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 策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肇始于巴门尼德的传统形而上学以同一性的思维方式为主要特征，而黑格尔哲学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较为完善阶段，它用“绝对精神”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都是从理念性的概念出发去引导和构建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马克思颠覆性地将认识的起点归于实践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探寻了“此岸世界”的真理性。在此基础之上，毛泽东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造性地发挥，将马克思的这一立场观点进一步现实化和活化，因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智慧，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实践超越。毛泽东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在哲学史上发动了一场真正的实践革命，也即将马克思的理论智慧上升为一种实践智慧。孙正聿教授认为：“实践智慧，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待人与世界关系的智慧，是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智慧，也就是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智慧。”[1]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哲学著述中使理论变成了现实，既活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表征了革命斗争的现实，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大地上讲起了中国话。
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的《形而上学面面观》一节中指出，传统哲学的重要特质就是对同一性思维的运用。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古代哲学家实现了对神话世界观的超越，利用理性将世界的“多”化为“一”，使得抽象成为世界的本源性的始基，利用同一性的思维去解释多样化的、异质性的现象世界。诚然，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都试图从感性之上找到一个理性存在者作为世界存在的根据，作为人之生存的依托。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古代哲学以“万物何以存在”为主线探讨万物生成的根据和原因，最终导致了一神论；
中世纪哲学以“上帝本体论”为主线，在人之外寻找一个人的本质的完满性的存在即上帝，确立了上帝的绝对地位；
近代哲学以“消解神圣形象”为主线，确立人的理性的主体地位，实现了近代认识论的转向；
德国古典哲学以思辨哲学为主要特征，探讨人的自由如何可能，道德如何可能的问题。由此可见，随着哲学思考的深入，水、气、火等自然物质显然无法支撑起解释现象世界的“多”的使命，因而理性作为对万物的解释原则应运而生。从巴门尼德对“是者”的思索以来，用普遍性原则去解释世界的同一性的构想就一直被发展。尽管黑格尔哲学通过辩证法将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的、绝对的、一元的不变实体改造为不断进行自我否定、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运动的实体，将现成性的实体改造为一个处于矛盾运动的生成性的实体。但是黑格尔也并没有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的窠臼，因为黑格尔悬设的“绝对精神”仍然是框在一个超感性的逻辑在先的理念世界的框架当中，仍没有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范式和根本思路。
传统的形而上学都是遵循理论优先性的原则，试图通过理论本身来规范和引导人的实践活动。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人们构造出来一个等级分明的理想的理念世界，用理念来规定现实的社会政治实践，从社会历史的维度看，人的实践活动是由理想国的构想来指引的。可见，传统的哲学家将眼光放到了理念世界或者理论世界。包括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在内的哲学家都试图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而这种理论体系能塑造和引导人的现实生活。马克思在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领域里发起一场“哥白尼式革命”颠倒，将实践确立为其哲学的首要和根本的观点。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02。马克思批判的正是以往形而上学所确立起来的一条“理论在先性”的路向，这种同一性的理论思维的单向度强调的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压抑和戕害。而自马克思以降，实践才真正被提到第一性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清海教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但是，尽管现代哲学打着“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号，但是后形而上学并不代表着哲学的终结，而“是形而上学历险中的关于当代人类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3]。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超越，这种理论超越在一定意义上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因为尽管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详尽地论证过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但这仅仅停留在理论的维度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现实化和活化。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最为精华之处，将其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真正地让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讲中国话。毛泽东直面革命实际，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的倾向是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针对的主要批判对象。教条主义者理解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只言片语，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为模板，从而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行动的指南；
经验主义者走的则是和教条主义者截然相反的一条道路，他们拒斥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仅仅依靠自身的个别的经验去进行革命实践，这也只能是“辛苦地但却盲目地工作”。总之，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教条主义都犯的是主观主义的错误，都是将自身的主观经验或者是理论看作是第一性的存在，忽略了实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决定性和根本性的地位与作用。毛泽东清晰地看到了实践的不可替代性，主观主义的倾向和传统形而上学从本质来讲都是一种理论优先的思维模式，毛泽东就是在这一点上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
