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莽
一
谢冕老师九十岁了，我们见到的依旧是一位面色红润，声音明亮，思维敏捷，喜欢美食，每天慢跑一万多步，一年四季坚持洗冷水浴的谢冕老师。我们热爱谢先生，敬重他的为人与学识，而他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美德与坚守，更让我们心悦诚服。
和谢老师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屈指有40年了，我一直记得那些年的一些往事。
有一年的初秋，我们一行十几个人，从城里骑自行车到清华园拜访了郑敏先生，又从清华园到谢老师家。我记得有北岛、芒克、江河、顾城、多多、一平、徐晓、田晓青等十几个《今天》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们。那时谢老师住在北京大学西门对面的蔚秀园，很小的一个两居室，我们将他的小客厅挤得满满的。那天他刚刚从青岛开会回来，讲了他和孙玉石老师在栈桥边的礁石上被大浪卷入海中的险情。那时的谢老师50多岁，谈笑风生，光彩照人，讲他俩成了的落汤鸡时开怀大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年，谢先生经常骑着一辆高把的女式自行车，从北大到城里，开会、买书、拜访朋友。那时我住在西城，有两次在动物园的存车处遇到过谢老师，记得有一次是，他将自行车存在那儿，再坐公交车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去买书。
我和几位当时的年轻诗人曾去旁听过谢老师的课，谢老师发现后，把我们几个招呼到讲台上，让我们谈谈最近的写作体会和想法。我忘了当时讲了些什么，是不是班门弄斧了？但清楚地记得骆一禾讲了他到云南原始深林中邂逅毒蜘蛛、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诗歌写作与自然之间的神秘关系。谢老师一直是一个谦虚的，善于倾听的人。我曾多次拜访过谢先生，总是毫无顾忌地与他谈对当前诗歌写作、对当下诗坛的看法等，谢先生一向不以老师自居，而是与我们随意地交谈。他手边经常有一个小本子，一只铅笔，有时谈到一些问题，他会说：“等等，我记一下”。也许是我们谈话的内容引发了他的一些思考，也许是我们的一些观念引起了他的关注。每次与谢老师的交谈都是非常愉快的。
我也曾冒犯过谢老师。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北京作协召开的“虎峪诗会”上。那时“朦胧诗”已经得到了众多的关注，会议邀请了芒克、顾城、谢烨、牛波、杨榴红等一批年轻诗人。谈论的主题是“新诗潮的起源与发展”。北大“五四文学社”老木编的《新诗潮诗选》刚刚出版，老木等几位北大的诗人也出席了会议。会上谈到“新诗潮”的起源，谢老师主要讲了天安门诗歌促进了新一代诗人的成长。我对谢老师的发言提出了质疑，我讲了“四五”时的诗主要是旧体诗，有社会思考，但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新诗。讲了从张郎郎等的“太阳纵队”到“相信未来”的郭路生，“白洋淀诗歌群落”到《今天》，这些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潜在的诗歌发展脉络。而“四五”天安门诗歌只是表象，不是新诗崛起的源流。我以为我的发言一定得罪了谢老师，心中很是不安。但在午饭时谢老师与我亲切交谈，还说我的发言很好，一下让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1993年10月，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杀妻自杀后，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我曾几次被电台和电视台请去作相关话题的节目。那年稍晚些时候，《诗探索》开复刊筹备会见到谢老师，自然谈到有关顾城的话题，我用开玩笑的方式说，顾城的事件与谢老师有关。谢老师很惊讶，反问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说英儿是谢老师介绍参加“虎峪诗会”的，那次会上，英儿、谢烨、文欣几个人成了好朋友，才有了后来英儿出国上激流岛的后续事件。谢老师说，英儿是北大分校的学生，毕业论文写的是“朦胧诗”，为了让她感受和了解一些朦胧诗的诗人，便介绍她参加了“虎峪诗会”。世上许多事情就是许多偶然的必然，当然，没有那次会议，也未必没有后来的风波。
我之所以敢和謝老师这样开玩笑，因为他一直是一位豁达的长者，他在学术和对待他人上，总是十分坦荡和通达的。
二
