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婷 郭灵虎 吴结兵
作者简介：张玉婷，女，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组织；
郭灵虎，男，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企业；
吴结兵（通信作者），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城市治理研究所所长，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
文章编号：1005－9679（2023）03－0083－08
摘 要：
外部联系是组织获得资源的重要渠道，但不同外部联系对于中国社会组织捐赠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议题。论文基于中国慈善基金会样本，分析社会组织商业联系、政治联系对捐赠收入的影响，并探讨组织透明度的调节机制及其作用边界。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组织商业联系正向影响社会组织的捐赠收入，而政治联系负向影响社会组织的捐献收入，组织透明度强化了商业联系与捐赠收入之间的正向关系，弱化了政治联系与捐赠收入之间的负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调节效应存在一定的作用边界，仅在地方性社会组织和制度环境优越地区的社会组织中存在。这些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网络联系对于组织资源流动的影响，同时深化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规律的认识。
关键词：
社会组织；
外部联系；
捐赠收入；
组织透明度；
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
C 936
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
Network ties are important channels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obtain resources， whil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network ties on the received donation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still needs to be explored.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991 foundations in Chin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ties and political ties on received donations， treating transparency as a moderator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ties and received don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usiness ties positively affect the received donation， while political ties negatively affect the received donation. Transparency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ties and the received donation and weakens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ties and the received donation.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moderating effect mentioned above have boundaries， which only exists in local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areas with goo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se results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network ties on the flow of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an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Social organizations; Network ties; Received donations; Transparenc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社會组织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特征。作为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是解放和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途径，在动员社会资源、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和推动社会创新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捐赠收入是社会组织维持运作和自我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直接影响到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如何提升社会组织筹资能力已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通过建立外部联系提升资源获取能力，已成为社会组织发展的常态。在开放性环境下，社会组织面对的是行动逻辑不一的资源供给方，资源获取难度较大。在经验观察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通过主动构建行业口碑，例如信息公开，增加组织透明度，以此向环境发出明确的信号并推动资源供给方来主动对接。以往研究从关系治理的角度分别探讨了社会组织外部联系和组织透明度对捐赠收入的影响，但是对社会组织外部联系和组织透明度如何共同影响捐赠收入关注较少。尽管有部分研究关注到了社会组织政治联系与组织透明度的交互效应，却忽视了社会组织另一重要的外部关系——商业联系，因此迫切需要将社会组织外部联系置于中国的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重场景中去进一步深化研究。
对此，本文将社会组织的外部联系细化为政治联系和商业联系，分析不同外部联系对社会组织捐赠收入可能存在的差异化效应；
进一步地，探讨了社会组织透明度对外部联系和捐赠收入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两者如何共同影响社会组织的捐赠收入；
最后，运用分类回归，分析了上述调节效应的作用边界。文章利用CNGO（China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Data）数据库和《中国基金会透明度发展研究报告（2014）》提供的二手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整合分析与定量检验，以期对新时代社会组织发展的特征展开分析，更好地理解不同网络联系对于组织资源流动的影响，同时深化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规律的认识。
