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诗，施红英，阮积晨
1.温州医科大学 团委，浙江 温州 325035；
2.温州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3.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儿童血液科，浙江 温州 325027；
4.温州医科大学 阿尔伯塔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儿科医师是儿童健康服务最主要的承担者，虽然只服务了人群总数的20%，却关乎国家100%的未来和希望。根据《2020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医疗机构的儿科医师总人数约为15.5万人，占全国医师总数的4.1%。这意味着平均每万名儿童仅拥有6.2 名的儿科医师，现阶段儿科医师缺口超过20万[1]。35岁以下青年医师是医院儿科医师人力资源金字塔的地基。但《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调查显示，近三年，我国儿科医师的流失占一成，其中流失率最高的是35岁以下儿科医师，占据流失总数的55%[2]。
儿科毕业生是儿科医师的“生力军”，关注并做好35岁以下儿科医师的职业满意度与稳定性，推动儿科医师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业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温州医科大学11届35岁以下的儿科专业（方向）毕业生开展从业情况、职业认知、职业环境、职业发展等方面的调查分析，以期为青年儿科专业人才培养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并为相关部门制定相关措施提供参考。
1.1 研究对象 我国儿科学本科专业自1999年并入临床医学专业，在1999—2016年期间不再单独开设儿科本科专业，但在并入之后，少数高校仍继续开办儿科学特色班或临床医学（儿科学）专业方向班。本研究选取一直坚持开设临床医学（儿科）专业方向、儿科专业的温州医科大学的2007—2017届临床医学（儿科）专业方向256名毕业生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年龄≤35岁，儿科方向或儿科专业毕业生且从事临床工作；
排除标准：不配合调查、无法取得联系者。在256名毕业生中，30名为继续深造在读学生或从事非临床工作未纳入，16名因为配合度低、调查员多次联系未果被排除，最后纳入210名毕业生（有效回收率为87.5%）。被剔除的学生在工作年限、性别、生源地、学历等方面与同一届最终纳入本研究的学生相比基本相似，剔除后不影响研究对象的代表性。
1.2 研究方法 在参考既往文献[3-4]并咨询相关儿科专家的基础上，采用自编《儿科毕业生职业发展调查》问卷，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工作相关情况。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生源地、年龄、婚姻、学历、毕业年份等，工作相关情况包括工作城市级别、医院级别、职业满意度、职业发展情况等方面。职业满意度包括工作满意度、薪酬满意度等方面，职业发展包括职称、职务、收入、出国进修等方面。
将调查对象按是否从事儿科工作分为儿科从业者和非儿科从业者（从事其他临床科室工作），再分别以性别、婚姻、生源地、工作城市、医院级别、工作时间（按2年为一组进行分类）、硕士毕业学校、毕业年份（按2年为一组，其中2015—2017年考虑儿科恢复招生的政策前后归为同类）等特征进行分组，针对儿科职业选择、职业满意度、职业发展等分别进行对比分析。
1.3 统计学处理方法 采用SPSS25.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比）表示，多组之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 基本情况 在210名参与调查的毕业生中，城市生源63名（占30%），农村生源147名（占70%）；
女性158名（占75.24%），男性52名（占24.76%）；
年龄（29.4±3.2）岁；
三甲医院工作140名（占66.7%）、三乙医院工作46名（占21.9%），二甲医院工作15名（占7.1%），其他9名（占4.3%）；
在月收入上，低于5 000元65名（占30.95%），5 000～10 000元130名（占61.9%），高于10 000元15名（占7.1%）。
2.2 不同特征儿科毕业生从事儿科工作的对比在参加调查的210名儿科毕业生中仅104名（占49.52%）选择从事儿科工作。与男性毕业生（52名，36.53%）相比，女性毕业生（158名，53.80%）更愿意从事儿科工作（χ2=4.662，P=0.003）。
从时间分布上，随着毕业年份的推迟，儿科毕业生从事儿科工作的比例呈递减趋势，在2015—2017年又略有回升趋势，不同毕业年份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660，P=0.001），见图1。
