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光炜
我虽自诩为无神论者，不信鬼神及“天堂”“地狱”之说，但当此病后残烛之年，忆及历经风雨的庸碌一生，冥冥之中总感命运之神对我的眷顾。更为甚者，当我与友人闲聊及此，然其说者居然不乏其人。甚至引经据典：国外多位显要就任总统前数度求助于“水晶球”。虽然此等传闻真伪难辨，但流传颇广，足以证明信者甚众。何以如此？岂非令人称奇！
人的一生有数个关键点，常可影响人生的走向。除出生门第无法自选外，其他诸如职业、择偶、育儿等自我选择的余地都较大，各种机遇也就随之而生，今将我的职业生涯作一简单回顾。
我少年时就读于沪地以数理化著称的名校，自幼就自诩以工业救国为念，子承父业，学工乃是不二之选。岂料于高中毕业前夕，父亲欲我习医，理由是我系长子，家中弟妹颇众，便于日后尽照顾之责；
其次我儿时酷爱各种小动物，学医更符合我喜爱生物的天性。在父命难违、我又不排斥学医的背景下，就选择了弃工习医，悬壶济世也就成为我的终身职业，在填写报考学校时父又令我选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缘因该校毕业后可同时获美国姊妹学校的毕业证书，利于他日在海外就业，以弥补家父昔年未能留洋之憾，盼我能完成他的宿愿。岂料入学后才知该校虽是一有东方哈佛之称的名校，但学生多系富家子弟，我则是一介平民，且中学6年又均在公立学校度过，颇不适应该校的文化氛围，尤其是学医不同于学工，须死记硬背的太多，此并非我之所长，颇后悔不该草率决定学医，而拟退学重选学工。适值此时，席卷全国的思想改造运动蓬勃开展，作为美国教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当然首当其冲，我又意外地被选派为年级学生代表，参加教师思想改造，整个暑期关在校内的“白宫”与医学院教师“三同”，进行思想改造，此乃解放初期第一次参加的政治运动，作为要求进步争取入团的青年学生，岂敢再提退学之说，从此，医师就成为我的终身职业。迄今我已从医一甲子有余，无怨无悔，所幸不负众望，做了一些于国、于民、于家有利之事，其中尤以于己收益最大，在学医期间有缘结识终身伴侣，一见钟情，既是初恋又在婚后风雨俱共厮守60余年，对我个人或家庭均帮助良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入行外科且行医2年后，某日领导突来找我，令我离职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参加“西学中”学习班，为期2年，当时我颇犹豫，缘因我入向往已久的外科专业颇为不易，且深知在年轻时培养基本功对今后的成长至关重要，岂能轻言放弃！尤其当我知道此名额因被他人坚拒后才来找我，更心有不甘。考虑再三，那时我新婚不久，爱人又将赴苏读研深造，一人独守空房岂非无聊，学习新知识又是我之所愿，她赴苏学“西”，我留守学“古”，他日“中西结合”，岂非也一美谈！于是放下手术刀步入中医研究院，习古文、背汤头、学针灸，居然还与他人合作，发表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谈谈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居然敢涉足此课题，从此开启了我人生新的一页。2年余后学成归来，我被任命为北医中医教研组副主任、北京针麻协作组副组长、美国中医药研究院顾问等，成立了专治急腹症、脉管炎以及软组织感染的中西结合病房，开展了颇有成效的研究，不少当年的协定处方延用迄今。当我风茂正盛，驰骋于中西结合研究领域之际，有2件事始终耿耿于怀。一是不能“操刀”，重温外科医生的旧梦；
另一是每逢外宾访华参观针麻手术时，我常是主刀者，初时示范甲状腺或阑尾切除手术，尚可顺利完成任务，后发展至胃次全切除术，由于对麻醉要求较高，针麻的不全麻醉由于疼痛而导致腹肌紧张，不仅增加了手术的难度，且明知患者疼痛颇剧，何忍再操刀施术！思之再三，急流勇退是为上策。20世纪60年代初困难时期过后，中央实施“整顿、巩固、调整、提高”八字方针，于是以恢复教学秩序为名，取消中西结合研究病房，我也得以重操外科旧业。
未几，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医学界面临贯彻六·二六指示面向农村，我院作为卫生部重点单位，率先响应，各科室1/3的技术骨干及党、团员下放西北农村，领导班子也按此例。我时任外科连连长，外科领导班子共6人，其中3人因是军属或其他原因不在下放之列，可供选择的仅3人，我也名列其中，且我爱人不仅是留苏的修正主义苗子，又在同院工作便于一起下放，军代表也已告我作准备。于是我就变卖了书籍、财物，拟轻装扎根西北。岂料计划不及变化快，消息突然传来，周总理指示要重视中西医结合研究，我这个脱产学习中医2年有余，且曾任中医教研组副主任的外科医生，就此被留下，而免除下放西北。
文革期间各种运动不断，“枪打出头鸟”就成为人们的共识。因而当周总理提出“一定要攻克肿瘤”，北医也组建肿瘤科时，我坚持可参与业务工作，但不担任领导。岂料建成后不久，当我们从云南通海抗震救灾归来，甫下飞机，军代表就宣布因肿瘤科负责人涉嫌五·一六分子须去五七干校接受审查，肿瘤科由我负责，不容分辩地将此重任加在我身上。从此，我就与癌症结下不解之缘，筹建了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及北京肿瘤医院，担任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北京市肿瘤研究领导小组组长、全国胃癌研究协作组组长等职。且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连续五届担任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正、副主任委员及中国抗癌协会正、副理事长历时20年，推动了我国肿瘤学科的发展。在此期间还创办了“中国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协助组建了“癌症康复会”，提出了肿瘤防治应包含预防及康复，而不应仅局限于诊治的概念，以助癌症筛查及康复工作的开展。
回顾往事，不难看出这些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当初我如坚拒学习中医，岂非现已在西北安家落户？何来以癌症为业之一说！看来每每似与命运有关，实则不然，所谓“机遇是留给有准备者”，其言实属不虚。“中西结合”乃是我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学习中医当时虽并不自觉，但顺应国之大势，是符合事物发展的“正能量”之举，何乐不为？其实人之一生，各种机遇颇多。智者善于审时度势，洞悉先机，知其来临而机不可失，并能结合自身的特点顺势予以发展。庸者则对已降临的机遇视若未睹，以致错失良机，不但自误且常误人。我并非以智者自居，而是命运确与个人的适时判断与努力程度有关，顺势而为则成，反之则否。其理确否？各位可予思量。其实我任医院院长之职多年，期间也曾有多次被升迁的机遇，可是我深知自身有“口无遮拦”之痼疾，甚难改正，颇虑一旦失言犯错不得善终，而坚持“宁为良医，不作良相”之准则，守住业务岗位，岂非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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