1 文献回顾与假设
1.1 社会组织商业联系与捐赠收入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国民财富的日益积累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不断普及，各大商业企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热情持续高涨，社会组织收入中源于国内企业的捐赠数额持续攀升。但已有研究表明在跨部门合作过程中，并非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具备从企业获取资源的渠道和能力。企业与社会组织的运作方式以及话语体系存在一定差异，那些具有商业联系的社会组织更愿意尝试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尝试向企业募款。而对于不具有商业联系的组织而言，要实现跨部门资源的链接，需要重新学习与商业部门沟通的方式，这对于资源紧缺的社会组织而言，不仅增加了组织的时间成本以及人力成本，更使得外界对组织的专业性存疑。从企业角度来看，与具有商业联系的组织沟通，能带来理念层面的共鸣，为组织赋予更高的认知合法性。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组织通过构建商业联系能获得市场化运作知识，提升组织的市场化运作的能力，从而提升社会组织的运作效率，增强了组织的竞争优势。不仅如此，当社会组织受到市场逻辑的影响时，将面临一定程度的规范运作压力，会驱动社会组织去采纳规范管理要素，提升其理性化程度。一般而言，利益相关者对高效和规范运作的社会组织信任程度更高，因而对这类组织的捐赠也会更多。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说1：商业联系正向影响社会组织的捐赠收入。
1.2 社会组织政治联系与捐赠收入
政治联系是指社会组织的负责人是政府官员或者与政府部门保持紧密联系，是社会组织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作为一种关系资本，政治联系能有效提升社会组织合法性，尤其是在普通民众对社会组织作用认知不足的情况下，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将直接影响其公共募捐的数量。与没有政治联系的组织相比，具有政治联系的社会组织因其与政府的密切联系，能有效树立起积极的组织形象。换言之，政治联系为社会组织做出了合法性背书，提升了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从而能获得更多捐赠收入。此外，建立政治联系通常被视为社会组织与政府进行资源交换的非正式渠道，有利于组织获得制度性支持。在“大政府—小社会”的体制下，政府掌握着大量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如政府补贴、活动场地和政府购买合同等。相对而言，具有政治联系的社会组织更有可能获得政府相关的资源，进而提升组织的竞争优势。有竞争优势的社会组织获得公众信任度更高，因此具有政治联系的社会组织更易獲得捐赠收入。
与政府部门建立政治联系也可能使社会组织面临自主性丧失的风险。一方面，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和资源交换频繁而导致的资源依赖关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对其内部运作施加影响进而实现控制。相应地，为了能够获得稳定的资源支持以继续生存，社会组织不得不维系与政府的关系，从而逐渐丧失了自主行动的能力。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长期依赖政治联系可能导致自我发展动力弱化，进而降低其效率。在这一情况下，社会组织获得的公众信任会下降，组织获得的捐赠也会减少，政治联系对社会组织捐赠可能带来负向影响。对此，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假说2a：政治联系正向影响社会组织的捐赠收入。
假说2b：政治联系负向影响社会组织的捐赠收入。
1.3 组织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社会组织透明度是指基金会向其关键利益相关者提供财务、项目等信息，并对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和问题做出积极回应，是社会组织向其关键利益相关者展现组织履行责任的关键战略之一。组织透明度对捐赠收入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信任机制、合法性机制以及印象管理机制。从信任机制来看，利益相关者认为社会组织越透明，他们就越容易获得信息来评估社会组织是否达到了他们的期望，从而对社会组织产生更强的信任感。从合法性机制来看，透明度高意味着社会组织会同时对外公布有利于自身和不利于自身的信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监督的权利，促使社会组织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和合理的管理来提高绩效。社会组织绩效的提升将增强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性。一般而言，利益相关者认为高透明度的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是具备一定水准的，并对这类组织的态度较为积极。从印象管理机制来看，透明度是组织问责机制中的关键部分。社会组织的高透明度有助于强化它们在利益相关者印象中负责任的形象。
作为调节变量，本研究认为透明度正向调节商业联系与社会组织捐赠收入之间的关系。商业联系有助于社会组织获取商业资源、知识，促进社会组织高效运作，但在社会组织透明度低的情况下，外部利益相关者难以掌握社会组织商业联系的构建情况；
相反，在社会组织透明度高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商业联系的构建、作用发挥等情况更能被利益相关者掌握。利益相关者对具备商业联系和高透明度的社会组织的认可度更高，更愿意对这类社会组织开展捐赠。再者，商业联系虽能为社会组织带来市场化的资源，但同时可能存在使命漂移的风险。而在社会组织透明度高的情况下，利益相关者认为他们更能掌握组织运作的信息，能对社会组织更好地开展监督，从而规避商业联系带来的风险。
组织透明度将正向调节政治联系与社会组织捐赠收入之间的关系。在透明度高的情况下，社会组织的政治联系将被利益相关者知悉，增加了社会组织的可信度，由此政治联系对捐赠收入的正向作用得到了强化。同时，透明度可以促使社会组织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和合理的管理措施来提升效率，改善组织的对外形象。在高组织透明度的情况下，社会组织依赖政府致使自主性和效率降低的情况将有效减少，政治联系对捐赠收入的负向作用得到了弱化。基于上述论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说3：组织透明度正向调节了商业联系与捐赠收入之间的关系。
假说4：组织透明度正向调节了政治联系与捐赠收入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和数据
