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文晓，李二鹏，王 宁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事业学院，河南 新乡，453002）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新乡市遭遇特大洪涝灾害，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情发生后，新乡市全力开展抢险救灾，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36.5万人。[1]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得受灾群众的身心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除了紧急的生活保障和防疫消杀外，解决受灾群众的心理疏导和精神减压的需求迫在眉睫。
在此背景下，来自X市、Z市和W市的19名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共同组建了H志愿服务团队，合作进入新乡市凤泉区S过渡安置区开展社会心理援助服务，致力于缓解受灾群众的心理焦虑，提升其抗灾应灾能力。在实际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在与过渡安置区内各主体互动中遇到了诸多的挑战，影响着整个服务成效。本文将社会工作者在过渡安置区内所遇到的一系列风险与挑战称作社会工作的“灾害脆弱性”，而其应对这些风险的行为或能力则称为社会工作的“抗灾韧性”。从已有研究来看，在突发灾害事件中，任何个体和组织都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脆弱性，同时他们也都具有一定的应对灾害的韧性，并且个体或组织的韧性越强，越能承受灾害事件所带来的威胁。[2-3]以此次洪涝灾害为例，由于灾害的复杂性、破坏性、不可测性，社会工作者也同受灾群众一样在S过渡安置区内面临着多重脆弱性的困扰，后来随着服务的持续推进，社会工作者也在实践中不断激活其抗灾韧性，促成了S过渡安置区成功应对此次灾害事件，使得社会工作服务在助推灾后援助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主要聚焦于三个研究问题。
第一，在灾后过渡安置阶段，社会工作者的脆弱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第二，对此社会工作者展现了何种程度的抗灾韧性？
第三，这种抗灾韧性对于构建灾后过渡安置阶段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有何借鉴？
具体来说，本文以社会工作参与S过渡安置区的灾后援助服务为例，聚焦于社会工作者在灾后过渡安置阶段所呈现出来的脆弱性和韧性，通过Atlas.ti质性研究软件对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所收集的资料进行编码与分析，并对其加以总结和反思，最终的落脚点是建立一套适用于灾后过渡安置阶段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以充实灾害社会工作领域的现有研究。
(一) 脆弱性与韧性
脆弱性是对可能遭受损失的程度的描述，强调包括社会环境、制度结构或其他体制性力量在内的潜在因素导致的脆弱性现象和行为。[4]对脆弱性概念的早期研究多聚焦于自然灾害领域，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人们在各种社会风险、灾难来临时所呈现的不同脆弱性维度及其造成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围绕致灾因子、灾害的破坏程度、受灾主体的脆弱性和暴露程度等维度来展开的脆弱性评估指标。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公民是灾害的直接承担主体，所以在对脆弱性的研究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关注风险主体的脆弱性维度亦是学界重要的研究内容。[5]由此可见，“脆弱性”概念的提出与发展为解释灾害给风险主体带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基础的理论框架；
在当前复合型灾害的背景下，“韧性”概念则为我们更好地应对危机事件提供了一个风险预防和方案改善的重要思路。
“韧性”最初表示材料在塑性变形和破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以及在应对外部环境压力时的反应，是一个物理学名词。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个概念逐渐应用到社会领域的研究中，表述为一种回应风险和挑战而激发的一种适应和改进的能力，强调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风险来临时能够积极而有效地抵御和恢复冲击，其能力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6-7]“韧性”可看作“脆弱性”的对立面，具有弹性和存续恢复等功能特征[8]，增强受灾主体的韧性即减少其受灾脆弱性[9]。鉴于灾害具有突发性、破坏性的特性，预防灾害并不是风险治理的全部，更关键的是要在预防灾害的过程中挖掘受灾主体的潜在优势，从而提升受灾主体应对灾害和风险的能力阈值。[1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有必要提升受灾主体承受灾害冲击的能力与信心，以免其受到灾害所带来的长期创伤。
综上，笔者梳理了与“脆弱性”和“韧性”基本逻辑相关的文献并发现，通过对不同层次的脆弱性维度与韧性维度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由多因素耦合导致的灾害事件。因此，这种基于“脆弱性—韧性”的分析框架无论是在学理关怀还是社会实践层面都为关注风险主体在灾害事件中的表现与行动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
(二) 灾害社会工作
回应灾难是社会工作实践和专业的重要一部分[11]。综合来看，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灾害社会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第一，面向不同人群对灾害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进行研究。学者们多以老人、儿童、妇女等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且社会工作的灾害介入主要集中在灾后援助、灾后人群身心发展、满足受伤群体的特殊需求、各类服务的策划与开展、社区倡导 、跨专业合作等方面，社会工作者也因此成为灾后重建工作的重要主体之一。[12-17]然而从服务内容来看，学者们侧重于通过各种形式的服务来满足受灾群众的多重需求，并将他们视为需要服务的弱势群体。实际上，作为灾难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就灾害从产生到恢复的整个过程而言，受灾群众正是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的积极参与主体，关注受灾群众的赋权、参与意识、能力发掘、资本建设等方面是至关重要的。[18]
