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鲜明地体现了日本外交中的矛盾性与实用性特征，外交言語与外交行为间既有一致之处又有背离之时 。综合温特提出的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因素，通过分析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得出结论如下：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共同决定日本国家利益认知，包括经济财富利益认知和集体自尊利益认知，两项利益认知存在冲突与否决定日本外交言行一致还是背离。当两项利益认知一致，或不一致但物质主义因素并非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保持言行一致。当两项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且物质主义因素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发生背离。鉴于此，中国在与日本交往中，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该“观其行”，观察其外交言行的内在逻辑，才能洞彻日本外交的真实诉求。
关键词：俄乌冲突；
日俄关系；
日本外交；
言行一致；
言行背离
中图分类号：D81;D831.3;E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3）02-0038-11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2.004
引 言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截至2022年12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对俄发起9轮经济制裁，其规模空前之大、措施之严厉在冷战后绝无仅有。日本作为“西方一员”，首相岸田文雄在G20峰会上表示：“俄罗斯的行为是对基于法律统治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要用最强烈的语言对其进行谴责”［1］。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对俄实施制裁，但在某些领域其外交行为却并未做到如其外交言语一般强烈，如：并未像英、美等国家一般对俄关闭领空，并且拒绝退出与俄合资的萨哈林1号、2号能源开发项目。显然，在经验事实上，日本对俄的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之间存在背离。那么，什么情况下日本对俄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保持一致？什么情况下二者发生背离？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间为何会产生背离？如果不能准确回答上述问题，将难以客观把握日本对俄外交的内在逻辑及其真实诉求。
事实上，一国外交包括其外交言语和外交行为，外交言语通常是外交官或政治领袖在公开场合表达的立场和政策倾向，包括外交宣言、声明、演讲、谈判等，国家通过外交言语表达自己的政策、态度和意图，向国际社会传递信息。外交行为是实际执行政策的具体行动，包括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行动，例如签署条约、派遣使节、组织联盟、施加制裁等。当外交言行一致时，外交言语往往是外交行为的预先表述和解释，为外交行为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支持；
外交行为则能够证明国家言出必行的
决心和实力，使其言语更具说服力。然而，由于外交言行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内部政治、经济利益、外交关系等，外交言语和外交行为间难免发生偏离。因此，探明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的影响因素是理解其外交言行背离逻辑的关键。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为分析对象，探究影响日本外交言行的因素，回答日本外交言行何时一致、何时背离，以及言行背离的原因。并以此为基础，尝试分析日本外交言行的内在逻辑及规律，进而洞彻其外交的真实诉求。
一、对既有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尚未就俄乌冲突中日本外交言行一致与否的原因达成明确共识。相关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俄乌冲突背景下的日本外交研究，另一类关注日本外交中的矛盾行为问题。
由于俄乌冲突为近期发生的事件，现已发表的论文对俄乌冲突中日本外交政策的研究较少，主要从日本外交的目的、影响，以及今后外交路线的调整等角度进行研究。项昊宇考察了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对俄的制裁措施以及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认为日本的举措意在强调共同价值观、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同时借机推进“国家正常化”进程［2］。王珊分析了日本应对俄乌冲突的举措，认为日本借俄乌冲突之机，意图修改战后国际秩序，重构以美欧日为核心，以军事、科技、经济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3］。潘万历、白如纯探究了俄乌冲突对日俄关系的影响，认为俄乌冲突是日俄关系的转折点，由于日本缺乏改善日俄关系的动力、国内舆论以及日美同盟等因素影响，日俄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4］。王彦军分析了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区域合作战略新调整，认为今后日本将继续配合美国实施印太战略、更加强调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合作、极力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扩大化、去中国化与围堵中国［5］。
