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维方，曹晓婕
伴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进程，我国经济实现了四十多年的持续增长，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14.4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但与此同时，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288上升为2020年的0.468，远远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也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八次强调“共同富裕”，显示了随着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从注重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阶段进入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新阶段。教育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战略作用，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那么，在我国当前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教育是通过哪些机制促进共同富裕的呢？
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即通过可持续的高质量经济增长，不断增加全社会的财富总量，做大做好“蛋糕”，才有可能调节收入分配，分好“蛋糕”，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空谈共同富裕，结果只能是“均贫”。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教育能够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为共同富裕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
人力资本是人们通过对自身进行教育和培训所形成的知识和能力，这种知识和能力可以增加其未来收益，并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自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Schultz)等人率先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关于教育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已形成广泛的国际共识。舒尔茨发现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Schultz，1961)。丹尼森(Denison，1965)则在《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我们的选择》等论著中对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做了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他通过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测算得到1929—1957年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5%。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得知识信息的传输和扩散成本大大降低，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越来越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源泉。人们通过教育所获得的更多更好的知识和能力不仅在生产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而且也为从业者的“干中学”和在工作中的不断创新奠定了基础，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新的经济发展催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其代表人物罗默(Romer)1986年发表了《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等一系列研究论文，其核心思想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而技术进步依赖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他指出，大部分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的投资，使得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而基于人力资本的内生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大力投资于教育和研发有利于经济增长。卢卡斯(Lucas)1988年发表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论经济发展机制》等论文，论证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人力资本的不断增长,并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具有溢出效应。总之，新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通过教育培训和“干中学”形成的人力资本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近年来，希克斯(Hicks)和巴罗(Barro)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大力发展教育能够促进经济增长。2015年汉诺谢克(Hanushek)和沃斯曼(Woessmann)在研究了全球自196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状况后发表的《国家的知识资本：教育与经济增长》，更进一步阐述了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在长期经济增长中重要的作用，见图1和图2(Hanushek and Woessmann，2015)。
图1和图2分别以地区和国家为单位，横坐标是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纵坐标是长期经济增长率，显示了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正向相关。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网络社会蓬勃兴起、知识经济高速发展、新一轮以智能化为标志的产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新时代，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
图1 1960—2009年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地区)资料来源：Hanushek and Woessmann(2015)。
图2 1960—2010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资料来源：Hanushek and Woessmann(2015)。
相关研究还揭示了通过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6个成员国在1990—2014年之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既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也有间接效应，在总的贡献中，近七成源自直接效应，三成来自间接效应(张文爱，2020)。一方面，人力资本主要作为“要素积累”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接受正规教育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这种人力资本积累直接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而促进经济增长(Romer，1986；
Bodman and Le，2013)。另一方面，人力资本还可以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其一，人力资本通过影响知识创新能力和消化吸收应用新技术能力，进而影响生产中的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其突出的特征是不会像物质资本那样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相反，人力资本为其拥有者带来丰厚的回报，而且会产生一定的外部效应(Romer，1986；
Lucas，1988；
Benhabib and Spiegel，1994；
Islam，1995)。其二，人力资本可以与物质资本互补。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不仅可以通过优化物质资本的配置而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减缓物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速率，对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影响(Pablo-Romero and Gómez-Calero，2013)。此外，人力资本还可以同其他因素结合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如通过优化劳动供给和分工、制度变迁、产业结构等助力于经济增长(丁小浩和黄依梵，2020)。
基于我国的研究也发现，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能够产生正向的影响，甚至可以抵消人口红利逐渐消弭所带来的损失(钟水映等，2016)。还有研究具体揭示了中国发展新阶段的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机制(闵维方，2017)，其中包括教育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促进经济增长(张心悦和闵维方，2021)；