第二，从不同视角对灾害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的困境进行研究。既有研究多从系统视角、社区为本视角、优势视角、“嵌入”视角等方面探讨当前灾害社会工作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制度支持不充分、专业人员匮乏、专业能力不足、专业督导匮乏、服务缺乏可持续性、服务不均衡性、社会工作组织内部管理混乱、对在地的文化敏感性不足等方面。[19-23]
第三，对灾害社会工作的介入模式进行研究。在灾害救助过程中，学者们结合专业实践和地区特色，探索出了多种实务模式，如以协调公私双方互动关系为特征的“公私协力机制”复合型社会工作模式[24]、以嵌入民族特色文化为主的在地化社会工作介入模式[25]、以“移植性、嵌入性、融合性”为特点的四川模式[26]、以“社区关系重建”为核心的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模式[27]等，为探索灾害社会工作本土路径贡献了重要的实践智慧。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整个灾害发展阶段来看，这些灾害社会工作介入模式多聚焦于灾后恢复与重建这一阶段，而对建构灾后过渡安置区实务模式的回应不多。
综上可知，既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一方面，从研究视角来看，将“脆弱性—韧性”的分析框架应用于灾后社会工作服务研究较为合适，本文将从社会工作者在灾后过渡安置阶段的实践过程出发，试图分析社会工作者在与过渡安置区不同风险主体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灾害脆弱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抗灾韧性；
另一方面，众多学者对于社会工作介入灾害实务领域，尤其是介入内容、介入困境及介入模式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本文的研究内容提供了参考，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两点不足。
一是多以“问题视角”来看待受灾群众，认为他们是被服务的一方，忽视了他们身上的能动性及其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价值资产。[28]笔者认为，在过渡安置区的服务中挖掘受灾群众的潜能与优势，不仅是社会工作者的实务遵循，更是克服社会工作者的灾害脆弱性的应有之义。一方面，当受灾群众的潜能被激发后，他们能积极参与和策划社会工作者在过渡安置区开展的各种服务，进而与社会工作者建立一种良性的信任关系，增强服务成效；
另一方面，安置区内各主体在看到社会工作者所带来的服务成效后，会以受灾群众为纽带来加强同社会工作者的互动交流，从而减少社会工作者在过渡安置区内遇到的各种阻碍。二是既有研究侧重于对灾后社区恢复重建这一阶段进行研究，缺乏对灾后安置阶段的学理关怀。因此，有必要对社会工作在灾后过渡安置阶段的服务进行研究，以便各方在灾害事件的各个阶段能更好地做出反应，从而提供相应的服务。
(一) 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又称案例研究，是对一个人、一个事件、一个社会集团或一个社区所进行的深入全面的研究，它的特点是焦点特别集中，对现象的了解特别深入、详细[29]，能够深入理解特定背景下案例的丰富性、复杂性及普遍性[30]，对本研究较为适用。本研究是2021年在新乡市受灾较严重的凤泉区S过渡安置区进行的，将社会工作者与S过渡安置区内各主体之间的互动(主要是当地政府过渡安置区行政管理层、受灾群众及其他专业人士) 作为分析对象。之所以选择S过渡安置区作为本文的研究场域，主要基于两点原因。
第一，就灾后过渡安置区这一服务场域而言，与一般场域下的社会工作服务相比，灾后过渡安置阶段的社会工作服务有其特殊性。以S过渡安置区为例，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服务场域、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主体(见表1) 。在服务场域方面，S过渡安置点作为当地的一所中学，在当地政府的调配下临时接纳了附近四个受灾严重社区的1 000多名受灾群众，经当地政府部门的组织与协调，前期向S过渡安置区运送了大量被褥、折叠床和生活用品，基本满足了受灾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
就服务对象而言，S过渡安置区的受灾群众较多，因此人员构成较为复杂，需求也不尽相同；
就服务内容而言，灾情的发生给受灾群众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使得他们时刻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而S过渡安置区之前并没有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因此急需专业力量提供心理调适和精神解压等服务；
就服务主体而言，在S过渡安置区内的主体主要涉及当地政府、安置区领导、学生志愿者、受灾群众、各地公益慈善组织、由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所组成的跨专业合作团队等，而每个主体又有其自身需求，因此，选择将人员复杂、需求多样的S过渡安置区作为研究场域，更能为我们展示社会工作者在平衡这些利益主体之间的需求的过程中显露出来的脆弱性。
表1 两种场域下的社会工作服务
第二，就灾害社会工作这一实务领域而言，与其他灾害社会工作研究相比，社会工作在S过渡安置区的服务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服务场域来看，H志愿服务团队前期也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入驻S过渡安置区，为其后续开展服务确立身份上的合法性；
从服务对象来看，在S过渡安置区内居住的多为受此次洪灾影响严重的附近几个社区的受灾群众，笔者经过调研发现，他们所表现出的身心状态、言语行为同受其他灾种影响的群众具有诸多相似的特征；
从服务内容来看，H志愿服务团队前期为受灾群众所提供的服务主要以紧急服务为主，包括物质援助和一些心理干预服务，为后续提供专业服务奠定基础；
从服务主体来看，灾害社会工作强调单靠社会工作的力量无法及时有效地满足受灾群众的紧迫需求，因此基于跨专业的多主体合作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灾害事件的一大特点。H志愿服务团队就是由Z社会工作协会组织协调、M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指挥的一支灾后援助服务队，经过前期招募，征集了来自Z社会工作协会、M社会工作服务中心、L社会工作服务中心、H心理咨询师协会的19名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共同组成了该团队。