谢冕老师有几次经典的诗歌论述，它们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这四十年间，那些不同时期的论述，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近代新诗的基本状态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可以说是最简洁的新诗发展和新诗形态的简史，它们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A.在新的崛起面前
1980年5月7日，谢老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檄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我至今还保留着那张《光明日报》。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我无比的兴奋，写了十几年诗，还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一首作品。谢老师的文章让我感到，我和我的朋友们，多年的写作得到了认可，我们努力的方向没有错。
那是改革开放的初年，新一代诗歌的先行者，通过自印的《今天》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但中国文化圈，尤其是诗歌界对这些新诗，依旧持否定的态度。1980年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第一家的诗歌刊物《诗刊》第8期发表了章明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在章明看来，这类诗思想紊乱、晦涩，读了似懂非懂，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实在令人气闷。后来有人将此类诗命名为 “朦胧诗”，这个贬意的称谓，便是当时诗歌界的大体心态。在这样大的形态下，谢老师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对新诗的探索和创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但谢老师为新诗的发展仗义执言，他在文中说：
“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
“有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
“有些评论者则沉不住气，便要急着出来加以‘引导。有的则惶惶不安，以为诗歌出了乱子了。这些人也许是好心的。但我却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
谢老师面对许多诗坛的大佬和保守的社会舆论，态度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在新的挑战面前，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写出了新的诗篇，这实在让人兴奋！他为中国一代新诗人呐喊，他是一位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初，扛起了那道封锁中国新诗涌流的闸门的人。
也是那些年，他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甚至到近些年，依旧有一种势力，在某些时候，还在对谢老师构成某种压抑。但谢老师为了诗歌的发展，一向不被这些所干扰，一直在为中国新诗不懈地工作着。
B.混乱的美丽
1993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诗歌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总序一文中，谢老师在文章最后写到：“诗的多元秩序的建立开辟了中国文学多元化的先河。这是中国新文学史迄今为止最动人的一页。
‘新时期对于诗的真实的呼唤，以及归来以后对于伤痕的抚摸，乃至新诗潮的抗议和呐喊，大体上没有改变上述那种主流形态的格局。唯有后新诗潮所展开的景观，方才证实新诗历史的秩序已得到改变。以往线性发展的主流化现象消除了，如今是乱流奔涌的纷杂。这一切，如同大河即将入海的港汊纵横，一切是混乱的美丽，一切又是充满激情的辉煌。”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朦胧诗”基础上一大批更为年轻的诗人，在PASI北岛的口号下，掀起了更为“乱流奔涌的纷杂”的后新诗潮运动。多种主义和流派的“新诗流派大展”，各种自印的民间刊物，诗人之间的相互批评与论争，构成了80年代中后期的“混乱的美丽”。谢老师在肯定这一现象时说，这种“纷杂”和“混乱”是美丽的，那种多年以线性化发展的主流化现象消除了，多元的、丰富的审美方式，令中国新诗更为丰富了，他们如同阳光下打碎的玻璃，到处闪烁着太阳的光芒。无疑，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新诗自30年代后又一个辉煌的诗歌的时代。
