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提高合作能力是农民合作社研究的元问题之一。通过对傻教授皇菊合作社的个案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构建了一个以乡村治理为基础、市场竞争为提升的内生与外铄的理论框架。内生就是在乡村治理中锻炼和提高农民合作能力，即改善村庄环境，凝聚共同目标及形成合作共识，提供公共产品激发农民共同行动能力，说服沟通提高农民解决合作矛盾的能力；
外铄就是在外部资源支持下，成立合作社发展经济，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育农民讲信用的能力。提高农民合作能力以及实现农民合作需要内生与外铄相结合。只有通过外铄，内生才能获得质的提升；
只有通过内生，外铄才能有坚实的基础，而且只有内生但没有外部资源输入就是内卷，必须通过内生与外铄的方法共同提高农民合作能力。
［关键词］ 内生；
外铄；
农民合作能力；
村庄治理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2-0079-11
自然界既有残酷的生存竞争，也有良善的合作。各种生物都会在其生存的过程中彼此合作［1］3。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而在现代社会合作尤其重要［2］。从合作角度看，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乃至所有社会科学学者在研究社会秩序时，都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人们达成自由平等的社会合作需要什么样的观念；
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观念分歧和利益上的矛盾，从而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哲学家、古典社会学家主要探讨实现自由且平等的社会合作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提出了契约观、正义观、公正观、团结观等，以及如何处理相互之间观念分歧以形成稳定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在自然状态下，人无法再生活下去，必须要有基于共同利益、共同目标的公意，以及平等的社会公约［3］153。通过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理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了正义对人们合作的重要性。他说：“正义的对象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方式。”［3］398社会学家涂尔干通过对《社会分工论》中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讨论，提出的就是合作的团结观，因为团结是合作的最高形式。他认为，社会是建立在基本契约基础上的，社会团结是个人利益之间达成的一致关系，契约是这种关系自然体现［4］162。经济学家和博弈论学者则揭示了合作困境的机制与解决合作问题的具体方法。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囚徒困境”与“公地悲剧”等问题，揭示了人类合作的困境及机制，指出这是人类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矛盾的合作难题。博弈论则是更具体地探讨了实现合作的技巧与方法。有学者用计算机模拟不同竞争策略竞赛的方法，得出“一报还一报”的策略是最佳合作策略［5］19。在后续的研究中，这位学者還进一步指出，规范对解决竞争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强调惩罚对形成稳定的合作必不可少。各种支持规范的机制，如元规范、文化社会认同、成员身份和法律、信誉等对合作都十分重要［6］46。实际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以上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总之，哲学家和古典社会学家们讨论了合作对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博弈论专家解释了多种形式的人类合作，以及频繁重复的二元交互或小型群体交互中的合作［7］4，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以上研究都是从宏观层面解释人类合作，但是，在鲜活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思想上的思辨、实验中的模拟和计算模型的演练存在适应性问题。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是能动的，而且受具体的文化、制度、自然环境等影响。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如何提高人们的合作能力与合作意识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如何提高成员的合作能力，仍然是一个重要且基础性的问题。具体到“三农”领域，就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如何提高农民的合作能力？本文以傻教授皇菊合作社的起源、发展壮大为例，试图找到提高农民合作能力的途径与方法，为农民合作社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为乡村治理良序发展提供思路，深化社会学的合作研究，以及为哲学层次上的合作研究提供可批判的文本。