为了研究社会组织外部联系对捐赠收入的影响及组织透明度的调节效应，本文选择中国慈善基金会的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第一，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基金会的收入来源更为多元且数量更大。以往的研究显示，基金会所拥有的资金占中国社会组织领域总资金的76%。可见，基金会是社会组织领域一支不可忽视的关键性力量。与此同时，过去40年，中国基金会的数量快速增长，平均每年增长率达到了27.94%。虽然基金会的数量远远少于其他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但它的社会影响力在社会组织中是较为显著的。第二，中国基金会的统计数据较为完整。自2006年开始，监管政策便要求基金会通过媒体向公众披露年度报告。部分机构如中国基金会中心（CFC）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中心（CNRDS），也建立了基金会数据库，收录了基金会收入、组织特征、背景因素等信息，为学术研究奠定了数据基础。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CNGO数据库和《中国基金会透明度发展研究报告（2014）》。《中国基金会透明度发展研究报告（2014）》的附录中详细呈现了2014年基金会透明度的完整榜单。本研究选取了2014年的基金会数据，并对部分缺失关键数据的样本进行了删除，最终获得991个样本。
2.2 变量测度
2.2.1 因变量
本研究将社会组织的捐赠收入作为因变量。由于不同社会组织间的捐赠收入绝对数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将捐赠收入除以总收入后进入回归。
2.2.2 自变量
商业联系/政治联系。本研究通过基金会理事是否具有企业/政府工作背景来测度组织是否存在商业联系/政治联系。选择理事工作背景作为代理变量来测度基金会商业联系/政治联系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理事会是基金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金会理事具有不同的工作背景，这些工作经历有助于基金会获取发展的资源，包括获得捐赠资金、场地资源等，是组织生存发展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基金会绩效；
二是具有企业/政府工作经历的理事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基金会的运作能力与战略策略。本研究使用天眼查网站搜索获取基金会理事工作背景，并运用Python、Perl软件将文字转化为数字。编码规则如下：如果理事具有企业/政府工作背景，则赋值为1，否则为0。在初步分析和数据编码后，由两名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对所有的数据进行了二次核对，然后对对方审核的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A负责对B的数据进行二次核对，B负责对A的数据进行二次核对）。复核比例为20%，如果在第二次检查中错误率达到5%，那么将由第三方重新检查这部分数据，直到它低于错误率限制为止。一家基金会如果具有商业/政府背景的理事，则说明该基金会具有商业联系/政治联系，赋值为1，如果没有具有商业/政府背景的理事，则说明该基金会不具有商业联系/政治联系，赋值为0。
2.2.3 调节变量
组织透明度。透明度总分等于47个指标的分数之和，其中基本信息总分为18分，财务信息总分为24分，项目信息总分为35分，捐赠信息及内部建设信息总分为30.2分。2014年中国基金会透明度得分为0.8～107.2。
2.2.4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社会组织的成立年限、全职员工和理事总数作为控制变量。社会组织的成立年限采用2014减去基金会成立年份的方法进行计算；
社会组织规模指標用全职员工数量来衡量，设置变量全职员工，用以控制规模效应对基金会获取资源的潜在影响；
社会组织的理事数量代表着组织与外部资源的联系情况，因此本研究也将理事总数设定为控制变量。
3 研究结果
3.1 初步分析
为了更好地揭示组织外部联系与组织透明度对捐赠收入的影响，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运用SPSS 18.0对数据进行分析。表1为本研究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从均值来看，样本社会组织成立的平均年限为9.3年，平均每家社会组织约有4～5名全职员工。商业联系的均值为0.80，说明建立商业联系的现象在样本社会组织中普遍存在。政治联系的均值为0.24，说明在样本社会组织中存在建立政治联系的现象，但并不普遍。组织透明度的均值为50.90，说明社会组织透明度的平均水平较低，信息公开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3.2 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对各个假设依次进行检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首先将3个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模型；
模型2将自变量社会组织商业联系、政治联系引入回归模型；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组织透明度变量；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了商业联系、政治联系分别与组织透明度的交互项。由表1模型2可知，商业联系正向影响社会组织捐赠收入（β=0.098，P<0.001），政治联系负向影响社会组织捐赠收入（β=－0.061，P<0.05），假设1和假设2b得到了验证。由表1模型4可知，商业联系与透明度的交互项正向影响社会组织的捐赠收入（β=0.021，P<0.1），说明透明度强化了商业联系对捐赠收入的正向作用；
政治联系和透明度的交互项正向影响社会组织的捐赠收入（β=0.021，P<0.1），说明透明度弱化了政治联系对社会组织捐赠收入的负向作用。
为了更好地揭示组织透明度的调节效应，本文绘制了调节效应图。如图1所示，商业联系对捐赠收入的正向影响随着透明度的提升而提升：在高透明度的情况下，商业联系对捐赠收入的作用相对较强（斜率更陡）；
而在低透明度的情况下，商业联系对捐赠收入的作用相对较弱（斜率更缓）。如图2所示，政治联系对捐赠收入的负向影响随着透明度的提升而降低：在高透明度的情况下，政治联系对捐赠收入的负向作用相对较弱（斜率更缓）；
而在低透明度的情况下，政治联系对捐赠收入的作用相对较强（斜率更陡）。
图1 组织透明度对商业联系和捐赠收入的调节作用
4 进一步研究
本文将从社会组织内部和外部，对组织透明度调节作用发挥的情境条件展开进一步的分析。从内部来看，按照活动范围划分，我国的社会组织可分为全国性社会组织和地方性社会组织；
从外部来看，按照所处的制度环境划分，可以划分为制度环境优越地区的社会组织和制度环境落后地区的社会组织。本文将进一步研究在不同活动范围和制度环境情境下，社会组织透明度对外部联系与捐赠收入的调节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4.1 不同活动范围的样本的实证结果
不同活动范围的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地方性社会组织的样本中，商业联系与组织透明度的交互项与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β=0.023，P<0.1）；
政治联系与组织透明度的交互项与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β=0.025，P<0.1）。在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样本中，商业联系与组织透明度的交互项与捐赠收入的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政治联系与组织透明度的交互项与捐赠收入的关系同样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商业联系与组织透明度的交互效应以及政治联系与组织透明的交互效应只在地方性社会组织的样本中存在，在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样本中不显著，说明相对于全国性社会组织，地方性社会组织的商业联系和透明度、政治联系和透明度对捐赠收入的交互效应更为显著。