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毛泽东的实践智慧作为革命时代的精华，超越了古代的知行观以及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局限，真正地认识到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在以往的哲学认识中，哲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单向的、独断的决定关系，即哲学或理论单向地规定现实生活和实践，我们如何行动要看哲学家怎样去理解现实，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去批判革命当中的教条主义，批判一种从原则和概念出发理解现实的思路，阿多诺将之称为“概念拜物教”。毛泽东的实践智慧哲学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真正的面向事物本身，直面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而这是为了避免使现实性的实践成为抽象理论的牺牲品。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认识论，深刻解释和重构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循环关系，确立了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原则。毛泽东将这一原则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不仅做到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有机结合，更是做到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无论是理论还是语言都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它们根植于现实生活当中，因此，作为理论的哲学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它依存于尘世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抛弃哲学和理论本身的意义，他认为哲学通过对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反思与批判呈现出一种理论的形式，它是源于现实生活的，但是哲学一旦形成便具有超越性，作为人类思想的力量能够表达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从而回到现实实践去推动现实面向未来。因此，理论和实践是一个内在循环的关系：理论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但是理论一旦形成又能反过来深入到实践之中，在循环中不断地推动实践，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推动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理论反过来推动着现实的跃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毛泽东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吸收了马克思思想中的理论内核，使之见之于中国革命实际。
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目的都是为了批判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在书中，毛泽东提纲挈领地揭示出认识对实践的依赖作用，旧唯物主义尽管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但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领域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沼泽，它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而物质生产实践之所以作为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是因为无论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离不开物质生产实践。除此之外，实践还具有多种形式，比如包括政治实践活动、科学和艺术实践活动等。毛泽东从经济、政治、文化的维度分析了实践的类型。人的认识过程并非是单纯的量变过程，而是存在一个认识论的飞跃，是一个人的视界从片面到全面的认识的过程。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以及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生产规模的狭小”，人片面地理解社会历史，当人们通过多次反复的社会实践的积累就会产生一种突变，概念就这样形成了，它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4]285，认识就从感觉层面到达了思维层面，即到达了“论理的认识”。所以说实践是不断变化的，而党内如果仍旧将之前的理论作为固有的教条的话，即使之前正确的理论也会丧失其真理性。
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的讨论体现出其继承马克思全面的认识论的唯物论。同时，毛泽东强调要坚持感性认识第一性，但是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因此还要注重将感性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升到理性认识上来，这就将认识论和辩证法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果认识过程到此就终结的话，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而毛泽东将认识的过程概括为“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其表现为“实践—理论—实践”的过程。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是科学的理论思想，但是如果将其束之高阁也就无法发挥其指导作用，只有将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使其在自己的本土上熠熠生辉，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亟待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实践价值。毛泽东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其哲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著作。
《矛盾论》中，毛泽东在揭示矛盾基本属性的关系时明确了实践和理论相统一的观点，这一阐释同样是建立在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的基础上。马克思所揭示的矛盾就是对立统一，作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这是党内普遍认可的。但是革命中最为关键的在于矛盾的特殊性常常为人们所忽略。世界上的物质之所以千差万别、一个事物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事物就在于矛盾具有特殊性。当然，这种特殊性不仅仅存在于自然界之中，更存在于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之中，这也是毛泽东所重点强调的。他认为革命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矛盾的特殊性，因为只有对于个别事物加以尽量的研究才能透过个别现象去发现、深谙事物内部的本质，矛盾的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
同样他们更不懂得当我们在认识了本质之后，还需要继续研究新的实践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毛泽东将教条主义者称为“懒汉”，他们把真理当作永恒的绝对真理。毛泽东真正地将辩证法和认识论统一了起来，也正是列宁所说的“辩证法就是认识论”。毛泽东在讨论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后，进一步研究了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他指出，矛盾的同一性具有双层内涵：一方面矛盾着的事物不可能独立存在，矛盾的一方必须以另外一方为依托；