本研究选取这个案例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这个案例在省内具有颇高的知名度，各大媒体还进行过报道。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案例是一位有乡土情怀的教授精心奉献的成果。他将一个经济落后的村庄打造成远近闻名的旅游村，而且还培育出了皇菊产业并成立合作社，这显然可以为如何发展合作社以及提高农民合作能力提供重要参考价值。从2019年到2021年，笔者多次到合作社调研，访谈了村民和相关管理者，获得了丰富的访谈资料，还有一部分来自相关新闻报道的资料。
一、 提高农民合作能力的文献综述
不管农民是“一盘散沙”的说法，还是“农民善分不善合”的观点，都说明农民合作的确是个难题［8］。从民国的乡村建设学派到现在的乡村治理学者、农民合作社研究者，都在为破解农民合作难题寻找良方。其中，提高农民合作能力就是解决农民合作难题的方法之一。就提高农民合作能力的研究而言，学者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展开：
（一） 以文化教育提高农民合作能力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主张通过教育农民来塑造新乡村。梁漱溟认为，中国民族性的缺点是自私心重，不讲公德，缺乏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9］136，以及缺乏集团生活［10］68。他认为，可以通过伦理教育激发农民的自主性，发展合作社，将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合作［11］。合作社运动是一种自觉的运动，“通过经济发展，将农民合作起来，但因为农民没有时代自觉，要待教育完成革命，而此教育又必是政教合一建教合作的那个教育”［12］377。因此，他主张，用儒家伦理教育实现农民合作，因为“伦理关系互以对方为重之精神，运用到团体生活，实在是一仙方”。也就是让中国人从散漫入组织，使国人从被动变为主动。总的来说，他是希望通过学校教育提高农民教育水平，培养自觉意识，激发农民的内生力量，实现农民合作能力的提高。吊诡的是，虽然梁漱溟希望通过教育农民，实现农村现代化并复苏中国文化，但是，农民还是对他帮助引进美国猪和建立棉花运销合作社，并对从中获得的好处感受深刻［13］。后来的学者也有从文化方面分析农民合作的。有学者认为，传统时代农民的合作建立在“亲亲”的理念上，亲缘和地缘的亲近程度决定合作的深度，但近代以来传统文化的破坏使得农民合作面临困境［14］。换言之，农民不是没有合作能力，而是受制度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制约，不同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的农民合作有不同的类型及不同的合作程度。这样，现代的学者不主张用文化教育的单一方式提高农民合作能力，而是将文化教育提高农民合作能力的研究融入到乡村治理研究中。
（二） 以乡村治理提高农民合作能力
民国的乡村建设派和一些实业家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晏阳初以定县试验为基础，从教育农民入手，改良农业技术和乡村自治，提高农民合作能力和农民素质［15］22。与梁漱溟的教育不同，晏阳初的农民教育更多地体现出西学中用，并融入在乡村治理之中的，试图从内生和外铄两个途径聚力共生以实现农民合作能力的提高［16］。这对乡村精神引领和“农民整个人的培育”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17］。卢作孚通过创办企业，利用本土治理方式推动乡村建设，对提高农民合作能力和促进农民合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8］。目前，在乡村治理研究中，有关农民合作能力的研究多集中在修桥、修水利和修路等方面。学者分析了农民在公共物品或设施中合作能力存在的问题［19］，以及存在的原因［20］。学者指出，有四个因素影响农民内生型合作，即合作规模、积极分子、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21］，因此，提高农民合作能力要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也有学者从半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理性化、家庭结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等视角研究乡村治理［22］1，进而揭示影响农民合作的因素，以及农民合作能力对乡村治理的制约作用。当然，农民合作问题和提高农民合作能力的研究只是乡村治理研究的“副产品”。在这些研究中，学者只是顺便提及了农民合作难题，并从乡村治理方面提出解决办法，其前提仍然是组织农民，并使乡村变成利益共同体［23］62。虽然为从经济发展角度提高农民合作能力的研究提供了思路，但是，限于研究主题和视角，乡村治理研究的学者只是指出了农民合作的重要性［24］、分与合的辩证逻辑［25］、自主合作的困境［26］、和合作需要的条件［27］，并从乡村治理的视角对提高农民合作能力和解决农民合作问题提出了较为宏观和抽象的机制与方法［28］，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和精细研究提高农民合作能力问题，以及实现农民合作的具体方法与机制。
（三） 以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合作能力