图1 不同毕业年份儿科毕业生从事儿科工作比率
2.3 儿科毕业生是否从事儿科工作的满意度对比在210名调查对象中，对现从事工作满意的为160名（占76.19%）。与非儿科从业者（85.84%）相比，儿科从业者工作满意率（66.35%）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007，P＜0.001）。不论性别是男性还是女性，儿科从业者与非儿科从业者的工作满意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之间的交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交互=0.386）。不管在三甲医院还是非三甲医院工作，儿科从业者与非儿科从业者工作满意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类型工作医院之间的交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交互=0.910）。不管工作城市为地级市及以上还是以下，儿科从业者与非儿科从业者工作满意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类型工作城市之间的交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交互=0.244）。按照学历、婚姻、生源地、硕士毕业学校等特征进行分层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交互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交互＞0.05）。见表1。
表1 不同特征毕业生是否从事儿科的工作满意率对比
2.4 儿科毕业生是否从事儿科在职业发展上的对比 调查对象中的职业发展，考虑35周岁及以下群体属于中青年的群体，以中级及以上职称、出国等交流学习作为考量指标进行分析。
在出国交流学习方面，与非儿科从业者（13.20%）相比，儿科从业者（1.92%）有出国交流学习经历占比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479，P=0.002）。
在职称发展方面，与从业满8年的非儿科从业者（84.38%）相比，从业满8年的儿科从业者（54.28%）中级及以上职称占比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382，P=0.012）。不论在三甲医院还是非三甲医院工作，儿科从业者与非儿科从业者中级及以上职称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工作医院等级之间的交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交互=0.557）。不管学历是本科还是本科以上，儿科从业者与非儿科从业者中级及以上职称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学历之间的交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交互=0.754）。按照性别、工作所在城市等特征进行分层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交互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交互＞0.05）。见表2。
表2 工作满8年不同特征毕业生是否从事儿科的中级及以上职称率对比
3.1 儿科毕业生的职业认同不稳定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愿意从事儿科医师职业，这与性别的行为模式相吻合：男性相对理性、直接且喜欢独立；
女性感性、同理心强且喜欢群体环境。从毕业年份分析，调查显示儿科（方向）毕业生选择从事儿科的比例在2007—2014年呈现递减状况，反映了儿科职业吸引力不足等问题。我国于2016年正式启动儿科招生计划，自2015年起社会、媒体、医学专家都在积极呼吁，也助推了职业吸引力的回升，这也与2015—2017年儿科毕业生的儿科职业选择率回升相呼应。从毕业年份分析，调查对象儿科职业选择比例未呈现相对稳定趋势，波动较多，从中可以侧面反映在儿科专业学生中的儿科职业选择吸引力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认同。职业选择受到职业在社会中的认同情况、往届毕业生的就业评价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儿科职业媒体报告、儿科医师实际评价都不够正向、全面，更多体现对工作强度与难度的描述，因此不能很好持续保障儿科毕业生稳定的职业吸引力。
