、朱学勤等学者参与后，当《读书》杂志于次年5次连载以“人文精神”为总题的讨论后，特别是当作家王蒙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同于上海诸人的观点和主张后，讨论进一步深化，具有全国性规模。人文学界之外，也有经济学家参与讨论。在持续两年的过程中，共发表文章100多篇，《光明日报》、《文汇报》等还开辟了专栏。1996年讨论基本结束，相关的文章分别编入《人文精神寻思录》（王晓明选编）
和《人文精神讨论文选》（丁东选编）。
在现代论述中，“人文精神”是一个针对性明确而其内在涵义却甚为模糊的概念，甚至“人文精神”能否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也是有疑问的。
当年的讨论语境复杂、论域广泛，且讨论者有自说自话的特点，因此，要对当年的讨论作全面回顾和理性评论是相当困难的。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最重要的可能是上海诸人与王蒙的不同主张。
“人文精神”的提倡者针对的是人文精神“失落”的现状。王晓明的起点是文学的危机：杂志转向、作品质量下降、读者减少、作家批评家“下海”；张汝伦关心的是人文学术的困境：在一个功利心态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文学术被普遍认为可有可无；不断有人要求人文学术实用化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持久压力等等。那么什么是“人文精神”？王晓明开始说得比较含糊：爱好文艺是现代文明人的基本品质，“一个人除了吃饱喝足，总还有些审美欲望吧，他对自己的生存状况，也总会有些理不大清楚的感受需要品味，有些无以名状的疑惑需要探究？在某些特别事情的刺激下，他的精神潜力是不是还会突然勃发，就像老话说的神灵附体一样，眼睛变得特别明亮，思绪一下子伸得很远，甚至陶醉在对人生的全新感受之中，久久不愿?清醒?过来？”张汝伦说得干脆一些：“实际上人文精神是一切人文学术的内在基础和根据。正是由于人文精神意识的逐渐淡薄乃至消失，使得智慧与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内在支撑和动力，使得终极关怀远不如现金关怀那么激动人心。”当代人文学术的一系列问题，“从知识分子自身来看，人文精神的逐渐淡化和失落当是主要的原因。如果你有这个精神，体现在学问上，境界自高，格局自大。而现在灵魂既失，当然就只徒具形骸。所以，今天如欲追寻失落的人文精神，恐怕先要从追问它是怎样失落的开始。”也许受张的启发，王晓明在与张汝伦等人的对话中也以“终极价值”说人文精神：“如果把终极关怀理解为对终极价值的内心需要，以及由此去把握终极价值的不懈的努力，那么我们讲的人文精神，就正是这种关怀所体现，和实践不可分割，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指这种实践的自觉性。”2003年11月，王晓明在讲演中回忆说，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如人格萎缩、批判精神缺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艺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等等。从知识分子（文化人）自身的一面看，主要问题就是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丧失了基本价值观，“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
2008年12月，陈思和也以“对精神滑坡的集体抗衡”来回顾这一讨论。
大体而言，上海诸人设置了一个精神/物质的论述结构，他们在指摘种种“精神失落”、“精神危机”、“精神滑坡”、“精神侏儒”等现象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把社会生活中的拜金主义、文化上的庸俗化与市场经济转型联系起来，进而提倡重建人文精神，并期在生活中实践这一追求。
就是这个一再为上海诸人反复指出的“失落”，引起了深切地体验过文化