此外，关于日本外交中的矛盾行为问题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国家利益论、政经分离论、历史文化论三类。就国家利益论而言，不少学者认为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日本外交的矛盾行为是在利益冲突时日本追求国家利益至上的结果。程蕴从自主外交与同盟义务的矛盾与协调的视角，分析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本外交从追随美国制裁阿拉伯国家到支持阿拉伯国家立场的转变［6］。张绍铎认为，日本对中东政策的调整，是对中东石油需求和美国意愿间平衡的结果，日本发表符合阿拉伯要求的声明亦是经过美国默许［7］。李凡认为突如其来的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冲击，日本为稳住石油供应，放弃对阿以冲突的“中立”政策，采取支持阿拉伯国家的“亲阿拉伯”政策，加强同中东产油国的关系［8］。
关于日本对华“政经分离”政策，刘江永从日本国内因素与中日经济关系因素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破坏了中日政治关系，导致“政冷”的出现；
而“经热”则主要是因为中日经济的互补性和高度相互依存［9］。高成瑨和赵长峰从结构性相互依存的视角分析认为中国在中日贸易中存在单边脆弱性，以至于日本在经济上与中国紧密依存的同时，在政治上能采取有损双边政治关系的行为［10］。吕平从中美日三边关系视角分析日本对华“政经分离”政策，认为该政策是日本现实主义外交路线的具体体现，是在日美同盟与获取中国经济红利间平衡的结果，其最终目的是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11］。蔡亮分析了安倍政府对华的“政经分离”政策，认为日本意图在渲染“中国威胁”的同时，重拾“价值观外交”，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12］。
从历史文化的视角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历时角度考察日本外交观念的转变。巴殿君认为，小日本主义与大日本主义、民生国家与普通国家、国际主义与亚洲主义三对理念间的矛盾，是影响日本外交政策选择的主要因素［13］。尹晓亮认为，知识要素、文化要素、观念要素三者互动耦合，造就了日本对中国“制衡者”“分享者”和“合作者”的角色；
对美国“追随者”“代理者”“利用者”的角色［14］。程蕴认为，二战后日本对中东外交的理念由“平衡价值交换”转变为“构建地区秩序”，导致日本對中东外交的介入方式由“弱”变“强”［15］。张建立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考察了日本政府对待“河野谈话”出尔反尔的态度，认为其受日本文化中“义理”法则的影响［16］。
既有研究回顾了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政策的动因、调整及影响，以及日本外交存在矛盾行为的原因，为进一步研究日本外交言行背离，在资料和视角等方面奠定了基础。然而，现有研究鲜有将外交言语和外交行为同时作为因变量，探究二者背离的逻辑，忽视了言语在外交中的作用。后建构主义认为，语言本身具有语言力，语言可以通过表象过程造就社会现实［17］。外交言语作为造就社会现实的手段之一，有必要将其作为独立的因变量加以考察。此外，由于忽视外交言语的作用，现有研究框架也难以解释何种情况下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保持一致，何种情况下发生背离，以及外交言行背离的原因是什么。如若不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就难以正确认识俄乌冲突中日本外交的真实意图，进而难以做出正确应对。
基于上述梳理，本文以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为分析对象，在明晰日本对俄外交的影响因素以及各类因素间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构建日本对俄外交言行的分析框架，挖掘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言行背离的逻辑，进而为中国准确把握日本外交动因、妥善应对其外交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二、假说与分析框架
外交言语和外交行为作为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配合，既可以相互印证，增强国家的立场和态度的可信度，又可以相互背离。然而外交言行的背离往往并非偶然，其目的是掩盖国家外交真实意图或追求更复杂的战略目标。无论二者为何种关系，其本质目的均为最大程度地争取和实现国家利益（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这种利益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享的利益。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6.）。因此，在分析国家外交言行一致与否的逻辑之时，国家利益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国家利益包括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与集体尊严四个方面［18］230。存在主观性与客观性两种属性，国家利益的客观性是指国家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基本条件；
国家利益的主观性是指国家对客观国家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19］。由于国家利益的复杂性、变动性和主观性等特点，国家难以完全地、客观地认识其国家利益，总是受到主观因素影响，产生国家利益认知偏差，进而影响国家外交言行［20］。聚焦于国家利益的主观性，引入国家利益认知这一概念，即国家利益认知是指国家对其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基本条件及其实现方式的主观认知。影响国家利益认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温特总结了四种关于结构的社会理论，物质主义、理念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18］21。其中，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关注的是国家行为的根本动因，而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则着眼于分析国际关系的运作机制。针对日本对俄外交言行背离之举，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视角更能解释其行为逻辑。