在那个时期，有些人一直在否定这些年新诗人们所取得的成绩，谢老师站在中国新诗历史的长河中，看到了这一潮流的历史价值。别人只看到了“混乱” 他却看到了其中的“美丽”，谢老师的观念总是最接近中国新诗历史的真实的。
“混乱的美丽”是谢老师对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新诗现象的诗意化总结。
C.有些诗歌正离我们而去
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新诗写作进入了相对的低谷期，许多诗人放弃了写作，当然还一部分诗人依旧坚守着自己的追求，也有一些诗人另辟蹊径。
自80年代中期，我们的文化界进入了一种崇尚现代艺术观念的氛围中，凡是创新的、凡是标志着现代的、先锋的，都是不能轻易否定的，这种社会氛围促进了文学与文化的进步，让我们的诗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也有一部分混迹于诗坛的写作者，为了时尚，为了时髦，为了先锋，为了什么主义……写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所谓创新的作品，因为那是一个倡导先锋性和现代性的时代，于是一些虚假的、胡乱制造的伪现代诗歌在某些报刊发表了出来，有一些还得到了某些所谓评论家的的吹捧，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随声附和。一些文化界的对新诗不太知情的人，因为社会整体氛围的原因，在敬而远之的心态下冷眼旁观。到了90年代这种情况愈演愈烈，这时的状态，已经不再是“混乱中的美丽”。
谢老师在1996年7月28日《中国文化报》上刊出题为《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的短文。在文中谢老师写道“有些诗正在离我们远去。它不再关心这土地和土地上面的故事，它们用似是而非的深奥掩饰浅薄和贫乏……对当前的诗感到失望的不仅有曾经反对过新诗潮，而且现在还在死守固有观念的那些人，而且包括主张对新诗宽容和变革、并且坚定地为新诗的现代化呼吁的更多的人。他们面对那些对自己、对别人都是言不及义的诗，失望之余不得不加以拒绝……我感到有时读诗使人痛苦。不是因为那诗写的是痛苦，而仅仅因为它与痛苦无关，也与欢乐无关，或者说，它与我们的心情和感受无关。”
这种读诗的痛苦我也深有体会，有一段时间我反复在心中问自己，是我出了问题，还是有些诗出了问题，有时真想把手中的杂志从窗口扔出去。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再认知，我同谢老师得出了相同的看法：一些所谓的现代诗歌，因为急功近利，因为自欺欺人，已经走向了现代艺术相反的方向。
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诗歌低谷和诗歌被边缘化，与时代背景相关，也与诗坛和诗歌写作者自身的问题相关。
D.好诗不在主义
在新世纪之交，诗坛经历了10年的低谷期，经过“盘峰诗会”的论争，一些优秀的诗人在不断的反思中前行，一大批新的诗人开始诞生。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兴起，诗歌的传播方式有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转变，诗歌写作内容也悄悄发生着变革。一些坚守者，诗歌写得更为沉着、深入而成熟，一批新的诗人写出了更为自我、更为接近生活和生命体验的诗，诗歌的整体水平相比于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
进入新世纪的2010年，“诗探索诗歌会所”在深圳开了一次“诗歌论坛”会，论坛以谢老师的一篇访谈为基础，与会者共同讨论当下的诗歌写作问题。其中有一个话题，我记忆犹新，就是谢老师说，诗歌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些年我们的新诗写作者急于命名，对“先锋”和“主义”多有关注，但对诗歌的根本却关注得很少，我们的新诗写作，几十年来走了许多弯路等等，最后他总结道：“好诗不在主义”。
谢老师的治学思想总是一脉相承的，自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的70年，他身处中国新诗的变革之中，他的诗歌观念总是有的放矢的，他每一个阶段对中国新诗的清晰判断与论述，对新诗的发展具有着不可或缺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是的，“好诗不在主义”，那些总纠缠于诗歌外在的写作者，需要回到诗歌的本体中来。
E.新诗百年与中国千年诗歌传统连成一片
最近在凤凰网的一次采访中谢老师讲：“我们新诗的一百年，不是破坏，而是建设，而且是必然性的。传统一直传下来，一直没有中断，没有断裂。新诗和古体诗旧体诗必须和解，所以我提出来，这个和解叫百年和解。和解意味著什么？新诗要从古诗中取得营养。我们现在的语言太贫乏，旧体诗的语言非常丰富，就必须和解，以后融为一体，然后用新的表达方式，这是我这些年做的工作，新诗百年与中国千年诗歌传统连成一片。”