禁欲主义和专制蒙昧主义的王蒙的反对。还在此前评论王朔小说的“躲避崇高”等文章中，王蒙就对市场经济与市俗文化表达了真诚的礼赞，“人文精神”的话题正好给了他一个从容发挥的机会。“失落”意味着先有后失，而据王蒙看来，实际情形是中国原来就没有欧洲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此前数十年倒是有过一些反人文精神、伪人文精神的东西。如果说上海诸人的语境是人文精神与市场体制的对立，那么王蒙却将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置于一个对比性结构中：“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它的实质是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抹杀人的欲望与需求。它无视真实的活人。”“是市场而不是计划更承认人的作用，人的主动性。”“是市场经济诱发了悲凉的失落感了吗？是?向钱看?的实利主义成了我们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根源了吗？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在什么态势呢？”判断的不同在于认知的不同。王蒙对人“人文精神”的理解包含了世俗性、物质性、自由性的内涵，即除了含有某种纯精神性的“终极关怀”外，这个概念还应包含某种“常识性世俗性的精神”，某种“坛坛罐罐”之类的“具体的物质的内容”：“对人的关注本来是包括了对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关注的，就是说我们总不应该以叫人人长期勒紧裤带喝西北风并制造美化这种状况的理论来弘扬人文精神。但是，当我们强调人文精神是一种?精神?的时候，我们自古已有于今尤烈的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存天理、灭人欲、舍生忘死、把精神和物质直到与肉体的生命对立起来的传统就开始起作用了。”显然，王蒙对上海诸人的反感，基于中国曾经有过的以天理、道德、精神否定物质需要和肉体满足的传统，他当然没有否认“精神”，但更强调的是人的整体存在，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个体需要的多层次性；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也“应该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要求。”人性需要是如此差异而又多样，因此王蒙主张“不要企图人为地为人文精神奠定唯一的衡量标尺，不要企图在人文精神与非人文精神中间划出明确无疑的界限，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要以假定的或者引进的人文精神作为取舍的唯一依据。”显然，在此多元主义的背后，王蒙关注的不是人的“精神”状况而是人的“生活”状况，准确地说，他认为“精神”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重要的不是弘扬“精神”，而是改善“生活”，先有“人”，然后才有“精神”。“如果真地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如此则市场经济、物质主义都不是“人文精神”的对立面，更不应是指责的对象。
王蒙此论同样有其同调。比如王朔就说：“如果我们回溯历史的话，也许真正形成整体性的民族的人文精神是产生了共产党并提出了共产主义之后。这里头事实也证明包涵有不少乌托邦的东西。”吴滨则指出：“在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的社会里，需要重视的不是人文精神失落不失落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尊重别人的选择问题。”杨争光明确地说：“一些谈人文精神的人，把王朔作为一反面的例子，这很可笑。王朔该干什么还在干什么，依然红红火火，他实际上在做建设人
文精神的实事。”
争论是尖锐的。其中有许多交叉。比如陈思和、高瑞泉等就都把人文精神的失落与近代以来的中国境况联系起来；张汝伦后来明确反对把“失落”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要早得多，也要深得多。相反，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物质生活环境的改善，在事实上应该成为人文精神的恢复和发扬的重要条件。”他们都并未笼统地把人文精神与市场体制对立起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倡导“人文精神”的直接诱引是当代的市场经济对文艺和学术领域的挤压。许纪霖称之为“商业激情”：“过去人们为政治激情驱使而写作，如今为商业激情（名利欲望）驱使而写作，这岂不是一种更严重的人文精神失落！”蔡翔则认为“一个粗鄙化的时代业已来临”，知识分子“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因此“……人文精神的重建，首先针对的是这种在思想解放及商品大潮中的困惑，以求重新获得信念的支持和角色的重新定位。”
这里有两种“人文精神”：上海诸人看重的是“精神”--与物质、世俗保持距离甚至警觉的“精神”，王蒙看重的是“精神”的前提--与物质基础、社会进步、制度转换相关的人的权利、特别是个人的权利。白烨点出了这一点：王朔等人重视人的自由选择“也是一种人文精神，像注重个人的追求，尊重别人的选择，在人际关系上不同的个性平等共处等，都属于人文精神的内容”。