物质主义认为社会的最根本事实是物质力量的本质和组织，物质力量包括：人的本性，自然资源，地理状况，生产性力量，毁灭性力量［18］22。在物质主义看来，国际关系的根本驱动力在于国家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在日本对俄外交中，物质主义因素主要表现在生产性力量和自然资源两个方面。从生产性力量的视角来看，日俄间贸易总量并不大，以2021年为例，日本对俄出口总额仅为8 624亿日元，进口总额为1兆5 431亿日元［21］。就日俄间贸易而言，日本对俄经济制裁不会对日本经济造成较大冲击，这是日本积极主张制裁俄罗斯的原因之一。但就自然资源而言，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对能源大国俄罗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非对称性依赖，以2021年为例，俄罗斯是日本第二大煤炭供应国，第五大原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国［21］。日本认识到制裁俄罗斯可能对其能源安全保障产生影响，故而日本对俄的制裁行为难以像美国等国家表现得如此强硬和干脆。
理念主义认为社会的最基本事实是社会意识的本质和结构，即观念或知识的分配，包括规范、规则、制度等［18］22。换言之，理念主义则强调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就观念而言，执拗追求“大国主义”是日本历史上一以贯之、内生性的诉求［22］。“大国主义”诉求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如1868—1945年间日本自诩为“万国之根本”，以“统治宇内”为己任，二战后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正常国家化”等目标，都显示了其不安于现状、试图改变的意图［14］。此次俄乌冲突被日本看作国际战略博弈的契机，欲借此增强其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除观念外，关系也是理念主义不可忽视的因素。关系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世界是由关系构成的世界，行为体是且只能是“关系中的行为体”［23］。故而关系理论亦应被纳入理念主义范畴。根据关系理论，行为体所处的关系圈促成和限制行为体的行为。行为体明确了自身在国际社会中关系网所处的位置时，才能明确利益认知，进而作出外交判断［24］。日本自诩为西方国家的一员，与美欧诸国“共享价值观”，共同维护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日本认识到作为G7的一份子，其外交应该与欧美各国保持一致性，因此欧美等西方国家对俄外交影响着日本。正如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后，日本跟随欧美诸国谴责了俄罗斯。首相岸田文雄在G7首脑会议上声称：“俄罗斯的行为动摇了国际秩序的根本，对此我们严厉谴责。日本作为G7的一员，将与G7诸国团结应对，紧密合作。”［25］值得强调的是，日美同盟的特殊性亦是日本对俄外交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日美安全条约》开始建立的日美安保体系不断升级发展，形成日本在安全领域的对美高度依赖，日本认识到正确处理日美关系与保障日本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因此美国对俄外交的强硬态度制约了日本对俄的外交空间。
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在实际运作中并非割裂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既要考虑自身的物质利益，也要考虑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因素，并且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产生复杂效应，形成国家整体利益认知。据此，综合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要素，提出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言行的分析框架（图1）。
如图1所示，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对国家利益认知的影响不尽相同。其中，物质主义因素主要影响经济财富这一国家利益认知，而理念主义因素主要影响集体自尊利益认知（经济财富指保持社会中的生产方式，在延伸意义上也包括保护国家的资源基础；
集体自尊指一个集团对自我有着良好感觉的需要，对尊重和地位的需求。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30.），经济财富利益认知与集体自尊利益认知互动耦合，形成国家整体利益认知，进而决定国家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对国家利益认知（包括经济财富利益认知和集体自尊利益认知）的影响不发生冲突，国家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保持一致。
然而，当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对国家利益认知的影响发生冲突，即经济财富利益认知与集体自尊利益认知发生冲突，国家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是否发生背离需要进一步讨论。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无政府状态，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安全［26］。正如日本在经贸领域对俄制裁，虽然会一定程度上损害日本的经济利益，但其对日本影响程度有限且并非直接关系到日本国家经济安全，故而日本追随欧美在经贸领域对俄进行一系列制裁。据此，当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对国家利益认知的影响发生冲突，物质主义因素并非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行为体会遵照理念主义因素开展其外交行为，由此提出假说2以及竞争性假说3。
假说2：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对国家利益认知的影响发生冲突，即经济财富利益认知与集体自尊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且物质主义因素并非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国家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保持一致，且由理念主义因素决定。