综上所述，在确定研究场域后，H志愿服务团队迅速赶到S过渡安置区为1 000多名受灾群众提供灾后社会心理支持服务，及时、有效地回应了此次公共危机事件。根据当地政府的协调与安排，团队在2021年7月26日入驻S过渡安置点，在进行为期一周的服务后(届时群众也会陆续撤离) 离开过渡安置区，之后由新乡的社会工作团队继续提供灾后社区恢复的支持服务。
(二) 数据收集
在一周的服务时间里，H志愿服务团队重点就资源链接、儿童发展服务、老人个案服务、社会心理服务及志愿者减压服务五个部分开展服务。笔者作为H志愿服务团队中的一员，全程参与了团队在S过渡安置区的服务，主要负责协助团队其他成员开展相关活动、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等工作，也因此收集了大量直接、真实和详尽的研究资料。
本文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文本资料，主要收集来自团队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号的线上文本资料和团队成员的每日工作总结资料；
二是观察资料，笔者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式记录团队其他成员、受灾群众、过渡安置区行政管理层对团队所开展服务的态度、言语及行为表现，并及时做好工作记录与反思；
三是音频资料，主要包括一些活动视频及对相关人员的访谈录音，其中访谈录音的内容主要涉及受灾群众对社会工作服务的评价以及团队负责人对此次服务成效的评估。
总体来说，本研究所收集到的资料主要包括团队成员每日工作日志、工作记录、活动策划书、活动宣传稿、活动照片、活动视频、对相关人员的访谈录音等。这些资料主要涉及H志愿服务团队成员、受灾群众、安置区行政管理层等主体，主要内容为H志愿服务团队开展活动的基本情况、与S过渡安置区其他主体的日常对话记录、对相关人员的访谈录音、团队成员对服务和一些突发事件的反思等。
本研究遵循质性研究中的保密原则，对文中涉及的相关人士、地点的资料均做了保密处理，以保护他们的隐私；
同时本研究也承诺整个研究仅供学术研究使用，不做他用。
(三) 数据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Atlas.ti质性分析软件来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Atlas.ti是一款适用于多种形式数据的分析软件，可同时分析和处理多个文本、图片、音频、地理方位数据等，具有很强的数据分析能力和结果呈现功能，它的使用方法就是将研究者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不断的编码与归类，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明确资料的核心编码，以此帮助研究者发现研究主题，对提高定性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有很大的帮助。[31]H志愿服务团队在S过渡安置区的服务结束后，笔者对既有资料进行了归类与汇编，共得到46份文本、3段录音、42个视频、336张图片，并进行筛选，筛选标准有3条。
第一，与社会工作者在S过渡安置区开展的服务有关的文本、图片、录音、视频等资料。按照此标准得出了38份文本、3段录音、6个视频、121张图片。
第二，涉及社会工作者与H志愿服务团队成员、受灾群众、过渡安置区行政管理层等主体互动的文本、图片、录音、视频等资料。按照此标准得出了28份文本、3段录音、6个视频、104张图片。
第三，其他无效的资料不参与编码，如资料损坏、资料不完整、与上述两项内容相似等。按照此标准得出了28份文本、3段录音、3个视频、96张图片。
在确定最终数据后，笔者将资料导入Atlas.ti软件中依次进行分析。首先，笔者对资料进行了开放式编码，初步形成了一份独立编码，在经过多次交流与讨论后，根据独立编码浮现的主题确定了两个大的编码组：一组为“过渡安置阶段社会工作脆弱性维度”，包含了28份文本、3段录音、3个视频的编码内容；
另一组为“过渡安置阶段社会工作服务内容”，包含了96张图片的编码内容。
其次，笔者对这两个编码组的独立编码进行了归类与分析，并根据本土经验和已有文献概念形成最终编码维度。其中在“过渡安置阶段社会工作脆弱性维度”编码组，划分为社会工作与过渡安置区行政管理层的主体层面、与受灾群众的服务层面、与其他专业人士的协作层面三个主题，社会工作者在每个主题下均有不同的脆弱性表现；
在“过渡安置阶段社会工作服务内容”编码组，按照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分为社会工作在行政管理层层面的服务、在受灾群众层面的服务及团队层面的服务三个主题，每个主题下面也涉及相应的服务内容，这些服务内容也为笔者后续分析社会工作者在S过渡安置区所展现出来的抗灾韧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最后，按照“年份+日期+序号”的编码规则对上述编码进行了编号处理，并回过头来对整个文档重新梳理与检查，在做完上述数据分析工作后，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我们制作了相应图表(见表2、图1、图2) 。
表2 过渡安置阶段社会工作脆弱性维度分析表
图1 社会工作服务内容分析图(Atlas.ti Sankey图示分析)
图2 社会工作服务内容与安置区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情况(Atlas.ti 编码交叉表单)
尽管H志愿服务团队在S过渡安置区开展了一系列服务，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受灾群众的身心状态，但从表2中可以看出，社会工作者作为灾后援助服务的重要主体之一，也面临着来自其他主体的挑战，并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脆弱性特征。
(一) 过渡安置区行政管理层：社会工作在主体层面的脆弱性
主体性是主体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自觉、能动选择和独立创造的特性。[32]通常情况下，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人的科学”，会不断整合其价值理念、科学知识和实践行动来达成自我转变，以便不断反思和批判自我，最终实现专业的主体化，以应对社会权力给专业发展带来的一些风险与挑战，而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社会工作对于自身转变过程的掌控权即社会工作的主体性。[33]作为H志愿服务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者在与过渡安置区行政管理层的互动中也暴露出了其在过渡安置区的主体性脆弱，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过渡安置区行政管理层对灾害信息的发布较为敏感，而这种敏感性一定程度上干涉了社会工作者所开展的服务，导致二者之间难以真正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在建立健全慈善信息统计的基础上及时向社会公开慈善信息，而慈善组织的受托人也应当在此规定的基础上发布相关信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34]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无论多么荒谬的信息都难免会受到关注，导致一些不必要的次生灾害发生，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对与灾情有关的信息发布和舆情回应格外关注。