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梓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127)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平台上讨论社会问题，人们在讨论过程中输出自己的观点，形成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互联网环境中的价值评判标准尚未建立，网络中纷繁复杂的言论使得部分群体出现价值偏差和行为失当。高职教育相关话题是公众讨论的一大热点，往往也会出现一些非理性的评价，如片面解读高职教育现象和丑化高职教师形象，甚至贬低高职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等。高职学生作为网络受众群体，若不能予以正确引导，则容易导致其对自己的不自信、对学校及老师的不认同，甚至出现价值观与主流价值体系的割裂和对立。由此，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1]44在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探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的内在逻辑，破解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合理构建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体系。
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是指公众基于自身认知或利益诉求对高职院校相关事件产生的某种社会态度，这种社会态度随着网络广泛传播而形成群体性的意见表达，使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人产生聚合，聚合后产生群体效应，并进而凭借此群体聚合效应产生压力[2]。高职院校负面舆情越多，越容易影响职业教育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必须采取行动化解舆论冲突，引导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进而达到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们的共同价值追求，这为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治理，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要素在内部系统中与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形成相互联系，以特有的运行方式使其整体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其本质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的全过程和各环节，引导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从内在逻辑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在价值、行动和功能上相联系。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落实价值引领
高职院校网络舆情反映出公众关于高职教育现状的认知和反馈，应予以积极回应。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在明确意识形态导向的基础上建立与公众之间的信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职院校网络舆情中具有价值引领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指引方向。舆情治理目标在于意识形成层面的净化，是夯实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环节[3]，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是社会治理在舆论信息领域的延伸，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影响和指引着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的方向。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多元主体提供了统一的价值理念。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涉及多元参与主体，可能面临价值利益冲突和管理分工缺位等问题，需要构建舆情治理共同体来达成治理目标，形成共治共享的局面。舆情治理共同体不仅是多个主体相联结的工具性共同体，更是具有共同价值目标追求的价值共同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为舆情治理共同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共治依据，最大限度地整合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三是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具体实践，为其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是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提供了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理论支撑。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实现行为规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既能为网络舆情的规范化治理提供条件，又能为科学制定相关制度提供价值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保障法治和德治在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中得到充分运用，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素助推网络舆情治理与实践。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要求体现了用法治来规范社会治理的意蕴。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法治化的过程。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离不开良好的法治体系的支持，没有法治体系作为依托和载体，也就不存在网络舆情治理的空间。2022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为职业教育实施和职业教育保障等方面的内容提供了法律依据[4]，保障了高职院校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义务,为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打下了法治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5]等法律法规也为网络舆情治理提供了法律支持。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具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不仅是治理成果方面的保障，更是治理路径方面的保障。