教育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吴嘉琦和闵维方，2022)；
教育促进城镇化进程，推动经济增长(万博绅和闵维方，2021)；
教育促进内需扩大，拉动经济增长等(闵维方等，2021)。
总之，教育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经济增长，进而为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
我国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实践表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社会经济平等。通过促进共同富裕的公共政策而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调节作用；
而基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三次分配则可以在调节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对于提高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水平都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维持中产阶级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通过政府再分配的社会保障政策。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政府转移支付使中产阶级人数增加5个至7个百分点，丹麦、卢森堡和瑞典等国，转移支付使中产阶级人数增加超过15个百分点。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仅子女津贴就使有子女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增加了4个至5个百分点(Pressman，2010)。2018年，OECD国家通过基于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目标的财政再分配，使得其平均的基尼系数比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降低约30%，其中比利时和芬兰财政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降低了47%。(1)数据来源为OECD Income Distribution Database，2021。而被国际组织研究报告广泛引用的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WIID)显示，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在财政再分配前后几乎没有差异。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S)2011年、2013年、2015年非农个体面板数据分析也发现，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的分配能力是极其微弱的(解垩，2021)，显示中国的财政在再分配度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中金研究院，2022)。从三次分配角度看，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慈善捐赠约1509亿元，仅占GDP的0.15%，2019年美国慈善捐赠约4496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重高达2.1%，美国2019年慈善捐赠金额和比重分别是中国的19倍和14倍。(2)新浪财经，中国居民杠杆率不到12年时间增长近3倍，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7132863516/1a926dc1c00100xta7。我国慈善捐赠规模和比重也存在一定提升空间。
大力发展教育对提高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水平都具有重要影响。首先，普遍提高人们受教育水平对于增强国家再分配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对调节收入结构至关重要的再分配依赖于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而教育不仅能够提高人们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进而提高纳税能力，扩大国家的税基，增加财政收入，为再分配提供更多的资源。如图3和图4所示。
图3 受教育水平与个人所得税占GDP比例的关系(2015—2020年)数据来源：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例参见OECD，2015—2020年；
人均受教育年限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5—2020年。
图4 受教育水平与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比例的关系(2015—2020年)数据来源：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例参见OECD，2015—2020年；
人均受教育年限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CO)，2015—2020年。
图3和图4显示，在一定的税收体制下，一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例随着国民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同时，个人所得税占国家总税收的比例也随着国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而提高。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在2010—2020年间在1%-1.6%之间，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7%左右；
而2010—2019年OECD国家平均比重在7%-8.1%之间(代志新等，2022)。从总体上看，我国公共财政的再分配度较低。2019年，我国税收相对GDP的比例为16%，OECD国家这一比例的平均值为25%。当然，各国的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不同。我国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的收支还包括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等，因此，我国政府的综合预算总收入相对GDP的比例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由于我国的税收以增值税为主，且增值税主要是向消费征收，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率更高，因此增值税的税负更多地被低收入群体承担，导致增值税具有累退性；
而具有累进性的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太小，难以充分发挥再分配的作用。我国目前能够达到月均收入5000元，即有能力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群体只占全国总人口的7%。因此，在改革完善税收和财政体制的同时，大力发展优质公平的教育事业，普遍提高人们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才能增加税收，提高公共财政的再分配度。
其次，普遍提高受教育水平增进人们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解，广泛发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充分发挥三次分配的功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有研究从社会公益活动参与的广泛性角度，分析比较了中美慈善捐赠结构，发现两国社会慈善活动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慈善资源动员方式方面，中国常常是行政性偶发动员、依赖企业捐赠；
美国是社会常态化动员、主要来源是居民个人和家庭的捐赠(李亦楠，2020)。2015年美国超过1亿美元的大额慈善捐赠总额约为33亿美元，仅占社会慈善捐赠总额的1.2%，而由广大普通民众的小额捐赠积累而来的个人捐赠构成美国慈善捐赠的主要部分，是美国慈善捐赠的坚实基础，即使没有大企业家的捐赠，来自个人捐赠的总额依旧十分庞大。(3)Giving USA:2015 Was America’s Most-Generous Year Ever，https://givingusa.org/giving-usa-2016/.进一步研究发现，教育和慈善捐赠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参与捐赠的可能性更大。例如，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比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平均每年多捐赠334美元(Bryant et al.，2003；
Brown and Ferris，2016)。对我国部分省份居民慈善捐款影响因素的调查也证实了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慈善捐款(刘武等，2010；
罗公利等，2009)。基于中国公民公益行为数据库的研究发现，个体教育水平对捐款额度的边际效应为0.69，即具有本科学历的城市居民相较于没有本科学历的城市居民多捐赠约70元(刘凤芹和卢玮静，2013)。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数据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城市社区的家庭参与捐赠的比例更高，其中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家庭捐赠的重要因素。家庭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家庭持续捐赠的可能性提高近84%(杨永娇和张东，2017)。针对企业家群体的调查发现，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企业高管，更愿意主动关切社会所需并提供必要的帮助(Hambrick and Mason，1984)。对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表明，企业决策中的捐赠考量和企业捐赠意愿会随着企业家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增强(程肇基和张桂香，2014)。