费孝通主张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将农民组织起来，把亲属关系的新形式重新组合，建立新的合作组织，构建经济技术到社会变革的乡村建设模式，实现农民合作，提高农民的合作能力。他说：“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相应变革，技术变革是不可能的。”［29］160实际上，费孝通这些观点主要来自于费达生开展的乡村社会实验。以费达生为代表的妇女团队，带领农村妇女发展蚕丝合作社［30］，推动农民合作运动。虽然不同于梁漱溟和晏阳初等其他乡村建设学派学者的主张，但是她们让农民从合作中获得了经济收益，激发了农民合作需求，为合作性组织和提高农民合作能力做出了重要探索［31］。现在，很多学者与实践工作者也试图通过经济发展来提高农民的合作能力，比如，李昌平在信阳发起的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32］，“格莱珉”项目工作人员在陆村小额信贷中为提升农民合作能力做出的巨大努力［33］。不过，学者的实践探索与主张似乎印证了费达生当年的担忧：“在一般人知识不足维持一个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化变形”，忽视合作教育，合作社就会变味，合作事业最大困难就是人性的自利的弱点［34］。但是，与农村公共领域中的直接谈判形成的合作相比，通过市场形成的农民合作更稳固，因为合作完全建立在自愿、成本低基础之上，要以积极的态度发展市场经济寻找新型农民合作方式的可能性［35］。这一点是主张通过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合作能力的学者的共识。
（四） 文献述评
既有研究认为，文化教育、乡村经济和乡村治理是提高农民合作能力的三种途径。文化教育（接近于文化教化）的途径主张继承传统优良文化是必要的，但传统儒家文化很难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事实证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者们的文化教育脱离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情况即合作实践，所以，收效甚微。发展乡村经济是锻炼农民合作能力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农民合作能力很低时，直接把农民带入或推入市场并参与竞争，只能适得其反。费孝通对此深有体会，他说：“改革者只教授女孩子如何缫丝，而没有教社员如何当主人。只要教育工作跟不上，工业改革的合作工厂可以只是为人民而设，但决不可能真正由人民管理。”［29］175费达生在实践过程的担忧也显示了发展经济对提高农民合作能力作用有限。乡村治理是融教育、治理实践为一体的提高农民合作能力的方法，但是，目前乡村治理的研究没有从合作角度研究合作问题，如何通过乡村治理锻炼农民合作能力，实现农民合作，仍然是乡村良性治理和乡村经济不可回避的前置条件或基础。也就是说，实践工作者特别强调农民自主基础上实现合作，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36］766。虽然这已经成为共识，但如何让他们自己走路却仍然是个难题［8］。本文通过对傻教授皇菊合作社的个案研究，试图找到提高农民合作能力的方法，为农民合作社的研究，以及社会学合作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二、 本文的理论框架
本文认为，学者们讨论的内生与外铄的框架对提高农民合作能力，促进农民合作仍然有借鉴意义。内生与外铄来自中国近代学者转型动力的讨论［37］。内生强调内部激发产生自主性，强调农民作为受教育者的主动性；
外铄是事物外部形成的動力。晏阳初在农民教育中就持这个观点，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三次乡村改造实验是其具体体现［38］。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提高农民合作能力的内生与外铄的理论框架及机制。内生是指农民通过日常参与乡村治理，在治理中，接受合作教育，激发合作需求，锻炼合作能力。外铄是在外部资源支持下，农民建立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既接受合作教育，又锻炼合作能力，从而实现合作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说，一是靠融入教育、文化等多因素的乡村治理，激发和锻炼合作能力；
二是在外部资源支持下参与市场竞争来提高合作能力。内生与外铄形成合力共同发挥提高农民合作能力的作用，这个理论框架具有理论的可靠性与现实合理性。哈耶克明确指出，合作像休戚与共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要以目标及其手段上取得一致为前提，在有共同的具体习惯、知识、对各种可能性有共同看法的小团体里是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合作胜过竞争，但在未知环境的市场中，适应能力提高就要通过竞争而不是合作［39］17。实际上，在乡村治理中“合作胜过竞争”，在市场经济里“竞争胜过合作”，在竞争中形成的合作，人们的生存能力更强。换言之，与人们的日常想法不同，农民在乡村治理中锻炼合作能力，在参与市场竞争中提高合作能力，特别重要的是，参与外部竞争对提高农民合作能力有重要作用。根据现有研究和笔者的实地调查资料，笔者将合作能力归纳为以下几项能力，即共同行动的能力、化解合作矛盾的能力、讲信任的能力和职业技能。本文的理论框架和机制如下图：