“理想”与“权利”本来并不矛盾更不对立。人当然要生存，要拥有做人的权利，但生存着的人当然也有其精神生活和理想追求，即使是强调某一方面，也并不一定会产生冲突。正如人既要吃饭也要喝水一样，讲精神不一定脱离物质，重物质不一定非精神。之所以会发生争论，在于我们曾经有过把“革命精神”与物质需要对立起来并以前者抑制后者的时期，在于我们曾经有过把精神灌输与权力压迫联系在一起、并以权力抑制物欲的时期。在2007年出版的自传中，王蒙再次强调指出：“乖乖，计划经济时期反而从来没有哪个精英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反而不失落人文精神，越是从物质到精神都严重匮乏的时期，越是有高谈阔论，豪言壮语，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也就越有人文精神（！）现在，小平同志刚刚在南方说了几句有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极左的话，市场经济八字还没有一整撇，封建主义极端主义教条主义与空论主义还十分猖獗之时，刚刚吃饱了肚子没几天，已经痛感人文精神的失落啦！”“计划经济更有人文精神。并非全无道理。第一，计划经济做什么事都集体化团队化，不易出现孤独寂寞个人冒尖一人成功多人失败。第二，计划经济对欲望的克制，计划经济下那种自私与贪婪的人性恶会受到更大的压制而比较不容易泛滥。计划经济的理想性浪漫性人的全能性，更能满足某类人的要求与幻梦。第三，计划经济需要说更多的话，提更多的口号，煽更多的情，写更多的文字文章文学，比各人自谋私利、各赚各钱富有语言性修辞性思辨性道德性理论性精神性与审美价值，高尚得多了。”对此王蒙不但以其对市场体制的称颂而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也是点出了上海诸人没有明白道出的政治背景：“他们看不清或惹不起这些问题产生的体制性前现代性权力掌控的原因，却去大骂市场、拜金与通俗文艺去了。”他认为这是与“精神”论者“青春的?文革?背景”相关的“新左派的高蹈”。
现代社会应当不只是物质丰盈（其实中国还远未到达此境），时代英雄应当不只是富豪显贵，我们还需要相对纯粹的人文艺术、独立特行的品行和相对超脱的价值理想，还需要与市俗社会保持距离的“牛虻”，因此在经济增长、生活富裕的反对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对精神文化的压迫，当然是一种合理的反应。同时，在以“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来教导人们忍受艰难生活的时代结束不久，人们刚开始拥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基本需要、基本欲望还远未得到满足之时，拜金、拜物也是合理的要求。在这样的意义上，不但在20世纪90年代，即使在21世纪初，我们同时需要这两种“人文精神”--因为30年的发展所解决的，主要还只是物质财富的初步满足。虽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两种“人文精神”也许不能同时拥有。
2、西方经验：意大利与德国
在一个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这两种“人文精神”也曾都提倡于近代西方。王蒙后来说：“……外国人讲人文精神，是讲脱离神学的钳制，承认世俗与人，而中国讲的是脱离物欲的引诱，走向伟大的理想精神，有时否定形而下，否定世俗与经济，甚至视世俗为罪恶。同样叫人文精神，外国人强调的是人，人的而不神的，我们强调的恰恰相反，我们强调的是原文中并不存在的人与精神，而不甚在意于人。”其实，外国也有强调精神的“人文主义”。
英国学者布洛克（AlanBullock）强调：人文主义“不是由一个统一的结构维系在一起的，而是由某些共同的假设和对于某些有代表性的，因时而异的问题的共同关心所维系在一起的。我能够找到的最贴切的名词是人文主义传统。”人文主义以人、以人的理想、以人的价值为基本内涵，但其表现形态却受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具体制约。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主题是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能力，它抗议中世纪神权政治和禁欲主义，把积极主动的世俗生活与寺院静修、忏悔祈祷对立起来，认肯人的权利、价值和物欲追求，鼓励个人以其全部的热情和冲动、崇高和卑鄙走向世界舞台。比如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阿尔伯蒂（LeonBattistaAlberti）就认为，世俗的道德最终体现在物质、金钱和财产上：“不要藐视财富，而要防止贪婪。物质极大丰富之后，我们就会生活得愉快和自由。”贫穷不能满足肉体生存的需要，而且会压抑精神的发展。另一位人文主义者布拉乔利尼（PoggioBracciolini）也说：“如果人的身体不健康，生活中缺少财富和失去祖国，那么我们的道德无疑就是僵化的、孤独的和无益的，它将不可能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来。而从僵化和孤独的道德中只能产生一种粗俗的崇高，它与任何真正的崇高无共同之处。”由文艺复兴所启动的近代文化主张人性的自由解放并予以政治