总之，良好的教育能够在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纳税能力同时，增进人们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解，认识到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增进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再分配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三次分配，从而有利于面向全社会把“蛋糕”分好，促进共同富裕。
尽管财政再分配在调节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共同富裕过于依赖再分配，则会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并可能导致税负加重。这不仅损害经济效率，迟滞经济增长，而且仅仅是从结果上缩小收入差距，但创造财富的能力差距却没有缩小，进入下一轮经济循环的时候，收入差距可能又会由于能力差异再现出来。仅在再分配上做文章，得到的只会是短期效应，不能从长期根本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之一是在保持经济增长和加大再分配力度的同时，通过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大力发展优质公平、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普遍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知识和能力，使具有不同禀赋和潜能的每一个人都得到充分发展，都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人们拥有的经济能力绝大部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并不是进入校门之时就已经具备的。人们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的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非同小可。其能量之大，可从根本上改变通常的储蓄与资本形成的现行标准，亦可改变工资结构及劳动与财产收入的相对数额(Schultz，1963)。因此，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是通过发展优质公平的教育，保障所有社会成员都获得创造财富的能力，即人的共同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人的潜力的充分发挥。
最近，教育经济学家汉诺谢克(Hanushek)实证检验了教育对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影响。他用三个指标衡量个体能力是否达到了最低教育标准及其对人们创造财富能力的影响：一是学生在包括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的国际学生测评(PISA)成绩能否达到420分；
二是中学入学率；
三是能否正确回答该测试中现代经济生活里常用的汇率计算数学问题。然后分析这一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指标对人均所创造的财富的影响，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指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表1显示，良好的基础教育是提高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基础。而基于基础教育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对于增强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具有更直接的影响。经济发展实践表明，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特别是那些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优秀领军人才，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的创新创业能力，而创新创业是创造财富的最佳方式之一。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术教育，根据劳动力市场需要和职业技能标准要求，通过产学结合，开展订单、定向、定岗等多种模式的培养，造就大量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职业技能型人才，不仅有利于个人顺利就业和提高经济收入，促进共同富裕，而且有利于促进国家的宏观经济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人群。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提高低收入群众子女受教育水平”(习近平，2021)。我国还有8亿多人属于低收入群体，是中等收入群体的近两倍(陈峰，2021)。因此，在通过教育普遍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能力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提高低收入群体及其子女的致富能力，增大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机会。研究显示，优质公平的教育能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提高各种知识技能和非认知能力，从而提高经济收入水平，实现积极的向上的代际社会流动，促进社会的整体经济收入分配格局趋向公平(闵维方和马莉萍，2020)。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仍存在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上升、教育代际流动固化(张欣和陈新忠，2021；
吴学榕等，2021)。尤其是对于那些原本就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而言，阻断代际贫困传递的难度更大(马文武等，2018)。在现实中，不少低收入家庭在脱贫后依旧面临社会阶层固化，甚至返贫等难题(吴镝等，2016；
唐文浩和张震，2022)。因此，加大优质教育资源向低收入群体的倾斜，积极推动教育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之一。
大量研究表明，扶贫必先扶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向上社会流动的最重要机制，尤其是对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经济地位和克服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的积极作用更为凸显。相关研究分析指出，低收入群体的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其进入较高收入群体。相较于教育复制原有经济分配结构的功能，教育对实现低收入群体子女经济地位跃升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要大得多。图5展示的收入通径分析图表明，父亲收入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对子女收入均具有显著影响，前者的通径系数为0.159，后者的通径系数为0.189，说明与父亲收入这一先赋性因素相比，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可以分解为父亲收入对子女收入的直接影响和父亲收入通过影响子女教育继而影响子女收入的间接影响，二者相加为0.183，仍低于教育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其中，父亲收入对子女收入的直接影响占总影响的比例为86.9%；
间接影响占总影响的比例为13.1%。换言之，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直接经济影响，其通过影响子女教育继而影响子女收入的间接影响相对较弱。也就是说，教育具有一定的再生产原有经济分配结构的功能，但这种再生产功能相对较弱(郭丛斌和闵维方，2007)。
图5 收入通径图资料来源：郭丛斌和闵维方(2007)。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分析也发现，教育是影响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关键性因素。低收入家庭的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落入低收入陷阱的机会减少了2%，向上流动到中等收入阶层的概率会增加1.9%(刘志国和刘慧哲，2021)。进一步的研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S)非农个体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收入分布中的初始位置、年龄、教育程度、地区变量都会对收入流动性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是所有决定向上流动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解垩，2021)。基于CGSS和CLDS混合横截面数据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在子代获得社会地位及父代影响子代的主要路径中，教育在各因素重要性排名中位居第一(阳义南和连玉君，2015)。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相关研究也发现，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不仅能提高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Blanden et al.，2007)，使其实现阶层向上流动(寇恩惠和刘柏惠，2013)，而且还能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和社会经济地位，实现收入的增加(Machin and Vignoles，2004)。同时，就业技能水平提高、良好的健康状况也有利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利的农民摆脱职业代际固化，进入高收入行业，实现向上流动和社会阶层的跨越(刘新波等，2019)。国外的研究也提供了相类似的证据。例如，一项探索加拿大移民贫困因素的调查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因素发挥的作用很大，其中受教育年限对减少贫困机会的影响非常显著(Kazemipur and Halli，2001)。