作为一所中学，S过渡安置区是由当地教育局统一管理和指导的，在此情境下，其领导层具有较强的行政路径依赖，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上级部门完成各项工作以及保持本安置区的稳定，因此对与S过渡安置区相关的信息显得尤为敏感。但由于H志愿服务团队的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专业，在服务过程中，就有心理咨询师因未能意识到过渡安置区行政管理层的这种政治敏感性，在事先未与他们和团队其他成员沟通的情况下就把S过渡安置区的基本情况报送给了H心理咨询师协会，而后者又把这个信息发布到了网上。事后，当S过渡安置区的领导来找团队了解情况时，由于在场的社会工作者并不知情，无法及时向安置区领导解释清楚这一情况，特别是当领导看到社会工作者在需求调研中记录的受灾群众需求信息时，当场就表示希望社会工作者能够停止这一工作。这一突发事件也使得H志愿服务团队与S过渡安置区的合作关系面临着破裂的危机。
你们(团队) 往外发布了一些信息，你们都说的啥(内容) 啊？我也是听上面(领导) 给我说才了解这个情况，下午教育局局长也要来咱这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做让我也没办法跟上面交代啊。(安置区领导同团队的对话记录) (2021 113001-政治敏感性)
第二，社会工作者在S过渡安置区的服务具有单向嵌入性，特别是跨专业合作的方式极易导致社会工作主体身份混淆错位，其主体身份难以得到S过渡安置区行政管理层的认同。所谓单向嵌入性，是指社会工作者在嵌入政府主导下的行政服务体制时，由于受到传统的科层体制的限制，原有服务主体常常对其采取“被动配合”的策略，致使社会工作服务呈现出较强的依附性。[35]在S过渡安置区的服务中，一方面，在灾害由紧急援助阶段转为过渡安置阶段后，H志愿服务团队就在第一时间对接当地区委主要领导，并在刚入驻S过渡安置区时就同区委负责领导、安置区领导召开了一个会议，向他们介绍了团队的来意。这样团队在S过渡安置区内的非正式身份得以确立。但在之后的服务中，S过渡安置区的领导则表现出较强的被动性，缺乏与H志愿服务团队合作的意愿，二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主要是依靠区政府领导为纽带来维系的。另一方面，虽然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组建跨专业团队的合作方式能够发挥不同专业的优势来为受灾群众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但这种合作方式也隐藏了一个弊端。由于公众缺乏对社会工作的专业认知，很容易将社会工作者与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混淆，社会工作的主体身份就更加难以建构了。在服务过程中，S过渡安置区行政管理层因为缺乏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了解，很多时候都是把社会工作者等同于心理咨询师或志愿者，把H志愿服务团队开展的服务等同于心理援助服务，并未把社会工作当做一个主体来看待，缺乏对社会工作的主体认同。
你们都是区长介绍过来的，我想着是来做心理治疗的，不知道你们还要做这些(需求调研) ，这边(受灾群众) 如果缺什么的话我们都会向上面(部门) 反映，然后教育部门会统一协调的。(安置区领导同团队的对话记录)(2021113005-单向嵌入性)
他们都是社会工作者，是来做心理咨询的，你们有什么心理问题都可以来这解决。(安置区领导向群众介绍H团队的对话记录)(2021113006-单向嵌入性)
由图1 Sankey图示可知，为了维持与S过渡安置区行政管理层的合作关系，保证服务顺利进行下去，社会工作者主要采取“走访调研”、“沟通交流”、“资源链接”等策略来展示其主体韧性。再由图2C系数(即横列与竖列之间交叉的编码关系强度数值，一般位于0和1之间，C系数越大表示二者之间的关系越强) 分析可知，“行政管理层层面”与“沟通交流”、“走访调研”之间的C系数分别为0.43、0.40，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工作者主要是通过这两种形式来改善与安置区行政管理层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社会工作的主体认同层面来说，笔者认为，在当前社会工作发展受“制度合法性”约束的现实背景下，需要通过自身“自下而上”的努力来争取与过渡安置区行政管理层的认同与合作，而这就需要让对方了解社会工作这个专业。具体来说，社会工作者会在日常生活和服务过程中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同当地政府领导、安置区领导、志愿者进行沟通与交流，向他们介绍社会工作区别于心理咨询师的专业内涵与服务方法，并适时向他们展示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计划和服务成效，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对社会工作的认识与了解，以增强社会工作在S过渡安置区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其次，社会工作者引导团队成员转换需求调研方式，据此形成服务思路。由于S过渡安置区的领导停止了团队的入户调研工作，在社会工作者的建议下团队转换了思路，从之前对受灾群众的大规模入户调研转变为在安置区内随机走访交流，继而梳理出受灾群众已有的需求信息，确定了“一老一少文娱服务为主，中青年团体服务为辅，心理咨询服务常态化”的服务思路，并据此将团队分为儿童组、老人组、中青年组三个小组，三小组的成员在负责本小组的服务人群之外，当其他组的成员需要人手时也会根据自身时间、服务内容等灵活性地开展服务。这样，在不断地积累群众基础的同时也能让过渡安置区行政管理层看到H志愿服务团队的服务内容，消除其对团队的误解，从而改善双方的合作关系。
(二) 受灾群众：社会工作在服务层面的脆弱性
首先，在S过渡安置区内，受灾群众的需求具有多样性，H志愿服务团队在较短的服务时间内难以满足受灾群众的多重需求。经过前期调研，受灾群众在S过渡安置区主要有生理、心理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需求。
第一，生理需求。正所谓“大灾之后防大疫”，在洪涝灾害发生后，随着一些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的改变，极易诱发各类流行疾病和传染病，可能会造成人群，特别是老人和儿童的抵抗力下降，出现一些不良症状。
当时我的孩子生病了，我去了医务室，医务室说孩子目前的情况只能去医院；
我又走了好几个房间一间间地去问，他们都说离开了学校这个安置点就不能回来。(S过渡安置区内一位妈妈与社会工作者的对话记录) (2021113007-需求多样性)