内生与外铄是紧密相连的，缺一不可。只有内生没有外铄，乡村治理可能会比较好，表现为乡风淳朴，但是，在封闭社会中，经济难以发展，难以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民富裕，农民合作能力也得不到真正的提高。20世纪50年代，国家支持下的农村合作化虽然培养了农民的自主性，一些精英得到成长［40］，但因缺乏市场竞争锻炼的外铄，农民合作能力没有得到普遍性的提高。在改革开放后，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农民直接被抛入市场，乡村治理又遇到了新的难题，阻碍了农民合作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只有外铄，没有内生也不行。农民没有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合作锻炼与教育，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很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比如，农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矛盾和违约行为，以及农产品以次充好问题等。没有合作社的组织与行为约束，农民呈原子化状态，凭小农个人力量难以在市场中立足，将处于弱势和被剥夺境地，小农与大商业资本之间会出现不公平交易［41］，农业资本会掠夺小农，大农吃小农［42］。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合作社的异化现象。所以，就需要有外部力量支持，具体包括资源、人才、企业等的支持，帮助经济实力弱和合作能力低的农民参与市场竞争，即通过外铄，提高农民合作能力，培育出农民应该具有的市场主体的力量，从而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使农民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
从以上分析可知，本文的理论框架对农民合作有很强的解释力，不但是对既有研究的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三者的综合，而且在借鉴基础上实现了超越。
三、 本文案例及分析：治理与市场互嵌提高农民合作能力
婺源的晓村因地处偏僻，人均耕地不足一亩，长期以来农民靠种地和卖菜为生，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老年人。可以说，在2004年以前，晓村没有从“最美乡村”的乡村旅游中获益。在江西省城工作并当过领导的陈教授在晓村考察时，看到村内有传统制茶作坊，作坊内还有一台木质水力捻茶机。他认为，有必要保护传统制茶文化，因此，2004年退休后他来到晓村居住。他与当地政府签订了自费开发晓村的30年合约——后来事实证明他不单是出于乡土情怀，实际上也是想服务乡村。他在晓村办起了幼儿园、茶作坊、茶客栈和农民文化宫，成立了“傻教授皇菊合作社”，使晓村村民生活富裕，乡风文明，实现了乡村振兴。
（一） 通过乡村治理激发和锻炼农民合作能力
能力一定是要通过锻炼才能提高的，合作能力也是如此。只有在合作实践中，才能锻炼和提高合作能力。而合作能力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合作需求之上，人们的合作需求来自与他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治理。同理，农民的合作需求来自与生活紧密相关的乡村治理，没有治理有序就没有经济发展。所以，提高农民合作能力必须建立在激发农民合作需求基础上，乡村治理是激发农民合作需求的最基本的途径。从现在回溯，我们发现，陈教授最开始就是从村庄治理入手提高农民合作能力的，这个过程，有精心的思考、理性的设计，也有一点一点的实践探索和不断地试错。
1. 改善村庄环境凝聚共同目标及形成合作共识
社会学认为，成功的合作需要有四个条件：共同目标、达成目标的基本共识、合作各方行动相互配合、讲信用［43］140。可见，共同的目标是合作的首要条件。陈教授在订了长期合约后，就搬到村庄居住，每天与村民居住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成为其中的一员，与村民有共同的村庄发展目标。首先，他修复了茶作坊，保护了有历史价值的水力捻茶机，然后，改善村容村貌，清除了村庄大樟树下的杂草，在茶树下安置了石桌石凳，使环境整洁卫生。有位老村民说：“开始，我们不相信那个外地人（陈教授），都在看，时间久了，他和我们一起玩一起说话，大家看到他没有当官的架子，确实是为我们（着想）的，听到他说的有道理，就慢慢相信他，听他的。”
格兰诺维特主张将人放置于社会关系的制度中进行考察［44］，社会人的假设在注重伦理的中国农村比经济人更具有解释力。陈教授发展晓村的经济和保护传统文化，从村庄治理入手，无疑是找到了破解难题的良方。
2. 建幼儿园、农民文化宫激发农民共同行动能力
陈教授自己出资金在村里办起了免费幼儿园，还请外地老师来任教；
修缮旧房子，修建农民文化宫，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让朋友们送书。如果说提供公共物品（设施）从外表改变了村庄的话，幼儿园和农民文化宫则从内部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陈教授通过这些活动发动了村民，激发了村民发展村庄的热情。在这些活动中，村民参与其中知道了共同行动的重要性，陈教授和村民通过共同行动，把共同目标变成了现实。更为重要的是，村民从自己的参与中，不但获得了物质上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增加了自我效能感。
一位从事民宿的老板说：“幼儿园和农民文化宫不挣钱，还要贴钱，他（陈教授）开始租地的时候700多元一亩，挣钱了大家分，要是赔钱就他自己贴，700多元一亩的租金，那个时候好高了，我们自己种地掙不到那么多。大家私下议论，说他傻，傻教授就是这样来的。”