3.2 儿科从业者的职业满意度相对较低 由于儿科是“哑科”，儿童患者相对成年患者的就诊配合能力要低，对病况描述不清还需要家长补充陈述，其他人代为陈述可能会影响病情诊断的时间消耗，以致于儿科医师比其他临床科室的工作时间更长、精力消耗更大。一般而言，由于儿童在家庭中都是倍受呵护的群体，因此儿童就诊，家属的期待也会更多，儿童患者问诊、治疗等耗时性、精细化程度都更高。根据医院统计数据显示，儿科医师日平均接诊量在医院位居前列，相比其他临床科室的工作任务更重、工作量更大，此外薪酬与付出不成正比[3]。此外，儿童患者背后的家长焦虑与不安更易存在，与其他临床科室相比，儿科医师的执业风险更高、工作心理压力更大，这些都是相比其他临床科室，儿科医师的职业满意度更低的原因。
3.3 儿科从业者的职业发展相对较慢 当前，我国大多数基层医院因各种原因较难开展儿科，因此儿科患者基本都聚集在综合性医院，导致儿科门急诊每天接诊患者超过数百例，特别是高等级医院的儿科工作压力更大。由于相关政策的调整，我国在1999年取消儿科招生，一度出现“儿科医师缺编、儿童看病难、儿科医师任务重、儿科医师职业发展慢”等情况[5]。面对近十几年的发展困局影响，儿科医师的超负荷工作，使得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用于专业提升、进修学习与学术研究，因此升职称相对较慢，出国深造学习机会也不及非儿科从业者。
3.4 保障35岁以下儿科医师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3.4.1 对标逐步破题，提高儿科职业认同度：针对儿科行业内的从业人员，要通过提升满意度，进一步提升职业认同度。薪酬激励是目前公立医院激励手段中最有力、最直接的影响因素，与医师的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与离职意愿呈负相关。有研究显示薪酬水平越高，医务人员对工作负担与压力的感知水平越低，对工作客观环境、薪酬感知越积极[6]。因此，针对当前儿科医师诊疗收费低、个人收入低的现状，建议政府部门下拨儿科等特殊科室补贴专项经费，同时将儿科医务工作者收入水平作为各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之一，医院在分配方案上要体现效率优先原则，彻底打破绩效工作与药费、检查费、治疗费等挂钩的方法，向工作量大、风险高而收入低的儿科倾斜。针对儿科从业人员的“生力军”即在校医学生特别是儿科专业学生，高等医学院校要形成合力，通过多元化教学模式，提升儿科专业的吸引力、认同度。根据态度三要素模型，好的行为模式，有助于积极态度的形成[7]。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强化职业情怀教育[8]，通过医学叙事、服务学习等教学方法，使医学生在显性、隐性相结合的教学中，丰富对儿科职业的认识，提升儿科专业学生的职业情怀，合力推动学生形成对儿科的积极认同和接纳行为。
3.4.2 改善从业环境，提高儿科职业满意度：政府要大力发展儿科，对儿科体系建设进行规范和指引，增加儿科基础资源的投入，推动儿科良性循环发展，重点支持地市级儿童医院、综合性医院儿科和省市县妇幼保健机构建设，此外积极落实儿科的分级诊疗制度，实现分层分类治疗[9]。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在儿童疾病预防和保健方面要充分发挥作用，实现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首诊，开展科学宣讲，引导家长按需就医。妇幼保健院和综合性医院要与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及时分诊需诊治的患儿，分担就诊压力。儿科专科医院要在解决重大专科疾病和疑难杂症等诊治方面发挥作用，整合资源优势推进多学科诊治，为儿科发展起到“头雁”作用。新闻媒体以更正向宣传对儿科进行积极报道，更新医学生及社会公众对儿科职业的正确认识；
加强社会公众对儿科基本疾病的正确认识，一定程度缓解儿童患者家属焦虑情绪，获取儿童患者家属的认可，提升对儿科医师的尊敬；
医院、卫生管理部门要制定更积极的规章条例，以利于保障儿科医师安全的从业环境，提高儿科医师的职业满意度。
3.4.3 实现资源扩容，助力儿科医师职业发展：在“二孩、三孩政策”放开背景下，就诊儿童数量增多。此外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十多年停止招收儿科本科生，导致儿科医师来源不足。短期儿科培养规模有限，与现实需求存在差距，因此拓源扩容儿科医师意义重大，一来可以为在岗儿科医师减负，二来可以让儿科医师团队有相对多一点时间自我充电赋能，加速自我发展。开展相关专业医师转岗儿科医师的轮岗培训，让有医学背景的医师通过为期一年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培训，使其能够熟悉儿科专业的理论知识、儿童常见多发疾病，能独立进行准确的预防和诊疗[10]，有利于合理实现盘活资源互动与发展，增加儿科从业人员的数量。探索开展临床儿科专业“5+3”一体化教育，保障优质儿科资源的输出。加大儿科医师进修、培训支持力度，鼓励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平台，通过学习交流实现赋能，提升儿科医师综合协调能力，进一步在职业发展方面实现更多元化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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