第二，心理需求。灾害以巨大的破坏力给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带来极大干扰，使得受灾者本人和家属均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受灾群众需要面对心理危机给他们带来的多重影响。受灾群众的表现特征通常为砸东西、心情低落、哭泣、不与他人交流等。
我们这现在有点状况，需要心理援助的老师。有老人情绪不好，在砸东西，志愿者已经去制止，需要心理老师做援建，看能不能稳定一下老人的情绪。(S过渡安置区的志愿者与社会工作者的对话记录) (2021113012-需求多样性)
第三，社会关系重建需求。灾害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居民原有社会关系[36]，在新社区融合方面，因灾失去家园的灾民虽然安排在过渡安置区内，但原有社会地缘关系不再存在，灾害社会工作实质上是对灾区社会关系与社会支持体系重构的过程。[37]灾民在过渡安置区面临着一系列新的融合问题。团队在走访调研中了解到，水灾之后，有些受灾群众尤其是老年人群由于习惯的居住环境发生了改变，以往的日常活动规律被打乱，而新的居住环境又难以适应，周边的邻居也大都和以前不同，这使他们找不到与人交流的平台，更无力再为自己搭建新的交往关系。因此，他们选择自我封闭来逃避现实，不愿与人交流，甚至足不出户，过渡安置区内很多受灾群众的社会关系网络出现断裂。
我一般都是坐屋里，也不出去，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出去的话万一不小心碰倒了别人，别人会说你怎么怎么样，这样就会给别人造成麻烦，再一个呢，我自己一个人待习惯了，出去也没什么事做。(社会工作者在入户调研时与一位老人的访谈记录) (2021113021-需求多样性)
综上，H志愿服务团队在有限的时间里，在满足受灾群众面临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多元需求方面存在困难。
其次，受灾群众的问题具有突发性、紧迫性特征，需要社会工作者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和反应能力。过渡安置区不同于群众以往所生活的社区，它属于一种过渡性的居住形式，再加上过渡安置区居民原有组织体系遭到破坏，成员之间异质性高、关系疏离、整合度较低，该阶段呈现的问题具有复杂性、突发性、紧迫性特征，因此所开展的服务也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缓解受灾群众的复杂需求。例如在H志愿服务团队入驻S过渡安置区的第二天中午，团队成员就接到志愿者的通知，说有一位老人情绪不好，需要心理干预，于是部分团队成员急忙赶过去对这位老人进行心理辅导。
不管是心理咨询师还是社会工作者，一定要有随时自我调节的心态能力，因为他们(受灾群众) 是能通过你脸部的表情来感受你的真实情绪，他们是比较敏感的群体。(团队成员的工作日志) (2021113023-问题紧迫性)
所有患者每6个月进行1次电话随访，末次随访日期为2018-02-28。随访时间 5～5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32.1个月,期间有36例患者复发，13例患者死亡。复发转移要求有病理诊断或者典型的影像学及临床表现，复发和生存时间按月记录，以手术日至患者复发、死亡或最后一次就诊(随访)时间为复发或生存期限。失访，非肿瘤死亡及截止点生存病例按统计分析要求列为截尾数据处理。
如图1、图2所示，针对社会工作者在与受灾群众互动中遇到的服务层面的脆弱性，社会工作者与心理咨询师共同合作，在走访调研(C=0.15) 的基础上进行文娱活动(C=0.25) 、团体辅导(C=0.23) 、心理疏导(C=0.19) 、资源链接(C=0.14) 、骨干挖掘(C=0.04) 等服务，展示了较强的服务韧性。
第一，通过分组的形式为服务对象开展多元化服务。如前文所述，为提升服务的有效性，满足服务对象需求的多样性，团队分成了儿童、老人、中青年三个小组，并分别策划了相应的服务方案。(1) 儿童服务。团队成员开展了包括情绪、人际交往、展望未来等三个主题活动，涉及团体游戏、心理沙盘、绘画治疗、阅读故事会、手工、棋牌类游戏、球类游戏、电影在内的多种活动。(2) 老人服务。团队成员每天早晨和傍晚会带领老年人开展太极拳、广场舞、八段锦、早晚操等健身活动，在白天还有各种教育、兴趣类团体辅导服务。(3) 中青年服务。针对中青年群体，团队成员开展了心理咨询、个案服务、结对帮扶等服务。此外，团队通过与各方联络，为受灾群众链接了生活用品、活动物资、应急药品等物资。通过这些活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H志愿服务团队与受灾群众的联系，丰富了他们的文娱生活。
第二，挖掘骨干力量，带动更多人群参与活动。考虑到服务的紧迫性，团队经过沟通，在“挖掘骨干力量，激发服务对象参与性”上达成了共识。团队入驻S过渡安置区当天，先是开展了八段锦、早晚操等健身活动，以吸引部分受灾群众加入到活动中。之后经过多次调研与观察，从表现积极的服务对象中挖掘出几名带队老师作为群众骨干。后来通过带队老师的积极协调动员，群众们已经能够自发开展这些健身娱乐活动，并在活动过程中吸引越来越多的成员加入进来。
第三，注重引导受灾群众发挥潜能，实现受灾群众的身份转变。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发挥受灾群众的主动性和自身潜能。例如在过渡安置区的服务过程中新冠肺炎疫情的再次复发，使得防疫工作也成为了S过渡安置区的工作重点。这时社会工作者就引导过渡安置区的儿童绘制一些防疫宣传海报，并在制作完成后发放到安置区各个显眼位置，实现由受灾群众向防疫宣传者的身份转变。这样既激发了受灾群众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又很好地回应了过渡安置区的防疫宣传工作。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受灾群众在参与其他活动时也能和团队不断交换意见，他们的娱乐生活也因此不断丰富了起来，例如有老人提出希望能在现有基础上开展一次乒乓球比赛，也有小朋友表示希望能组织观看一些电影。团队在了解到这些诉求后也都一一记录，并在之后的服务中逐渐开展起来。这样受灾群众与团队之间就在这样的交流互动中不断碰撞出新的想法，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信任关系。可以看出，社会工作在与受灾群众的互动中通过挖掘受灾群众的优势，极大地缓解了与受灾群众之间的服务性脆弱，展现出了较高的抗灾韧性。
(三) 其他专业人士：社会工作在协作层面的脆弱性
首先，团队异质性明显，跨专业合作张力较大。由于灾难的突发性、严重性以及复杂性，单靠社会工作者的力量显然无法满足受灾群众的多种需求，跨专业的合作模式就成为了必然选择。H志愿服务团队就是由“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所组成的志愿服务团队，虽然跨专业合作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在具体服务的开展过程中也会因专业理念和方法的差异而产生一些分歧。例如，在团队交流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希望团队能多考虑到服务策划、资源链接、服务持续性这些要素，而心理咨询师则表示“不清楚你们做这些有什么用”，他们更希望做一对一的咨询。
你们(社会工作者) 是来辅助我们(心理咨询师) 做这些心理咨询工作的，而我们来这就是做这几天的心理援助的，没有你们想得那么长远。至于你们对政府写的那些八股文，这是你们的事，这个我不会写，也不想写。如果你们觉得这样下去不行的话，或者我们就撤。(心理咨询师与社会工作者的对话记录) (20211 13027-团队异质性)