另一方面，矛盾双方不仅要共存于一个共同体中，更重要的是，双方得相互转化。而这种同一性并不是理论的同一性，而是现实的同一性，因为所言之矛盾就是现实的具体的矛盾，无论矛盾是依存还是转化都是现实的，都不是人们主观幻想出来的。因此，毛泽东做出了“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论断[4]331。
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指出，主观主义错误的根本原因是割裂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之间的关系，即颠倒了马克思关于主客关系的合理内核。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主要表现为思想顽固，因循守旧地坚持固有的思路，所以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旧的阶段，没有把理论做到与变化了的实践相适应；
而作为主观主义的另一表现的“左倾”冒险主义则是将幻想视为真理，用超越现实的思想代替了对现实的真实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不仅体现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方面，即能够做到实践决定理论，理论反映实践，更体现在二者的辩证统一方面，即理论可以顺应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由于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实践是无限发展的，因此，人的认识或者说是理论也是不断向前推进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在论证德国的现实道路的时候提道：“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11。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指出：“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4]307，“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4]296。这都体现出毛泽东思想其实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际当中的唤活，他深刻地揭示出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也深刻践行了“辩证法就是认识论”。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理论形态向我们呈现的科学，那么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呈现的则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实践的一种实践智慧。毛泽东并不是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单纯的注解和说明，他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进行了深度的结合。这表现在毛泽东曾经多次运用中国革命斗争的典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刻的解读。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4]284
毛泽东实践智慧哲学之所以被称为实践智慧是相对于以往传统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流俗的理论智慧而言的。无论是法国唯物主义式的还是黑格尔式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都是囿于理论层面的诠释。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区分是源于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类活动的三种划分，他认为人类活动大致可以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形式，其区分的标准就在于三种活动方式面对的对象不同：理论所涉及的对象是出于无条件者的永恒之物，而实践和创制涉及的对象则是可变事物。实质上这就是人类的两种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在康德那里也做了类似的区分，即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实践智慧区别于理论智慧之根本就在于把握的对象不同，理论智慧把永恒不变的事物作为自身把握的对象，即用概念的方式去把握；
实践智慧则是将变化的事物作为自己把握的对象，自然其把握的方式也应是可变化的方式。
如前所述，《实践论》系统论述了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辩证统一思想，《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不平衡性等的论述都说明了毛泽东所关注的世界并非是传统形而上学所言的一个作为永恒不变的“一”的世界，而是一个作为异质性的“多”的世界。因为正是在“多”的世界中才可能有多种矛盾的并存，才能有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协调统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的实践智慧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转识成智”，即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现实化且中国化。毛泽东并不像理论派一样去大谈特谈抽象的理论，他真正地面向事物本身，面向中国革命实际，面向党内出现的尤其是以教条主义为代表的主观主义。所以，毛泽东的哲学是实践的、现实的哲学。在《矛盾论》中透过对革命中党内出现的错误思想的分析，证明了当这些思想还没有发展到对抗的形式，还仍然是以一种非对抗的矛盾的方式存在的时候，是可以在党内进行自我修正、自我斗争的。但是一旦这些错误的思想一直被人所坚持的话，那么就会扩大为对抗的形式，就会对革命的成功造成巨大的阻力。因此，在党内错误思想还没发展成对抗的矛盾的时候，应该及时改正，做到防微杜渐。毛泽东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分别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辩证法的宇宙观。毛泽东指出，无论是唯心论的宇宙观还是欧洲初期的唯物论的宇宙观都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它们普遍使用一种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看待整个世界。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法则与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是根本对立的，这不仅是思维方式的一个变革，更是“对于人类的认识史的一个大革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在毛泽东的笔下生动地和中国当下的革命现实有机结合，真正做到彻底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教条主义恰恰是把理论僵死化，这不利于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
总之，毛泽东的实践智慧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从概念去把握“一”的思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的革命果实。说到底，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擅长用变化的方式去把握这个变化的世界，其哲学真正体现了“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如此理解，才会真正理解为何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这一洋理论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生长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系列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重点提出一个论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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