假说3：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对国家利益认知的影响发生冲突，即经济财富利益认知与集体自尊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且物质主义因素并非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国家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发生背离，且物质主义因素决定国家外交行为，理念主义因素塑造国家外交言语。
当物质主义因素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现实中亦存在理念主义因素关系国家安全的可能，但在本研究中不存在此类情况，即美国不可能因为俄乌冲突中日本不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而破坏美日同盟，因此对此不做重点考虑。），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的关系与上述情形不同。从经验事实来看，俄乌冲突爆发后，英、法、德、美等国家作为制裁措施，相继宣布针对俄罗斯航班关闭领空。作为反制措施，俄罗斯对英、法等36个国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实施管制［27］。然而号称“西方一员”的日本却并未对俄关闭领空。日本外相林芳正表示：“欧洲和日本的地理状况不同，需要考虑对物流的影响”［28］。如果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将禁止日本航空公司在俄罗斯领空内飞行，迫使日欧间的航线绕行，物流费用将大大提升，损害日本经济安全，故而日本并未追随欧美诸国对俄关闭领空。综上，当物质主义因素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物质主义因素是外交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而理念主义因素塑造外交言语，据此提出假说4与竞争性假说5。
假说4：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对国家利益认知的影响发生冲突，即经济财富利益认知与集体自尊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且物质主义因素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国家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发生背离，且物质主义因素决定国家外交行为，理念主义因素塑造国家外交言语。
假说5：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对国家利益认知的影响发生冲突，即经济财富利益认知与集体自尊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且物质主义因素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国家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保持一致，且由物质主义因素决定。
下文将以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为例，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具体而言，聚焦日本对俄金融和贸易制裁、停止进口俄产石油和煤炭以及拒绝退出萨哈林项目事件，综合考察日本外交言行是否一致及其言行的内在逻辑。
三、案例分析
聚焦于俄乌冲突中的日本对俄外交，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对日本国家利益认知的影响不尽相同，从而导致外交言行产生差异。在此，将通过具体案例分析这种差异及其原因。
（一）日本对俄的金融和贸易制裁
俄乌冲突未开始时，日本的反应相较于“七国集团”（G7）其他国家显然有所保留。但美国要求日本考虑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希望与包括日本在内的重视“法律支配”的國家结成对俄包围网［29］。换言之，从理念主义因素即美国的态度来看，日本若想继续作为西方的一员，应该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就日本自身而言，日俄间“北方四岛”归属问题悬而未决，安倍政府过去对俄的友好态度在解决日俄领土争端方面没有实质性进展，岸田意欲改变对俄姿态［4］。2022年2月19日，围绕乌克兰局势，G7国家召开了紧急外长会议，警告俄罗斯如果俄乌发生冲突，各国将一致采用经济、金融制裁等手段，让其付出史无前例的巨大代价［30］。
在具体外交行为方面，日本政府紧跟美国步伐，制定了一系列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2022年2月26日，首相岸田文雄宣布，冻结选定的俄罗斯银行和其他实体的资产；
暂停发放俄罗斯重要个人的签证，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盟友合作，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中剔除（但在能源交易中关系密切的银行不在对象范围内）；
限制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的交易；
对半导体和任何运往俄罗斯军事组织的商品进行出口限制［31］。2022年2月28日，日美欧领导人进行电话会议，就维持包括能源价格在内的世界经济稳定，让俄罗斯“付出沉重的代价”等问题确认了紧密合作［32］。2022年3月16日，日本宣布取消对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进一步加强对俄的进出口贸易管理［33］。其中，将部分俄罗斯银行从SWIFT中剔除的举措被称为“金融核武器”，实际上将俄罗斯银行踢出全球金融交易网络，切断了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34］。此外，尽管限制半导体和军事商品的对俄出口以及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会对日本外贸收入造成一定影响，但对俄出口在日本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较小，这些制裁措施不会对日本经济利益造成实质性伤害。因此，就经济财富利益认知而言，日本有能力对俄实施制裁。