和法律的保障，在破除了中世纪的神学束缚和来世感召之后，近代文化中也弥漫着享乐主义、功利至上、纵欲倾向等等。荷兰思想家爱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以为人生的目的首在寻欢作乐，最快乐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活、幸福就是顺应自然本性、在消除人生的忧患方面情欲胜于理性等似乎惊世骇俗的观点。
到16世纪初，当文艺复兴达到最高峰而同时这个民族的政治衰败看来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有些严肃认真的思想家已经看到了这种衰败和流行的道德堕落之间的关系。否定了人的神性，是不是就只剩下感性冲动呢？这是第二次文艺复兴即是18世纪末兴起的德国古典文化的主题。
与意大利人文主义倡导人的解放不同，德国古典人文主义追求人的自我的修养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德国古典哲学的主题就是弘扬“精神”的力量。黑格尔1818年10月22日在柏林大学开讲《逻辑学》时指出：“精神的道德力量感受到了自己的潜能，举起了自己的旗帜，并且这种感受作为改变现实的威力发挥了效力。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就在于以这种感受而生活、行动和发挥作用的，一切正义感、道德感和宗教感都集中于这种感受之中，我们必须把这视为不可估量的。在这种深刻的、广泛的作用中，精神会把自己提高到本当享有的地位，而平庸的生活和无聊的兴趣都会毁灭，肤浅的见解和意见也会暴露其弱点而烟消云散。”这种唯心主义当然过于形而上，但由此塑造的精神世界至少使德意志哲人可以摆脱社会环境和物质功利而从事人文创造，并深刻地影响了德意志的民族生活。对于更加鲜明地代表了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歌德和席勒（JohannChristophFriedrichvonSchiller）来说，每个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内在法则，而人性的最高实现，就是根据内在法则建立自己的生活，而充分实现每个人的个性也是社会的最高目标。作为对法国大革命暴力行动的反思，席勒认为，人和人类的概念不是一个自然概念，而是文化概念。个人通过和谐地培养自己的全部潜能来发展他的个性，其典范是作为人性的过去形式的希腊人--通过审美教育来脱离简单的直接性和粗糙的本能性而成为“有教养的人”。在这幅绚丽图景中，只有审美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才是人的理想。德国古典人文主义在精神与物质之间作了严格区分，批判粗野的感性欲望和抽象的理性戒律，在人文世界中寻找人的自由。然而，这种过于重视“提高”的人文主义，虽然代表了世俗人文精神的最高境界，却难以具体安排日常的世俗人生。席勒极大地颂扬了诗的力量：“就这样，诗歌号召一声，世人立即把俗务丢开，奋起直追诗的精神，进入神圣的权力世界；他就隶属于崇高的神，任何污俗也不能接近，其他权威都不许作声，也不会遇到任何厄运；只要诗歌的魔力永存，就没有愁眉苦脸的人。”但他知道这只是诗，是实际人生中没有的诗境：“要在诗歌之中永垂不朽，必须在人世间灭亡”。
正因此，告别了古典时代的海涅就针对德国理想主义的人文主义指出：“……德国人民自己就是那博学的浮士德博士，就是那位唯灵主义者，他借助于心灵，最终理解到精神不能满足他的欲望，而要求物质的享受，并把他的物质享受的权利重新还给肉体”。
然而，当19世纪中叶德国流行起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现实政治后，19世纪末又涌动起推崇灵
性和精神性的新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