事实上，有其他村民也说，他们开始时真的认为陈教授不懂农业，出那么高的租金是真的傻，后来才慢慢理解了他是在帮助村民。因乡村旅游和皇菊闻名后，傻教授成了村民对陈教授的亲切称呼，说明他得到了村民发自内心的感谢。陈教授正是凭借付出了大量辛苦的工作，付出了精力、金钱，锻炼了农民的共同行动能力。事实上，他作为村庄的“外人”，所有的工作没有村民的支持，都不会成功。另外，陈教授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帮助村民提高了共同致富的认识，形成了共识。只有参与有公共精神和关怀的活动，人们才可能进行有效对话，找到公共利益的共识［45］12。在长期的日常接触与交流中，村民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陈教授的口耳相传的“小渠道”教育，提高了公共意识，共同行动能力也不断增强。同时，村庄的公共性也逐步增强。
3. 耐心说服沟通提高农民解决合作矛盾的能力
晓村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青石驿道，很多村民认为，交通不便会影响乡村旅游，想把这条路改成水泥路，这样可方便游客出入，提高接纳游客数量，增加村庄收入。但是，陈教授坚持要保留古驿道，要村民从长远考虑，强调在不久的将来驿道必将成为晓村的一条特色路和特色景点。当时，很多村民不理解，还对他有意见。他总是利用村民会议、早晨和晚上散步的机会和村民交流，和有想法的村民谈心，打消他们的疑虑。
村里一位老人说：“有些人看到其他村游客多，来我们村的少，就有意见，要修路，陈教授做了好多工作，但还是有不少人把意见放肚子里，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他，作为一个外人，不是为了自己，还不是为了我们村？”
事实证明，陈教授是对的。晓村乡村旅游发展起来后，青石驿道吸引了很多游客，古村的风貌成了附近亮丽的风景，晓村村民真正理解了陈教授。陈教授长期居住在晓村与村民共同生活，在与村民的日常交流中，教会他们处理合作过程中的矛盾。也因此村庄形成了遇到矛盾及时沟通，召开村民会议和向陈教授请教的良好治理状态。村民慢慢知道了怎么解决合作矛盾，而不是将意见放肚子里，“打肚皮官司”（村民语）。
（二） 成立合作社发展经济提高农民合作能力
波兰尼认为，市场受社会政治影响，并与之相互作用。格兰诺维特也指出，社会关系受嵌入其中的市场影响［46］。因此，特别是在儒家文化和关系社会影响下的中国农村，发展农村经济要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乡村治理与乡村经济必定是双重嵌入的，即乡村治理与乡村经济是互嵌的。这也是由农村现实情况决定的。
1.组建合作社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
2008年，为了打造村庄环境，既发展农业经济，又发展乡村旅游，陈教授开始引进白菊花。因为栽培需要村民割掉即将成熟的油菜，村民觉得经济上受损失坚决不同意。陈教授召开村民大会，并承诺给予足够的补偿。很可惜，白菊种植失败，陈教授独自承担了全部损失，亏了七八万元。但是，他发现田野里种植的少量皇菊生长得很好，就决定种植皇菊。因为晓村自然环境优越，皇菊种植获得成功，且品质非常好。2009年，陈教授组建了皇菊合作社（后来叫傻教授皇菊合作社）。他先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销售晓村农民手工制作的皇菊，通过电商和销售商在市场上销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品美誉度和知名度不断提高，销售越来越好，于是便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皇菊品牌。合作社在健康持续发展的同时，让所有村民受益。老年农民在地里干活还可获得劳动报酬。
一位卖皇菊的村民说：“我们一年挣三四万，有的会经营挣十几万，这里加工的皇菊比其他地方的好，手工做的，很精美，味道好喝。”
笔者在调查时发现，很多村民会把一朵朵皇菊装在盒子里，的确很漂亮。通过参与皇菊合作社的组建与发展，村民学会了种植、管理、加工和销售技术等农业科技知识、管理知识。种植皇菊成了农民一项重要的职业技能，他们凭种植加工皇菊的职业能力参与市场竞争并获益。
从中国现阶段合作社的发展情况看，农民成立合作社必须要有资本或职业技能，如果没有，就会变成单方面的依赖，容易产生“精英俘获”等现象。也就是说，“精英俘获”和“公司或大户操纵”的合作社异化现象与农民合作能力低有重要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合作社与其他经济主体平等地参与竞争，合作社的社员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不过度依赖于大户、龙头企业等组织和精英个人，这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律与市场竞争的基本要求。有合作能力的农民组建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与大户或龙头企业进行平等合作，必将成为合作社的发展趋势。因此，陈教授的这些做法与经验，抓住了合作社发展的本质。
2. 乡村旅游培育农民讲信用的能力
多年来，陈教授在晓村一直十分讲信用，即使亏本几十万，也不失信于村民，给村民做了很好的示范。村庄里的农家乐和乡村旅游，没有出现过村民抢客的事情，也没有出现其他地方的宰客现象。一位民宿老板说：“我们民风淳朴，虽然经济发展了，外地人来的多，但我们不会乱收钱，卖的皇菊都自己种的，是真货，陈教授也交待了，宰客了人都不来了，我们的名声也不好，何必呢？”