另一方面，从外交言语来看，日本对俄罗斯表示了强烈谴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本将坚决维护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对俄罗斯进行强烈谴责”“今后将与G7和国际社会合作，采取强有力的制裁措施”［35］。在日本对俄罗斯的谴责中，所提及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以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而非涵盖整个国际社会的概念。同样，“国际秩序”也是由西方国家塑造的国际秩序。从日本的外交言语可以反映出日本“西方一员”的身份定位，同为西方国家的身份促使日本与欧美各国保持一致，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此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批评俄罗斯“践踏联合国宪章理念和原则”，呼吁“重回联合国的原理和基本原则”，推进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联合国改革［36］。这反映出日本欲借俄乌冲突之机，增强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追求“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这种追求“大国主义”的政治诉求成为日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内在动力，从集体自尊利益认知的角度来看，日本愿意谴责俄罗斯并采取制裁行动。
基于以上分析，在俄乌冲突初期的日本对俄外交中，物质主义因素即日俄贸易，以及理念主义因素即欧美对俄态度与日本的“政治大国”诉求，对国家利益认知的影响较为一致，即经济财富利益认知与集体自尊利益认知保持一致，这种一致性认知导致日本在外交上对俄罗斯持强烈谴责的立场，并采取了较为严厉的制裁措施。因此，假设1成立，即日本在该阶段的外交言行保持一致。
（二）日本停止进口俄产石油、煤炭
为了向俄罗斯施压，七国集团承诺逐步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3月8日宣布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37］。英国迅速跟进，宣布在2022年底前逐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煤炭［38］。欧盟于2022年5月4日宣布将在6个月内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39］。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的态度较为暧昧。2022年4月8日，日本政府宣布今后将阶段性地削减俄罗斯产煤炭的进口量，直至完全停止进口，但并未设立完全停止进口的期限［40］。日本时任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表示：“关于能源，各国情况不同。日本将一边寻找替代国，一边相应地减少进口”，以期尽量减少对电力的稳定供给和企业活动的影响［41］。就经济财富利益认知而言，能源供应的稳定和成本的可控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停止进口俄产石油和煤炭会导致日本能源成本上升，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日本并未立刻与欧美保持一致在能源领域制裁俄罗斯。然而，迫于西方国家压力，2022年5月8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七国集团（G7）领导人线上会议后表示，日本将“原则上”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42］。2022年6月，日本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缩减至零，然而7月开始再次从俄罗斯进口原油，但规模同比下降约65%［43］。截至2022年12月，日本从俄罗斯进口原油数量降为0，煤炭进口量虽然有所减少，却仍在进口［44］。
在外交言语方面，日本在禁止从俄进口石油、煤炭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矛盾。一方面，日本承认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煤炭会给国内能源供应带来困难，担忧自身经济利益。时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表示：“如果找不到替代国，就无法确保国内的煤炭供应，希望避免停电等情况。”［45］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不断强调七国集团之间的协调的重要性。首相岸田文雄称：“对于一个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但像现在这样的时刻，G7的团结比什么都重要。”［46］这暗示日本在外交决策时面临来自日美同盟和G7集团的外部压力，要求他们在对俄行动上与其他成员国保持一致性。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在对俄制裁的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他们意识到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煤炭可能对本国经济利益造成损害，但迫于外部压力与维护集体自尊利益，不得不对俄实施制裁。
从国家利益认知的角度来看，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自身利益、国际政治形势以及与重要盟友的关系，以保持一定的一致性和合作。禁止從俄进口石油、煤炭事关集体尊严利益认知。美国是全球前三的天然气和原油出口国，对俄能源制裁未对美国造成显著影响［47］。美国积极制裁俄罗斯，并希望其盟友可以保持与其相同的制裁力度，日本作为美国盟友一方面借此机会向美国表“忠心”；
另一方面，俄产石油占石油进口量三成的德国决定停止进口，日本作为“西方一员”不得不与其他国家“统一战线”，跟随欧美停止进口石油。在经济利益认知方面，停止进口俄产石油和煤炭虽然对日本经济造成一定影响，即损害国家经济财富利益认知，但其影响仍在可控范围内，并未伤害到国家经济安全与能源安全。以石油为例，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占总进口3.6%，按照日本政府分阶段减少进口的设想，并未影响到日本能源安全。在煤炭方面，日本煤炭进口量以澳大利亚产和印度尼西亚产占多数，俄罗斯产的份额为11%，原料煤约占6%［45］。根据业界的不同，也有对俄罗斯产煤的依赖较大的情况。以水泥行业为例，水泥制造中使用的煤炭近一半产自俄罗斯。由于煤炭价格的上升，今后水泥价格将有所上升。根据产业关联表测算，水泥制品的价格上升50%的情况下，道路建设等多用混凝土的公共事业的成本约增加3%，民间的土木工程的成本增加不到2%［48］。基于以上分析，虽然停止进口俄产石油和煤炭对日本国家经济财富利益有所损害，但欧洲国家在对俄能源依赖程度较高的背景下依然采取停止进口措施，日本作为“西方一员”，与美国等国家保持一致的立场是符合日本整体利益的选择，故而集体自尊利益认知成为对外决策的主导因素，即假说2成立，竞争性假说3不成立。