是的，断裂只是表象的，诗歌最根本的艺术的内在含义是不会断裂的。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新诗写作者，都从旧体诗中吸收过营养。作为汉语诗人，没有认真研读过中国传统诗歌的人，或许很难找到汉语语言的语感，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我一向认为，中国新诗只有一百年的历史，时间虽然短暂，但它并不简单，它已经具有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和可以堪称为经典的一大批诗歌作品。中国新诗之所以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是因为中国新诗从一开始就具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宏大的中国旧体诗的传统，另一个是百年来不断地向世界先进诗歌文化借鉴与学习。因此，它飞得很高，也飞得很远。我是十分赞同谢老师的“百年和解”的新提法，几千年的丰富的诗歌文化积淀，近百年的诗歌写作的变革，新诗和旧体诗的相互融合，已经诞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百年中国新诗和几千年的诗歌传统必将会连成一片。
从“新的崛起”，到“混乱的美丽”，到“有些诗歌正离我们远去”，到“好诗不在主义”，再到“百年和解”。谢老师为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新诗的发展与变革划出了一条简约的脉络。在新诗最困难的时候，他为我们扛起过闸门，在新诗走上弯路的时候，他清晰地指出了问题的所在，谢先生说，最终，我们的汉语诗歌要在艺术的基本规律下“连成一片”。
三
记不清那是哪一年了，我和谢老师坐大巴从福州到温州，一路的沿海高速，漆黑、崭新的路面，初秋蔚蓝的大海，南国翠绿饱满的山峦。我们坐在大巴车的最前面，视野开阔，毫无阻拦。一路上山海相间，美不胜收。
路上我们观看美景，谈到中国高速路的发展，谢老师说福建的沿海高速是最美的，不亚于他看到过的世界各地的风光。我们谈到温州，也谈到福州、北京的小吃和美食。谢老师近些年写了许多篇中国各地美食的短文，篇篇有特色，篇篇耐人寻味。
谢老师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无论到哪儿，都有一个随手的记录本，不断地记下一路上的见闻和想法。谢老师有记日记的习惯，从年轻时到现在，已经积攒了几十本，那是一个学者对时代的最真实的记录，我以为，它同谢老师对中国新诗建设性的理论是同等珍贵的。
我曾多次与一些朋友谈到谢老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无论是大会小会，他的发言都是有所准备的，从不随意道来，发言总是充满了文采，但又不失切中要害之语。在《诗探索》的工作会议上，谢老师多次提出我们要多发表那些言之有物的精短的文章，真正有创新的、有探索的、有内涵的诗歌作品。
2005年我提议《诗探索》增加一本作品卷，为了扩展《诗探索》的受众群，扩展研究方向，加强与新诗一线作者的连接。这一提议得到了谢冕老师的赞同，谢冕老师在《〈诗探索〉改版弁言》说：“《诗探索》作为理论批评的专业刊物，它的对象是诗人及其作品，但它的立足点和最后的指归仍旧是对创作现象的归纳和概括。尽管我们过去曾经通过介绍诗人的工作，或解读作品等方式，力图建立起理论和创作之间的桥梁，但因为毕竟不是直接的作品展示，而使我们往往有力所不能及的遗憾。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改版的《诗探索》准备直接介入诗人的创作及其作品的展示，这是一种大胆而充满风险的举措。……《诗探索》是学人编选的出版物，从理论的、学术的、诗歌史的角度审视和进入诗人及其创作，这就使它拥有了一个独特的、宽广的，甚至可能是久远的视野和准绳。这就为我们确立的‘与众不同的方针提供了一种保证。”
谢老师对中国新诗的认知与判断总是高屋建瓴，有发展眼光和指导意义的。从那时起，《诗探索》开始了理论卷附加作品卷的办刊模式。多年来，作品卷通过展示、细读、作品分析等等方式，体现《诗探索》办刊的学术性和“与众不同”。谢老师不仅是《诗探索》的创刊者，也是我们办刊的指导者。
谢冕老师对我而言是亦师亦友的长者，我们相差近20岁，但与谢老师相处总是令人愉快的，从没有距离感。他总是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新奇感，思维敏捷，头脑清晰。对许多人与事是宽宏的，在教学和学术上一直是开放和包容的。
谢老師90岁了，他依旧是我们心中一面旗帜。在诗歌写作的道路上，有幸遇到了谢老师，我们有福了。
2021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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