从以上话语不难看出，心理咨询师对于社会工作有着较深的误解，试图强调以自身为主导来开展个案咨询服务，但这样的行为不仅损害了跨专业合作的基础，也易导致“专业霸权”，不利于为受灾群众提供更多精细化的服务。
在跟心理老师产生矛盾后，社会工作者老师后来也给大家开了一个会，希望能够协调双方的冲突，跟心理老师们讲明白社会工作者是做什么的。但我感觉效果不大，社会工作这边缺少一位真正的统筹人来协调内外关系(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日志记录) (2021113032-团队协调性)
可以看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社会工作者与心理咨询师之间的合作较为紧张。由图2可知，社会工作者在团队层面主要是采取“会议交流”的形式(C=0.67) 来尝试改善双方关系，希望双方能够澄清误解、消除偏见，但事后来看效果不大。整个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一直都未能展示出缓和双方协作关系的韧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过反思，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H志愿服务团队中社会工作力量较为薄弱。在跨专业合作中，团队负责人在这中间所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但遗憾的是，在此次实践中由于团队名义上的项目负责人需要同时兼顾附近几个安置点，无法全程跟进S过渡安置区的服务，再加上其他有经验和能力的社会工作者或是没有长期驻扎在S过渡安置区，或是碍于外来者身份不便出面统筹，社会工作者内部缺少一个“领头羊”角色来及时有效地协调团队内外的冲突。
第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不足。这种能力主要包括项目管理能力、沟通能力和一线服务能力。例如在项目管理能力方面，团队中的社会工作专业负责人未能事先想到跨专业合作会带来的挑战；
在沟通能力方面，社会工作者未能在服务一开始就澄清社会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
在一线服务能力方面，团队里的年轻社会工作者由于第一次接触灾害社会工作领域，缺乏相应的实务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从资历、资源、能力等方面来考虑，H志愿服务团队实质上是在心理咨询师的带领下开展服务的。
现在想想，我对跨专业合作间的预判能力还是不足，当时看到W老师(心理咨询师) 又是退伍军人又有资历之后，想当然地就把队长的职务让渡给他了，没有意识到跨专业合作间的这种张力和冲突，这实质上其实也是一种专业能力不足的体现。(M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的访谈记录) (2021113031-团队异质性)
总的来说，通过Atlas.ti软件对社会工作者在S过渡安置区的服务进行编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工作在灾后过渡安置阶段呈现出脆弱性与韧性并存的特征。社会工作者在与过渡安置区内各主体互动时会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其灾害脆弱性，但同时他们也能够有效利用专业优势和跨专业合作优势嵌入到既有的灾害救助服务体系当中，利用各种资源积极同其他主体合作，以呈现社会工作“自下而上”的应对风险能力、适应能力和服务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与安置区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影响社会工作者抗灾韧性的关键性因素。
结合社会工作者在S过渡安置区的实践内容，笔者从服务主体、服务理念、服务内容和服务策略四个层面梳理出了“关系为本”的灾后过渡安置阶段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如图3所示) 。该模式强调社会工作作为应对灾害事件的重要主体之一，应积极同当地政府、过渡安置区管理层、其他专业人士、志愿者、公益慈善资源、受灾群众等主体互动合作，确立服务理念，开展服务内容，实施服务策略，从而克服突发灾害事件对各主体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关系为本”的社会工作强调在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反映出受灾群众在“此时此地”的情境下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因此，社会工作者聚焦于与受灾群众相关的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过程能够为受灾群众提供多元服务，同时增强灾害社会工作介入的有效性。具体来说，“关系为本”的社会工作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它强调服务关系的重要性，社会工作者与包括受灾群众在内的各主体之间的服务关系是引起受灾群众产生改变的基本催化剂，且建立服务关系是一种双向的过程，需要社会工作者和这些主体共同建构，涉及多方的脆弱性；
第二，它注重在有限的服务时间里发掘受灾群众的主体意识，强调要将群众从被动的资源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服务参与者，发挥受灾群众的在地优势，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和支持下将在地群众的实践智慧转化为各种具体的行动，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和抗灾韧性；
第三，“关系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是基于具体情境的，需要在实务过程中不断去丰富和完善，因此它对发展理论和总结经验有积极的作用。
图3 “关系为本”的灾后过渡安置阶段社会工作实践模式
(一) 服务理念：“多方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助增能”
在“关系为本”的灾后过渡安置阶段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下，首先需要明确各服务主体的服务理念，建构一个“多方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助增能”的参与共同体，从而为各方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提供价值遵循(如图4所示) 。在这一服务理念的指引下，“多方联动”是指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形成包括过渡安置区管理层、社会工作、其他专业人士、志愿者和公益慈善资源在内的参与共同体，共同为受灾群众开展服务。“资源共享”是在多主体合作的基础上实现物资、资金、人员、信息等资源的共享，做好资源的管理、协调、使用。“优势互补”强调多主体要发挥各自优势，解决单一主体存在的局限，从而实现服务效益的最大化，其中发挥受灾群众的在地优势也是我们在服务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互助增能”在多方合作的过程中要致力于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能够将各主体自身的“灾害脆弱性”转化为“抗灾韧性”，实现个体增能；