（三）日本拒绝退出萨哈林项目
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言行背离的重要实例为萨哈林项目。“萨哈林1号”项目由美国的埃克森美孚持有项目30%股份并主导运营，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公司共同持有股份，其中日本萨哈林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公司占股30%［49］。2022年3月1日，美国天然气公司埃克森美孚发表声明称，鉴于乌克兰当前局势，将退出“萨哈林1号”项目，且公司不会在俄罗斯进行新投资［50］。2022年10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命令，将“萨哈林1号”主导运营权收归国有。11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表示，日本将继续对俄罗斯“萨哈林1号”油气项目进行投资，维持与以往相同的30%的权益［51］。
“萨哈林2号”项目的股东包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壳牌公司、日本三井物产和三菱集团。其中，俄气公司持有50%的股份，三井物产和三菱集团分别持有12.5%和10%的股份。该项目天然气储量为4 000多亿立方米，自2009年开始输送液化天然气以来，液化天然气年产量可达960万吨，其中六成出口至日本［52］。2022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成立一家新公司，接管“萨哈林2号”项目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将其收归国有。英国壳牌公司宣布，作为对俄罗斯的制裁，英国将退出该项目［53］。然而，日本却并未放弃该项目，三井物产公司与三菱集团于8月底确认继续参与“萨哈林2号”项目的投资，并保持其持股份额不变［54］。
在政府拒不撤出“萨哈林2号”项目的情况下，日本国内出现了一些反对声音，立宪民主党的樱井周认为：“俄罗斯有无视法律和规则的倾向。将能源供给委托给俄罗斯可能对我国的经济安全造成负面影响。”［55］首相岸田文雄对此回应道：“日本一直致力于投资海外资源开发，推动石油、天然气等供给源的多样化，其中‘萨哈林2号项目是事关日本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项目，能够长期稳定地提供廉价天然气，因此日本将以官民一体的方式继续维护权益，不退出萨哈林项目。”［56］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能源进口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占日本总进口的8.8%，几乎全部来自萨哈林项目［57］。可见“萨哈林2号”项目在日本能源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国际液化天然气市场的供需紧张状况也是日本不愿放弃萨哈林项目的重要原因。日本资源能源厅发布的《LNG市场动态》报告显示，预计在2026年之前，可以按稳定价格供应的长期LNG合同现已全部售罄。到2025年，全球LNG需求和供应能力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全球“LNG争夺战”将变得更加激烈［58］。而可再生能源由于建设时间长、成本高等因素，无法在短期内替代天然气的地位。此外，与煤炭和石油相比，天然气更加绿色环保，日本提高天然气在能源中的比重，是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问题和达到“双碳”目标的方法之一。
在外交言语方面，除上述强调萨哈林项目对日本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外，时任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表示：“如果日本从萨哈林项目撤退，第三国则会接手，并不能真正达到制裁俄罗斯的效果”，其中第三国暗指中国［59］。日本试图通过外交言辞，淡化不制裁俄罗斯的经济原因，从制裁效果的角度寻找借口，以便继续参与萨哈林项目，并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引向中国，试图让人忽视其言行的不一致性。对此，俄罗斯报纸声称，“萨哈林2号”项目的液化天然气工厂是依靠日本的技术（千代田化工和东洋工程）建造和运营的，如果日本撤退，俄罗斯和中国将难以继续运营该项目［60］。这揭示了日本在萨哈林项目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试图继续参与该项目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就经济财富利益认知而言，经济制裁是一把双刃剑，在制裁他国时，制裁方必须谨慎考虑自身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一旦制裁行动威胁到本国的经济安全，那么制裁将变得难以继续。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来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萨哈林项目为日本提供了重要的天然气来源，日本认识到制裁俄罗斯并中断对萨哈林项目的投资将导致能源供应不稳定，对其能源安全造成威胁。为了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性，日本坚持继续投资并参与萨哈林项目。此外，虽然不撤资违背了“坚决制裁俄罗斯”的承诺，即损害了集體自尊利益，但此前日本已经与欧美保持一致，在石油和煤炭领域制裁俄罗斯，只剩投资的天然气项目没有撤出，欧美并不会给日本太大压力，故而不会对日本的集体自尊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经济财富利益认知与集体自尊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但考虑到经济财富利益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显然其重要性高于集体自尊利益。因此，假说4成立，竞争性假说5不成立。
回顾俄乌冲突中的日本对俄外交，可以发现：当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对国家利益认知的影响保持一致，即经济财富利益认知与集体自尊利益认知一致时，或不一致但物质主义因素并非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保持言行一致。当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对国家利益认知的影响发生冲突，即经济财富利益认知和集体自尊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且物质主义因素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言语与行为发生背离，此时物质主义因素决定日本外交行为，理念主义因素塑造国家言语。