4.2 不同制度环境样本的实证结果
不同制度环境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制度环境优越地区的样本中，商业联系与组织透明度的交互项与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β=0.027，P<0.05）；
政治联系与组织透明度的交互项与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β=0.024，P<0.1）。在制度环境落后地区的样本中，商业联系与组织透明度的交互项与捐赠收入的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政治联系与组织透明度的交互项与捐赠收入的关系同样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商业联系与组织透明度的交互效应以及政治联系与组织透明的交互效应只在制度环境优越地区的样本中存在，在制度环境落后地区的样本中不显著，说明相对于制度环境落后地区，制度环境优越地区的商业联系和透明度、政治联系和透明度对捐赠收入的交互效应更为显著。
5 结论与讨论
如何理解外部联系和组织透明度在社会组织获得捐赠过程中的作用，是深入认识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维度。本研究基于社会组织二手数据，聚焦于社会组织外部联系对社会组织捐赠收入的影响，探讨组织透明度的调节作用，并分析在不同情景下，上述调节作用的差异性。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1）商业联系正向影响社会组织捐赠收入，政治联系负向影响社会组织捐赠。（2）组织透明度正向调节商业联系/政治联系与捐赠收入之间的关系。（3）从社会组织内部看，上述调节效应只在地方性社会组织中存在；
从社会组织外部看，上述调节效应只在制度环境优越地区的社会组织中存在。这些发现对深入理解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的关系，社会组织内外部治理的协同效应及其作用的边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既有研究认为外部联系是社会组织获取资源的重要渠道。本研究发现，不同的外部联系在获取资源中具有不一样的作用，对于捐赠收入来说，商业联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治联系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本研究通过维度细化，分别探讨了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市场主体之间的复杂关联，从而弥补了当前研究较少关注市场主体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的不足。对此，社会组织可通过建立商业联系，以应对资源获取不足的问题。
第二，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出社会组织外部联系与组织透明度之间的协同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组织的商业联系与组织透明度对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交互效应，政治联系与组织透明度对捐赠收入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交互效应。本文弥补了当前研究分别探讨外部联系与透明度对社会组织捐赠收入的影响，但是鲜有研究将两种治理机制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探讨两者如何共同影响社会组织捐赠收入的缺陷。因此，社会组织在积极拓展社会网络的同时，也需通过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体系，例如提高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信息披露的质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提高组织透明度。此外，政府应该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社会组织的透明程度对于慈善事业的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信息公开机制是提升组织透明度的主要方式之一。政府部门应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开展透明运作的相关培训，提升社会组织规范运作的能力。
第三，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社会组织外部联系与组织透明度协同效应发挥的作用边界。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外部联系与组织透明度的交互作用仅在地方性社会组织和制度环境优越地区的社会组织中存在。从社会组织内部来看，全国性基金会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金募集捐赠，筹资能力更强。而地方性社会组织在调动或获取资源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从而更依赖于外部联系与组织透明度的协同效应来吸引社会捐赠。从社会组织外部来看，制度环境优越的地区更强调社会组织规范运作，从而对社会组织透明度的要求更高。随着组织透明度的提升，商业联系对捐赠收入的正向作用被进一步强化，而政治联系对捐赠收入的负向作用则被进一步弱化。上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何种情况下社会组织外部联系与组织透明度的协同效应更为有效”的问题，明确了协同效应发挥作用的边界，有助于形成对社会组织外部联系、组织透明度与社会组织捐赠收入之间关系的完整认识以及建构协同效应的系统理论框架。
本文对社会组织外部联系和组织透明度对捐赠收入的交互效应研究仅仅是一个开始，还存在诸多不足。第一，本研究对社会组织商业联系和政治联系的测度存在局限性。本研究對于商业联系的界定为“社会组织理事曾有或现有商业企业经历”，将其设定为虚拟变量，未对商业联系的数量、类型进行细化，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进一步完善对社会组织商业联系的界定与测度。第二，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慈善基金会，而事实上中国社会组织的类型还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研究结论能否在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中推广仍有待进一步检验。未来研究可继续搜集其他两类社会组织的相关数据，丰富和扩展样本类型以提高研究结论的适用性与解释力。第三，本文所用的数据为截面数据，尽管我们在文中并没有因果关系的确切主张，但实际上商业联系和捐赠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复杂的，后续研究可通过实验研究或面板数据分析来弥补这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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