人就是人，也只是人。世俗享受与精神升华、唯物主义与理想主义、感性自由与理性节制……都一方面都是人的需要、人的追求。歌德说得明白：“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这一个想和那一个离分：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以固执的官能贴紧凡尘，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境。”当人性的感性之维、生存的基本冲动受到基督教长期禁锢、否定之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就起而捍卫这一方面，要求实现人的基本权利；当人的物欲追求获得解放，甚至可能沦为自己欲望的奴隶之时，德国古典人文主义就起而彰显人的“神性”的一面，塑造文化的崇高感和神圣感。如果说人文主义有什么明确的内容，那就是维护人的完整性，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人的肢解、割裂、异化。中世纪训人为圣徒，近代社会诱人以无尽物欲，都没有把人当作一个完整的存在，都是人文主义要批判的。所以，法国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概括说：“在某种意义上，人文主义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反对排他性地从属于上帝，反对一种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念，反对任何忽略或看上去忽略人性的信条，反对任何会减少人类责任的制度，它是一系列永恒的要求，它是荣誉的一种表现。”
从西方文化史上两种人文主义来看，上海诸人与德国人文主义相似而王蒙则接近意大利人文主义。我们同时需要这两种“人文精神”，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王蒙“解放型”的“人文精神”更为可取，这不但是因为我们作为人的权利仍需有进一步的发展和解放，而且因为“人文精神”本来就包括感性和诗性。但在中国经济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政治权力对人性的严格桎梏已部分打破，功利追求、物欲享受、消费文化已经得到正面肯定的条件下，从人文艺术的角度，我们当然要反对市场经济中汹涌膨湃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至少就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上海诸人的“提高型”的“人文精神”也不必等待生活富足之后再来提倡，它完全可以作为个体、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追求。事实上，近十多年来几乎成为日常语言和文化思想界基本议题的“人文精神”，其大致含义也主要是上海诸人所使用的那种对理想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和实践，重点在“精神”。这是我们今天要感谢上海诸人的。
对此，袁伟时当时就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与上海诸人相似，袁也以“终极追求”、“人的价值”、“自身完善和理想实现”、“个性解放”、“理性”等偏重于“精神”的概念界定“人文精神”，但他指出市场经济既消蚀人文精神又确立人文精神、强调人文精神的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强调人文精神盛衰取决于四个因素：政治上实行的是民主还是专制制度以及民主化的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活动的自由度；教育状况；文化传统和人文学者及文化人的状态。此论实际上吸收了上海诸人与王蒙的主要观点而又作了更完整的解释。袁伟时还特别指出：“谈论人文精神而不全面考察上述因素，就有失诸片面的危险”；“显然，如果不下决心系统研究各自面对的领域，不系统全面地分析市场经济体制下各领域的变革，人文
精神只能依旧若隐若现地在半空中飘荡。”人文、精神等等都只是文明生活中的一个要素、一种成分，究竟它对社会与个体有何意义，需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元联系中才能辨析。
3、回到个人权利
人的解放、人的提高，是文明人类的古老话题。仅就现代中国而言，在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中，在蔡元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中，在宗白华、冯至、李长之、贺麟等人对德国古典文化的阐释中，“人文精神”传统都不绝如缕。但极少有人注意到，“人文精神”云云，并非就一定是理想胜境。在现代国家中，人文主义教育最好的莫过于德国，但纳粹大屠杀也发生在德国。一面最崇高的精神，一面是最血腥的暴行，这其间难道毫无关系？王蒙指出了这一点：“一种高尚的利他的精神追求，可以是人文精神的高扬与升华，也可以走火入魔，成为制造苦难，折磨与毁灭自己与别人的敌视人文精神的怪物。”最明确提出这一点的是朱学勤。作为对王晓明人文精神在原则上是普遍的、在实践上应当是个体的这一观点的引申和强调，朱指出：“我们的人文理想越炽热，我们的存在方式就越危险，越有侵略性。顾城就是一例，他那样燃烧的人文热情，有法西斯成分。历史上的法西斯运动，在最深层面，是有人文热情推动的。……今天的人文主义者是不多了。但不多的人文主义者中，对此有警惕的人则更缺乏。对此没有警惕，以俯瞰裁夺的方式对待别人，对待大众，这样的人文主义者、道德理想主义者，有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雅各宾党人，一个潜在的罗伯斯庇尔，一个高尚的侵略者、高尚的精神杀手。”