讲信用既指合作社中的各成员讲信用，也指合作社成员在市场竞争中讲信用。这既是合作能力，也是一种合作意识。讲信用能力提高实质上就是提高了農民的合作能力，在市场中形成的良好声誉，在竞争中的脱颖而出，使晓村从一个荒山野岭的小村庄，变成了生态农业的典范村。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并致富，成为合作社的新生力量，使合作社的发展有了可靠的人力资本。
（三） 合作能力提高后促进合作社健康持续发展
陈教授第一步带领晓村村民进行乡村治理，通过乡村治理凝聚人心，增强了村庄的公共性，村民关心和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业；
第二步建立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村民合作能力得到提高。合作社运转良好，村民年人均收入上万元，有不少村民家庭年收入已过十万元。合作社的皇菊远近闻名，并通过代理商售往全国各地。在陈教授去世后，合作能力提高的村民，在新的带头人的带领下，参与合作社发展，不仅实现了合作社的规模化、产业化、集体化，而且合作社还有了现代化的加工厂。健康持续发展的皇菊合作社已经在为村民提供福利。总之，陈教授有技巧地用内生的乡村治理与外铄的市场竞争相结合的方法，锻炼和提高了农民的合作能力，为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不竭动力。在农民合作能力提高以后，农民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成了合格的市场主体，促进了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
（四） 有乡土情怀和企业家才能的人是互嵌的关键节点
本案例说明，在农民合作社健康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外铄中的有乡土情怀和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专家和学者等是最关键的，是连接内生与外铄的关键节点。他们从农村外部输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源以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提高乡村自治水平和农民合作能力；
在农村内部带领农民输出农产品和服务，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农民合作能力，进而使农民合作社融入市场经济，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实现农民现代化，即实现农民观念和能力的转型与提升。
陈教授出于对乡村文化的热爱，退休后用自己的积蓄和退休工资开发晓村。他并没有紧盯赢利的目标，而是以内生与外铄相结合的办法，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反过来，经济发展后又促进了村庄治理水平的提高。他把自己当作一个村民，站在村民角度去看乡村发展，先从村庄治理入手，潜移默化地教育村民，用传统的“小渠道教育”或“小传统”传播方式，将现代治理理念和发展理念传给村民。通过组织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如整治村容村貌、建幼儿园和农民文化宫等，在具体而微的参与中，让村民知道如何达成共识形成共同行动能力，并通过村民大会解决合作矛盾与分歧。
陈教授采取独自承担风险、利益和村民共享的方式，带领村民发展经济，既保存和弘扬了传统文化，又发挥了比较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和农业产业，从而增加了晓村的知名度、美誉度，最后提升了农民合作能力。在成立和发展皇菊合作社过程中，村民学会了种植、加工、销售和管理知识等，有了职业技能，才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内生与外铄相配合的方法即乡村治理与组建合作社发展经济相结合，锻炼和提高了村民合作能力，二者的作用是相互配合的，缺一不可。即二者相互协同发挥合力，提高农民的合作能力。晓村村民的合作能力提高后，合作意识也得到了提升，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和皇菊合作社的发展质量。因此，在陈教授去世后，“傻教授皇菊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旅游形成了良好互动，为晓村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个案例证明，在中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与乡村治理是互嵌的，将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分割开来，既发展不好经济，也难实现乡村的善治。
这里还需要特别回答一个问题：没有外铄，农民合作可不可以内生？实际上，没有外铄，农民也有合作，但那只是简单的换工式的协作，因其没有突破熟人社会而难以实现致富目标，更谈不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依靠地方性知识和规范，农村有内生秩序，并且可以维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但是，从农村实际情况看，人口自由流动以后，内生秩序慢慢失效，农民初级形式的合作即协作自然就解体，原来的互助被市场化替代了。这就是目前农村遇到的问题。因此，没有外铄，仅靠内生，封闭和缺少外部市场或资源输入的农村，农民合作能力很难获得质的提升，农民合作社很难得到高质量发展，甚至是不能发展的。这样，问题就不是合作可不可以内生，而是内生的合作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只能处于最低的合作层次即换工的协作状态。当然，仅有外铄没有内生，合作就失去了根基，农民合作就无法实现。现实情形就是，农民被突然被推向市场，但因为经济实力太弱，所以被其他市场主体如资本或大户剥削。这就是学者所描述的事实和进行理论分析的资料来源。同时，因为突然推向市场，农民不熟悉市场规则，会产生各种投机行为和违反契约的行为。因此，提高农民合作能力，实现农民合作一定要内生与外铄相结合。内生与外铄的关系可描述为：从横向看，只有通过外铄，内生才能获得质的提升；