二是从强调自身专业服务向强调跨专业合作转变，实现团体增能；
三是从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向“自下而上”的参与转变，实现意识增能。
图4 “多方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助增能”的参与共同体
(二) 服务内容：制定服务流程，开展紧急性服务和专业性服务
在明确服务理念之后，社会工作者还需对即将展开的服务内容做一个全面预估与策划，而社会工作者在入驻过渡安置区后不可避免地要同各方主体打交道，因此如何与多方主体联动也应成为整个社会工作服务内容的重点。借鉴社会工作者在S过渡安置区的经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实践。
首先，社会工作者应制定一套清晰的服务流程，为后续服务奠定基础。为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社会工作在入驻过渡安置区之前应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应急服务流程，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工作有效参与多元协同治理中，发挥专业功能。在具体服务方案的设计上，社会工作者需要考虑到如何进入安置情境、如何进行团队建设与管理、如何发动更多主体参与到服务当中以及服务所开展的时间等方面(如图5所示) 。
图5 社会工作介入灾后过渡安置区的服务流程
其次，社会工作者应在多方合作的基础上，根据服务流程来开展紧急性服务和专业性服务。例如在紧急性服务方面，社会工作者在入驻S过渡安置区之前就根据以往的救灾经验采购了一批群众可能需要的生活物资和开展服务所需的活动器材，并以社会工作者的名义分发给在地群众。这样既能满足受灾群众的紧迫需求，又能有效增加受灾群众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为后续专业服务建立关系基础。在专业性服务方面，由于在S过渡安置区的服务时间较为紧迫，社会工作者也是根据实践情境的变化而灵活转变自身角色来为受灾群众开展服务(如图6所示) ，其中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主要扮演了需求传递者和服务递送者的角色，先是通过需求调研的形式收集受灾群众的需求，再充分链接与整合安置区内的各方资源，并将服务递送给受灾群众以满足其需求，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与各方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图6 社会工作者在灾后过渡安置区的角色定位
(三) 服务策略：与多主体建构韧性关系机制
如前所述，在S过渡安置区里，社会工作者在与过渡安置区行政管理层、受灾群众及其他专业人士互动的过程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脆弱性，同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抗灾韧性。据此，在灾后过渡安置阶段，社会工作应积极建构同过渡安置区其他主体之间的韧性网络机制(见图7) 。
图7 社会工作在灾后过渡安置区的韧性网络机制
1. 深化社会工作者在过渡安置区中的主体韧性
在灾害事件发生后，社会工作的社会认知度较低，社会大众对社会工作这一专业不甚了解，因此社会工作者在协调多元利益主体的关系时也容易因处理不当而加剧他们对社会工作的误解与排斥。[38]为此，社会工作者需在嵌入过渡安置区既有管理体系的基础上明确社会工作的主体性，从而深化同当地政府及过渡安置区管理层的主体韧性。
从专业能力建设层面来说，社会工作在过渡安置区服务过程中要达至这一主体韧性，就必须有合理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从而争取更多的政府认同。一方面是社会工作主体服务结构的完善和创新，例如可以协同心理咨询师、志愿者、公益慈善组织等主体成立跨专业合作团队，这样既能明确社会工作在过渡安置区服务的基本内容，又能保证社会工作的服务质量，而这也是地方政府所希望看到的；
另一方面是推动灾害社会工作服务指南或行动指引的完善与落实。例如2021年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和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联合编写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队通用应急救援工作指引》对社会工作参与灾害救助的意义、各灾害阶段的工作内容、工作技巧以及团队管理等方面提供了指导意义的参照。[39]从政府加强组织管理的角度来看，社会工作服务规范的建设是符合政府期待的，也最能得到政府的支持。
从主体关系建构层面来说，社会工作者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同过渡安置区领导层建立“自主型”的合作关系。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入驻安置区之前委托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一同前往灾区评估当地群众的需求，据此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服务方案和特色服务内容，从而争取当地政府及过渡安置区领导层给予社会工作服务一定的让渡空间，以此来树立社会工作者形象，打造社会工作者知名度；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也应注重利用自身资源、人脉和各种渠道来筹集服务所需的资金、人员、物资等，以增强服务的持续性，避免出现服务过度依赖当地政府及过渡安置区领导层的情况，从而建立同过渡安置区领导层之间的“自主型”合作关系来实现政社之间的互惠合作。
2. 挖掘社会工作者在受灾群众中的服务韧性
灾害具有跨学科、交叉性与复杂性等特点，与常规社会工作相比，灾害社会工作专业性要求更高，因此灾害社会工作者需要采用非常态情境的危机干预、应急处理与灾害治理等方法来为受灾群众提供多元化服务，以凸显社会工作专业在灾害事件中的角色与作用。在过渡安置区场域下，社会工作者更是要充分发掘服务对象潜能，推动其主体意识提升。