这是内涵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隐蔽议题。1971年，英国学者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在以“蓝胡子城堡”为题的讲座中，尖锐地指出了人文主义传统与纳粹主义的合谋：“有很大一部份知识界人士和欧洲文明机构以不同程度的欢迎态度来对待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在紧邻着达豪集中营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影响慕尼黑贝多芬室内乐冬季巡回演出活动。当屠夫们手拿博物院指南，虔敬地缓缓经过时，墙上的油画也不会掉落下来。”“我们现在意识到，极端的集体歇斯底里和野蛮，与高雅文化的机构、官僚和专业规范的保存和发展是并行不悖的。换言之，人文艺术与科学赖以传播的图书室、博物馆，剧院，大学，研究中心等等，都是集中营合适的邻居，文化活动的差别性和独特性使之恰好可以忍受周围暴力和严密控制的压迫，它们的痛苦是很小的。人文学问中的感受性（特别是表演艺术家的感受性）、智力、顾虑等等，都被放到一个中立的区域。我们也知道，--除了那些目前还无法被吸纳到一个合理心灵中的知识之外，现在的知识完全文献化了--文学教养、审美感情等可以与野蛮的政治施虐行为并存于一个人身上。像掌握东欧?最后解决?大权的汉斯·弗兰克（HansFrank），就是一个狂热的艺术鉴赏家，有时还是巴赫和贝多芬的演奏家。我们知道，一些掌管拷问和焚尸炉职责的人，也十分熟悉歌德、热爱里尔克。”要为斯坦纳补充例证，那是太多了。大屠杀的主要领导人海德里希（ReinhardTristanEugenHeydrich）演奏小提琴时会感动得泪流满面；1941年随德国进入苏联执行“安全任务”的特谴队的领导之一瓦尔德马·克林格尔赫弗（WaldenmarKlingelhofer）是歌剧演唱家；奥斯威辛集中营司令霍斯（RudolfHoess）的住宅常常传出巴赫的赋格曲；“死亡医生”门格尔（JosephMengele）爱好音乐崇拜但丁；斯坦纳提到的弗兰克不但在心里苦闷时与钢琴为伴弹奏萧邦和贝多芬，1943年后还开始写一本叫《哥伦布的船舱伙计》的小说。在纳粹德国，每个集中营都有自己的乐队，其中以特雷布林卡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的乐队最为出色，当刽子手折磨、处决犹太人时，他们就命令犹太人用一种新的Lyrics来演奏探戈，以和谐完美的音乐来缓解死者惨叫的恐怖。
在欣赏伟大艺术的同时又在制造空前的罪恶，这不是精神分裂，而是德国人文精神的感召力。崇尚人文艺术的德国人能够以维持纯粹精神之名与现实环境保持距离，能够以追求终极价值之名摆脱世俗伦理和法律制度的约束。这就是马丁·路德（MartinLuther）说的：“这外界的秩序是无关紧要的！”也是诗人海涅（HeinrichHeine）讽刺德国人的：“大陆属于法国人俄国人，海洋属于不列颠，但是在梦里的空中王国，我们有统治权不容争辩。”一个沉醉于人文理想境界的人可以“超善恶”地接受现实人间的一切；一个注重自我修养（Bildung）德国人文可以在尘世浩劫面前闭上眼睛。纳粹集中营的刽子手是少数，大多数的德国人没有直接参与大屠杀，却也能够在暴政之下安然生活，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内在自我、对精神生活的专注。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指出：“在德国，长时期的内分守已训练，已使人们对自由和理性的要求内向化了。新教的决定性功能之一，就是让人们的主张和要求由外部世界转到他们的内心生活，从而使解放了的个人接受新建立的社会制度。路德确立了基督教的自由，他把这种自由看作是不依赖于一切外在条件而实现的一种内在价值。就人的真正本质而言，社会现实已变得无关紧要了，人学会了转向其自身要求自身潜力的满足。从?自身中?而不是从外部世界中寻求人生的实现。德国文化的起源同新教是分不开的。在新教中，出现了美、自由和道德的王国，它不为外在的现实和斗争所动摇；它超然于悲惨的社会世界之外，停泊于个人的?灵魂?之中。……由于?受过教育的阶级?