从纵向看，只有通过内生，外铄才有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合作没有外铄是可以内生的，但会内卷化，就像自己抓头发不能离开地面一样。其实，没有外部资源输入的内生就是内卷。内卷化概念来自人类学家格尔茨。他在《农业的内卷化》中指出，由于人口过多，爪洼岛人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过量的劳动力，土地亩产增加但人均产出却没有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他将这种现象称为内卷化。在农业领域，内卷化就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很难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状况的根本改善，遑论现代化。因为内卷化会与农民的家庭生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宗教信仰等的内卷化相互强化，并体现在价值系统中［47］，所以，靠自己的力量很难摆脱。内生获得发展的条件是制度竞争或文化交流。解决内卷的方法就是外部资源输入（不管是资源还是文化交流和观念更新）和内部试错即内部不同制度方式竞争，建立容错机制。缺少这些条件，农民合作就无法内生。总之，内生性合作是低层次的合作，屬于协作，是简单交换式的，没有外铄，很难再进一步提升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当然，这也可以解释长期以来理应合作的小农为什么没能组建合作社。这和市场经济在汉代有萌芽，但没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道理是一样的。
哲学和博弈论对合作的研究，是应然层面上的讨论，对提高农民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从而形成合作有帮助，但是忽视了实然的社会关系、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因此，对发展合作社和提高农民合作能力的意义有限。与哲学和博弈论对合作的分析不同，陈教授将文化传承、乡村治理与农民合作能力结合起来，将发展经济与乡村治理结合起来，在实然层面发展合作社和进行乡村治理，提高了农民合作能力，有效地实现了农民合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乡村建设派有所不同，陈教授将教育、文化传承融入乡村治理。虽然乡村建设派也是从教育、文化、经济、治理等方面提高农民合作能力，进而实现农民合作。但是，二者仍有本质区别。首先，陈教授把自己当作村民，并与村民共同决定村庄事务，遇到矛盾时，召开村民大会，并将教育农民融入村庄的日常生活，有效地利用了“小渠道教育”的优势，比如，和村民聊天、谈心。通过以身示范和潜移默化的方式让农民学会参与，培育合作意识，提高合作能力。而民国时期的乡建派如梁漱溟等学者大多有精英思想，缺乏平等意识，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教育启发农民，无法带动农民参与，让农民学会合作。现代的乡建学者大多也难以真正融入村民之中，虽然调查扎实，但提出的对策可能面临无法实施的窘境。格莱珉银行项目等的社会工作者的努力与当地的乡村治理相脱嵌，所以很多项目难以取得良好效果。其次，乡村治理学者对合作社的关注度不够。他们对农民合作能力有真知灼见，但仅限于治理领域，对提高农民合作能力和合作意识作用不大，使得农民在现代市场经济面前，容易原子化和圈子化，导致合作失败［48］65。这也可能是这么多年以来，乡村治理研究对农民合作没有深入也无实效的原因。另外，陈教授与企业家也不相同。有乡土情怀的企业家带农民闯市场，自担风险，农民获得收益，但因农民没有合作能力，会对企业产生依赖，导致农民合作社的自生能力很弱，一旦企业撤出，就很难健康持续发展。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家与农民进行交易，虽然都是平等的交易主体，但农民呈原子化状态，容易被企业操控。要么企业被农民抵制而无法正常经营，要么企业通过基层政府或干部强行让农民让步以减少交易成本，导致双方矛盾不断。而且，在资本下乡中，强行推动“农民上楼”“土地流转”，像“经营城市”一样“经营农村”，改造了乡村治理结构，企业成了农村基层治理的基础，政府和企业联合“经营村庄”，使得经济发展脱离甚至替代了乡村治理［49］。但不管哪一种情况，都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陈教授将乡村治理与合作社发展相结合，既发挥了企业家的乡土情怀，又发挥了企业家才能，还发挥了乡村治理的管理才能，有效地实现了农民合作并使农民合作社与乡村治理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四、 结语
本文的理论框架来自对“傻教授皇菊合作社”的实地调查和访谈，对陈教授在晓村作为村民的一员进行乡村治理和建立合作社的过程进行详细分析，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进行理论提炼而成。将合作能力操作化为共同行动能力、化解合作矛盾能力、合作的职业技能及讲信用。合作能力是合作意识的基础，而二者又是合作的基础，研究合作能力十分必要且尤其重要。