社会工作服务本身就强调“人在情境中”原则，因此，灾害社会工作注重引入当地人文、地理、政策、文化和社会等地方性知识[40]，强调采取在地化和嵌入性发展战略。[41]笔者认为，在地的最大优势是当地人，最好的策略也应是发动当地群众参与行动。面对灾难，我们在整个服务过程中看到了在地群众有应对灾害的决心与韧性，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强调“输血式”服务，只关注我们服务了多少人次的服务对象，开展了几场活动，而是应该关注通过我们的引导，服务对象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自己的优势，改变了当前现状。事实上，本案例也进一步证明了在灾后安置区的服务中，在地群众不只是弱势的一方，同时也应作为积极的参与主体与其他主体进行互动，发挥他们的在地优势。具体来说，这种在地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与过渡安置区的互动中，过渡安置区可以在为在地群众提供生活保障和场地支持，同时在地群众也可以协助其管理过渡安置区的日常事务，维护过渡安置区的稳定；
在与社会工作者及其他专业人士的互动中，社会工作者及其他专业人士通过专业化的服务可以满足在地群众多层次的需求，在地群众在参与过程中逐步与他们建立了信任的专业关系，也会反过来推动服务的精细化与多样化。
3. 强化社会工作者同其他专业人士之间的协作韧性
由灾害事件所引起的社会危机不仅会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破坏，也会使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管理机制、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严峻的考验。为此，跨专业的合作机制就成为了应对灾难事件的有效应对策略。跨专业合作是一种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进行交流与合作的过程。[42]这种合作模式的特点是目标一致、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决策共献。[4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者认为在灾后过渡安置阶段的跨专业合作不仅应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专业援助队伍，还应涵盖安置区内的志愿者、公益慈善力量等主体共同为受灾群众提供综合性服务。因此，在灾后过渡安置服务中捋清各参与主体的角色和职责，强化跨专业合作之间的协作韧性也是此次实践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经验。
首先，跨专业合作的实践需要各主体澄清价值理念，促进合作主体多元化。在灾后过渡安置阶段中，各方行动主体要在社会公平、人民至上等理念的指引下共同寻求合作空间，致力于将灾害危机降至最低，从而预防由灾害所引发的二次危机。[44]因此，跨专业合作主体应在澄清各自理念与职责、加强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关系为本”的主体关系结构。一方面，在政府部门和过渡安置区的引导和协调下，跨专业主体应尊重彼此的专业理念和方法，打破专业壁垒，共同服务于受灾群众；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应充分利用其资源链接和沟通倡导等专业特征，协调好与各方之间的关系并寻找有效合作空间，建构跨专业、跨领域的专业合作和目标认同。
其次，跨专业合作强调各主体要以点带面，推动合作方式多样化。在澄清跨专业合作主体的价值理念、目标之后，社会工作者需要在实践中寻找到跨专业合作的承载实体并付诸行动。以H团队在S过渡安置点的实践为例，面向不同受灾群体开展心理援助服务正是跨专业合作机制初步建立的基石，也是前期开展服务的核心内容。这个“点”既满足了服务对象的紧迫需求，有可以有机地将各主体联结起来，加强各方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而为后续开展多样化的服务内容奠定关系基础。
总的来看，跨专业合作除了强调不同专业、领域的共同认同、协作共治外，更为重要的是其在面对多元需求时所体现出来的专业服务的有机干预，这也是跨专业合作机制的最大优势。面对服务对象的多元需求，跨专业合作团队可以积极调整服务策略，整合各方资源，发挥各专业、各领域的专业优势，拓展多层次、多领域的服务内涵，从而实现合作效益最大化。由此，构建多元合作主体、采取多样化合作方式、迈向合作效益最大化的跨专业合作机制应成为未来灾害社会工作的探索路径。
本文展示了一个灾后安置阶段的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不同于其他场域的社会工作实践，灾害的突发性、危害性及复杂性等特征决定了社会工作在灾后援助服务中需要同其他专业、社会主体力量多方联动，才能发挥行动的最大效益。[45]通过Atlas.ti软件对社会工作者在S过渡安置区的服务内容进行分析，发现社会工作者虽然在灾后过渡安置区的服务受到过渡安置区行政管理层、受灾群众以及其他专业人士等主体的影响而呈现出多重脆弱性的特征，但社会工作者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其专业优势，将专业脆弱性转化为抗灾韧性，从而构建出以“关系为本”的灾后过渡安置阶段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从服务主体来看，灾后过渡安置区的服务应整合当地政府、安置区管理层、社会工作、其他专业人士、志愿者、公益慈善资源以及受灾群众等主体；
从服务理念来看，这一模式强调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社会工作通过与过渡安置区内各主体多方联动与合作，有序参与灾后援助服务，确立“多方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助增能”的参与理念，实现服务效益最大化；
从服务内容来看，社会工作应协同其他参与主体制定一套完善的服务流程来保障服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一系列紧急性服务和专业性服务；
从服务策略来看，社会工作者在过渡安置阶段通过实践主体韧性、服务韧性、协作韧性三种服务策略，可以有效将其灾害脆弱性转化为抗灾韧性，实现“自下而上”的专业赋能。
整体而言，在当前我国各地政府有关法律法规不一、社会工作发展水平各异的背景下，灾害社会工作在实践中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形态，因此本研究在实践中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研究内容上，受限于有限的服务时间，社会工作者在和心理咨询师产生冲突后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改善与心理咨询师的合作关系，且缺少对过渡安置区内志愿者和公益慈善资源等主体的关注度；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仅是通过Atlas.ti软件对研究资料进行了编码频次分析、Sankey图示分析以及编码交叉关系分析，而与之相关的功能也有待继续挖掘，以更好地发挥出Atlas.ti s软件的作用。此外，受限于个案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本研究所建构的灾后过渡安置阶段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适用性还需得到更多个案的检验与证明，而与之相关的议题将成为下一步笔者探究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