广泛的研究表明，教育不平等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Mincer，1974；
Lemieux，2006；
熊广勤和张卫东，2010；
贺青和张虎，2015；
杨俊和黄潇，2010；
曾嘉，2016；
陈晓东，2021)。因此，发展优质公平的教育，加大优质教育资源向低收入群体的倾斜力度，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着城乡、区域、代际三大不平衡，其中城乡差距是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收入差距近一半可以归结为城乡差距(中金研究院，2022)。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陆铭，2013)。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1.4%，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即便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也仍偏低。当日本和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我国相当时，它们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5%。(4)姚洋：《我国经济将主要在这四个方面进行转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4947671926898747&wfr=spider &for=pc。如果以户籍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仅为45.4%，差距更为明显。因此，推动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而教育则是促进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驱动力。
首先，发展优质公平的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科学水平、生产操作能力和经济运作视野，使得农民能够更多地运用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如新型农业机械和新型化肥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从而使更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镇的收入更高的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其次，教育是提高人的全面素质的基础，是农民通过接受培训和再培训进入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逐步实现“市民化”的必要前提。通过教育推动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全面的城镇化，首先是人本身的城镇化，是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是引领农村居民进入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城镇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居民之间互动更多、社会互动规则更强，公共领域更加发达的社会，因此对人的人文、社会、法律与秩序素养要求更高更系统，这些素养必须通过系统的教育过程才能形成。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城乡一体、互为促进、和谐发展的城镇化。这就要求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见图6)。
图6 生均教育经费占人均GDP比重与城镇化率的关系数据来源：城市化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13)；
生均教育经费占人均GDP比重数据来源于UNESCO(2013)。
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教育促进城镇化的重要作用。一项基于24个城市10年教育数据的研究发现，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对城镇化均有促进作用，各级教育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提升城镇化率(倪鹏飞等，2015)。基于2016—2019年30余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包括教育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可以通过影响要素配置、农村人力资本以及保障农业生产等途径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张子贤和孙伯驰，2022)。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研究发现，数字技能的掌握可以显著提高收入水平，相较于城镇居民而言，对改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产生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牟天琦等，2021)。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的研究也证实，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推进市民化进程(张勋和万广华，2016)。
以上，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证了教育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图7显示了这一趋势。图8则具体揭示了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具体作用机制。
图7 居民受教育水平与基尼系数的关系数据来源：基尼系数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19)；
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源于UNESCO(2019)。
图8 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
当前，正值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发轫之际，基于中国国情与最新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趋势，揭示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将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初步概括如下：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经济增长，为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
教育增进人们对公共利益的理解，为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奠定社会基础；
通过教育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能力，为共同富裕奠定微观基础；
通过促进教育公平，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向低收入家庭倾斜，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教育促进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别等多种作用机制促进共同富裕，如图8所示。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同共同富裕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首先，同简单的均贫富不同，教育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长期加大教育发展力度，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能力，为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受到宏观经济状况的深刻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教育发挥作用的程度有所差别。第三，由于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总是在一定的制度化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二者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公共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等制度化因素的制约。当然，上述机制还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共同富裕由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两方面构成，而目前的机制涉及精神层面富裕的内容相对有限。纵观现实，人们精神富裕的实现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正如古人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些地方尽管在物质富裕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精神富裕的水平仍有待提高。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水平提高方面具有更加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些需要我们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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