结 语
俄乌冲突中的日本对俄外交既有言行一致之时，又存在言行背离之处，日本外交言行间的矛盾主要受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的影响，二者共同决定国家利益认知，即经济财富利益认知和集体自尊利益认知，两项利益认知之间存在冲突与否决定了日本外交言行一致还是背离。这种一致性和背离性的现象反映了日本在不同利益之间的权衡与抉择。其中，经济财富利益认知是日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基础；
集体自尊利益认知构成了日本制裁俄罗斯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当经济财富利益认知受到严重威胁，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时，日本会直接以维护经济财富利益为导向，决定其外交行为。此时，外交言语可能会为掩饰其实际意图，与外交行为发生偏离，以维护其集体自尊利益。然而，当经济财富利益认知并未受到严重威胁时，集体自尊利益认知将成为决定外交言行的主导因素。
进言之，言语只是态度的表达，而行动才是态度隐藏下真实的目的。尤其在外交场合中，外交言语往往带有政治需要和修饰性，隐藏着各种政治策略和手段，难以仅通过言语识别其真实意图。需要深入分析外交言行背后的逻辑和国家利益动因，观察行动与言辞之间的差异和联系，才能更好地把握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识别出外交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故而中国在看待日本外交时，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该“观其行”，通过观察其外交言行的内在逻辑，进而洞彻日本外交的真实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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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雅坤］
Consistency or Inconsistency Between Diplomatic Language and Actions：
The Logic of Japans Diplomacy Toward Russia in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ZHANG Jiayu
（Institute of Japan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Japans diplomatic approach towards Russia during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which reflects the contradictory and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inherent in Japanese diplomacy. By integrating materialistic and idealistic factors proposed by Wendt， this study examines Japans diplomatic language and act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Japans cogni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encompassing economic wealth and self-esteem， is jointly determined by materialistic and idealistic factors， thereby influencing the consistency or inconsistency between Japans diplomatic language and actions. When materialistic and idealistic factors have the same influence on the cogni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or when they are inconsistent but materialistic factors ar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Japan maintains consistency between diplomatic language and actions. However， when materialistic and idealistic factors clash in their influence on the cogni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particularly when materialistic factors directly relate to national security， Japan reveals incongruity between its diplomatic language and actions. In light of this， China should not only “heed its words” but also “observe its actions” closely， scrutinizing the underlying logic behind Japans diplomatic language and actions in order to discern the true intentions behind Japans diplomacy.
Key word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Japan-Russia relations; Japanese diplomacy; consistency between diplomatic language and actions; inconsistency between diplomatic language and actions
收稿日期：2023-03-13
作者簡介：张嘉钰，女，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政治与外交、东亚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