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层面的要求展示了以德治规范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通过道德劝善，使个体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操得到提升，形成向善的社会评价标准。当公众具有基本的道德素养和起码的道德约束力，社会执法成本也将大大降低。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中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共同作用。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功能完善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要落到实处，从理论走向实践应用的场域，为实现凝聚社会共识和化解价值冲突的社会治理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的目的是为了消弭各方价值冲突，最大程度地获得公众的认可，以便有效地规范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促进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功能的完善。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衡量标准。这种价值衡量标准推动现有的舆情治理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的理想状态不断迈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现代社会治理理念在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中得到彰显和强化。其次，安全与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的主要价值根基。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负面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和普及带来的，这种负面效应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保证网络安全与促进信息技术发展，自由、秩序、发展等价值相互叠加，导致不同价值冲突出现在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场域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提供了网络安全保障的基本准则，从而化解价值冲突，能更好地规范高职院校网络舆情引导，保障职业教育积极健康的发展。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出现新的变化，职业教育发展前景与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存在差距，相关信息在网络传播过程可能被层层加工，以至与事实相去甚远。一方面，高职院校的学生会对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件作出反应，使得持相同观点的人快速形成一个网络群体，处于该网络群体中的高职学生更容易受到情绪和他人行为的影响；
另一方面，部分非利益相关者面对高职院校网络舆情会屈从于社会对职业教育评价不高的惯性认知而作出恶意评价。这些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形成了困扰。因此，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需要化解融入过程中的诸多困境，并在此基础上调整现有策略。
(一)价值标准失衡限制了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
目前社会价值失衡导致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缺乏相关价值标准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纠正失衡的社会价值，对于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具有基本导向作用。
一是多重价值的碰撞与博弈扰乱了公众对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价值判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发生深刻且持续的历史性变革，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已发生巨大变化，对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不同社会、群体和组织对高职教育的利益诉求出现了分化。如教育部依据《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公布了山东、浙江等省份多所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6]，引起教育界的关注，一时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话题。但某些独立院校的学生在网络上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最终相关“合并转设”事宜暂停。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即教育政策变迁中产生的利益冲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教育[4]，独立院校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可以弥补我国本科层次中职业教育的缺失。独立学院毕业生担心被误认为是职业教育学生而遭遇就业歧视，这在现实中是已经存在的真实情况，毕竟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是产生就业歧视的诱因[7]。由此可见，教育政策变迁导致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而产生的网络舆情容易遮盖公共价值的本意，从而影响公众对高职院校舆情的价值判断。
二是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导致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难度加大。价值观会随着社会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地植入人心，因此，社会文化环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的影响不容小觑。我国正处在从劳动密集型社会向技能密集型社会转型时期，高端制造业迫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国家在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上不遗余力，通过将职业教育定位为类型教育，加大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加强职业教育宣传力度，使公众能充分了解技术技能人才对我国建设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高职教育的定位呈现“上热下冷”的现象。公众仍将职业教育定位为中低层次教育，社会认同感不强。特别是读高中、上大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这种社会共识使得职业院校学生被看作是不愿意学习、被中考高考淘汰下来的落后生，以至于绝大多数公众认为读职业院校不是学生的主动选择，而是迫于无奈被动接受的选择。社会文化环境对高职教育的不认同直接矮化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培养。有些高职院校未能将学生作为技术技能型人才加以培养，对于其技能要求偏低，在学生实习实训上也缺乏投入，校企合作成为学生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场所[8]。如某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给会计专业学生提供顶岗实习工作，其内容却为电话催债，这与学生所学专业不符，引起了学生的不满而产生网络舆情[9]。这种国家重视、公众轻视的复杂社会文化环境加大了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的难度。