脱离了实际事务，因此，他们就没有运用理性来重建社会，而只是在科学、艺术、哲学和宗教领域实现自身。对于他们来说，那些领域成了超越现存社会悲惨状况的?真正现实?；同样，也成了真、善、美和幸福的避难所，而最为重要的是，成了一种不能付诸社会实践的、批判精神的避难所。”在德意志文化传统中，人文艺术的功能之一是：人可以在根本没有幸福、没有自由的时候感到自己是幸福的、自由的。沃尔夫·雷彭尼斯（WolfLepenies）认为，日尔曼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习惯：重文化而轻政治，甚至于以文化代替政治--以文化的态度对待政治问题，由此导致“德国人的政治冷漠灵魂”。在纳粹集权体制下，许多文化人认为，公开反对新的政权这一行为本身，就已表明降低到肮脏的政治活动中去了，而公开支持或暗中默认却被认为是某种
意义上的不问政治和保持客观。
作曲家普菲茨纳（HansErichPfitzner，1869-1949）的座右铭“艺术遗世独立，不受人类存在的困惑和鲜血沾染”为一大批德国人文艺术家所分享。包括指挥家富特文格勒（WilhelmFurtw?ngler）、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Strauss）、科学家海森伯（WernerHeisenberg）等人，都以“内心逃亡”为由，相信“德意志精神高于一切”、文化超越政治，从而心安理得地与纳粹合作。这不是德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直接后果，但纳粹之“恶”与人文主义之“善”之间的连续性，却是一个事实。
然而，又不能把“人文精神”与任何形式的暴政、酷行直接联系起来。伟大的杰作确实无力、也无意克服人间罪恶，但它们确实拥有提高个体的生活境界的功能，也确实体现了人的精神价值。欣赏艺术的人可能双手施虐，践踏艺术的人也不可能尊重人的生命。“人这种存在者在文化中并且通过文化来定义自身。不言自明，丧失了对文化行为和产品的尊重，也就丧失了对人的尊重。人道主义相信人类个体与生俱来就值得尊重，他们的自由有理有据，合乎道义，但是如今，使文化丧失了合法性的同一个过程正在一点一滴地侵蚀人道主义。因为，如果人类个体相信的、说过的、做过的和创造出来的一切都没有内在价值，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追求私人利益的欲望的产物，那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尊重和评价人类个体呢？”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精神与物质的对立，而在于公民是否拥有自由选择、自由创造的权利和空间。自由的精神不会否定他人的物质利益，合法的功利计较不会妨碍他人的精神生活。是喜欢音乐还是喜欢美食，是仰望星空还是埋头挣钱，都是个体的权利，都可以悉听尊便。重要的是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禁止任何人以知识或修养、权势或财富之名要求他人、限制他人、委屈他人。如此，则追求精神与追逐物质就可以相互补充，和谐并存人文精神也好，人道主义也好，最重要的一条是对他人的尊重。我们既不能“已所欲而施于人”式地提倡“精神”，要全国人都来读自己喜欢读的书、看自己喜欢看的戏，也不能为了个人的私欲，“无法无天”，侵犯他人。
所以问题又回到王蒙当年的说法：“……正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停滞与挫折，使左翼文人们集中批评资本主义的软腹部--精神空虚、道德堕落、吸毒、卖淫、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等。而强大的政党、强大的人民政权、强有力的无所不包的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似乎确实能够扫除或一度扫除人类面临的永无解除之日的精神危机。”不能说上海诸人在期待这种种“强大”，但有一点是肯定，在一个一切被计划、被领导、被号召的环境中，是没有人文精神可言的，即使是人文知识分子个体性的“修养”、“自律”和真善美的追求，也应当以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为前提。1973年，德国作家格拉斯（GünterWilhelmGrass）在讲话中说得好：“艺术的自由只存在于重视全社会和个人的人权的地方。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艺术的相对自由或者艺术家的特权地位是通过使自己摆脱潜在弊端的社会状况来换取，那么，艺术家就会作为精英而自我孤立，就会满足于游戏场的自由，倘若他们的艺术以迷惑和遮掩的方式美化束缚自由的关系，那么，这个艺术家就可能与世浮沉并为邪恶的权力所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