本文案例揭示，农民的合作能力要与乡村治理水平和合作社发展水平同步提升，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农村产业扶贫有重要启示。目前，有些地方扶贫产业发展效果欠佳，其主要原因是扶贫单位急于脱贫强行植入的，农产品市场不大；
地方政府领导要在短期内出政绩而扶持某个产业；
社会组织引入某个产业，再通过社会网络销售产品，不过，和依赖企业一样，农民对社会组织依赖性过大，社会组织不容易撤出，而一撤出产业必将失败，农民就会返贫。尤其重要的是，小农突然被带入市场，不懂技术，不会管理，市场观念滞后，无法与市场共同成长，导致产业发展短期有效，长期无效，甚至扶贫产业试验失败。即使龙头企业带农民进入市场，对产业的生产标准、产品标准进行了规定，农民意识跟不上，做不到或不认同，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销售和品牌声誉。从笔者的调查看，几乎所有外来的产业植入过程均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另外，地方政府官员带货直播等，帮助了农民销售。这当然很重要，但产业发展没有形成产业链，农民市场意识、农民技能和管理水平没提高，效果仍然是短期的。因此，地方官员为政绩或扶贫单位急于帮助扶贫地区脱贫，或引入一个产业只希望在短期内见效，却使得内生与外铄脱节，农民与扶贫产业没有共同成长，农民的合作意识和产业发展没有共同推进，农民的合作能力没有随市场扩大而同步增强。所有扶贫产业发展好的地方的共同点是，发挥了本地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及人文环境的优势，或者植入一个产业但经过长期扶持与发展，实现了内生与外铄协同，促进农民素质提高，使农民的合作能力随市场发育而增强，使农民的合作意识随产业发展而提高。因此，扶贫产业的发展要科学论证，要注重农民自主性的发挥，要注意农民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随市场发育程度提高和政府支持力度增加而提升，如此經过长期发展便能成功。通过内生与外铄的协同作用，农民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才能提高，农民合作社才能健康持续发展。即只有采用综合性的手段发展扶贫产业，才能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
本文案例既包含了融入教育和文化传承的乡村治理，又包含了发展经济的综合模式。通过内生与外铄的方法，二者发挥合力，共同提高农民合作能力。这样的案例在现实中并不少见。因此，本文的理论意义是，突破了从单一领域提升农民合作能力的研究，提出了乡村治理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内生与外铄的理论框架，深化了农民合作能力的研究，推进农民合作和农民合作社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农民合作社乃至农民合作的基础性研究。同时，突破了哲学研究合作的思辨与博弈论研究合作的具体策略的局限，揭示研究合作要关注文化与社会关系等维度。本文的实践意义是，提高农民合作能力需要乡村治理和发展农村经济相互融合，传统与现代相互结合。因为二者本身是互嵌的，前者主要起到日常训练的功能，后者主要起到提高的功能。正如学者所言，真正有效的合作依赖于传统与现代融合出的时代气质和制度精神［50］。乡村治理与农民合作社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可以对制定农民合作社的政策和村民自治规则提供借鉴。本文的创新之处是，提出了一个以乡村治理为基础，外部资源支持下的参与市场竞争能力提升的内生与外铄的理论框架，为提高农民合作能力找到一个可行路径，为农民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治理良序运行提供了思路。
本文案例还有几个启示：一是要教育农民，必须将教育融入乡村治理与乡村经济发展之中才能发生作用，不管是提高农民合作能力，还是弘扬农村传统文化，否则，很难有效。二是提高农民合作能力实现农民组织化是非常重要且紧迫的事情。农民既有归属感的需要，又有组织化需求。无论是宗族，还是社会组织，抑或是农民合作社，都能满足农民的组织化需求，从而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秩序。只要是农民自己的组织，遵守法律开展活动，对改善农民生活状况有作用，就是合理的［51］。这实际上强调了农民自组织对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农民合作能力也是农民自主性的重要体现。三是乡村振兴和农村产业发展需要打通城乡人才流通渠道，农民可以进城工作，城市居民也可以进入农村创业。城市居民将现代观念、知识、信息和社会资本带入乡村，可以通过外部资源输入克服农村无法利用自身资源迈入现代化的内卷化困境，从而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这些启示突显了本研究在回应乡村振兴的理论关切和实践举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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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辉）
（校对：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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