(二)共治失范阻碍了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有序治理
多元主体参与到社会全方位治理中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为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不是简单相加，而是要形成联动融合、协调共治的机制，产生整体效应，弥补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主体单一化和碎片化的不足。然而，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呈现出治理主体单一，缺乏横向沟通与合作的问题。
一是多元主体未能主动参与，降低了治理效能。随着新媒体的发展，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传播呈现出又全又快的特征。首先，全媒体时代冲击了传统学校和媒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在全媒体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越来多地参与到学校公共事务的传播中。公众参与高职院校网络信息的传播，使得舆情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加大了治理的难度。其次，公众传播的高职院校网络信息更加复杂和多样，传统的官方舆论生态被打破，民间舆论场形成，舆论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域的观点和情感表达形成强烈的交织和碰撞。为此，仅靠高职院校宣传部门的治理远远不够，还需要媒体、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甚至高职院校的学生都参与舆情治理，发挥能动性，形成共同治理的合力。
二是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未能进行有效沟通，增加了治理成本。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主体除了高校本身之外，还应该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媒体、专家和高职学生在内的相关主体。教育主管部门对于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负有领导责任，以便及时掌握舆情和统一思想。而当出现突发舆情时，高职院校对上负责的应急机制会使舆情治理缺乏灵活性和机动性。同时，高职院校网络舆情信息分别由不同职能部门掌握，有的部门负责舆情监测，有的部门负责舆情收集等。这种合作模式如若缺乏整体治理理念引导，容易造成部门各自为政，横向信息交流不够充分，沟通和协作存在阻碍，从而导致高职院校往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应对舆情发展。可见，目前主体之间的沟通协作机制尚未建立，导致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呈现碎片化。如有网民在微博平台上传了某职业学院教师在课堂上公然针对南京大屠杀发表错误言论的视频，引发公众的高度关注。涉事职业学院及时作出回应并对相关老师给予开除处理。本以为舆情事件就此结束，但之后视频拍摄者和视频上传者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遭到曝光，对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部分网友抱有揭发告密者的心态，认为曝光视频拍摄者和视频上传者的个人信息属于“正义之举”，造成次生舆情。对此，相关部门应正确引导舆情发展方向，帮助民众厘清视频拍摄者和视频上传者的本意，树立良好的舆论生态。
(三)引导乏力影响了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有为治理
当前，大部分高职院校建立了网络舆情监测和应对机制，但是对网络舆情的引导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大部分高职院校的舆情引导仍然处在信息茧房中，其引导行为陷入自说自话、低效无序的窘境。高职院校舆情治理部门应在舆情治理的各个时期采取不同策略正向引导学生回应网络舆情。但高职院校舆情治理部门往往囿于介质传播经验匮乏和引导措施乏力，导致其在网络舆情的心理疏导、数据信息研究和治理体系效能上稍显不足[10]。
一是部分高职院校忽略了价值理念对舆情引导的重要作用。价值理念是高职院校网络舆情引导的逻辑起点，决定着高校如何面对舆情、看待舆情和处理舆情。舆情治理的每个环节受到价值理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价值理念也决定着整个治理体系将采取何种协调和运作方式。目前，高职院校面对网络舆情时往往被传统的工具理性所束缚，忽略了价值理性对舆情的引导作用，为了追求最大的短期效益，往往采取封、堵、删等冷处理或不处理的方式，让舆情事件的关注度和讨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最终淡出人们的视线。在自媒体环境下，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意愿不断增强，特别是学生作为主要的网络活动参与群体，对于关系其自身利益的舆情更是会持续关注。在过去传统媒介环境下，消极的处理方式或许能使高职院校的教学秩序回归正轨，但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技术创新环境下，如果不进行舆情引导或舆情引导不当则容易激发次生舆论。如某些高职院校通过技术手段过滤掉一些负面信息，或屏蔽相关信息，或采用直接删帖、封号等“一刀切”的方式处理负面舆情。某些高职院校出现网络负面舆情后对未触碰网络道德红线的学生只是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没有进行思想价值引领。缺乏价值引领的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容易导致治理乏力，甚至暴露出自身社会担当和责任意识的淡薄。
二是部分高职院校忽视了宣传教育对舆情引导的基础作用。长期以来，相关部门对网络舆情治理采取的是静态时舆情监测研判、过程中舆情管控、突发时舆情应对的治理思路，网络舆情引导一般出现在舆情发生的事中或事后，常常忽视了事前的宣传教育，导致事后网络舆情引导的低效。由于阅历有限，高职学生对于事物的优劣及发展趋势缺乏一定的判断力。因此，需要加强对学生思政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避免某些负面网络舆情的发生。如某职业学院霸道查寝的视频发布在网络后引起社会的广泛热议。视频中，一群女生走入一间宿舍，几人高昂着头，举手投足间 “官威”十足，摆出一副颐指气使的神态。事后学校作出回应，对涉事的6名学生干部通报批评。在此案例中，学生不可能孤立于整个学校而单独存在，查寝学生干部表现出来的“官威”和粗暴行为让公众对高职院校的治校理念也提出了质疑。同时，学生会干部身上的官僚气息还表明学校对学生缺乏足够的思想政治教育，导致学生干部为学生服务的职责履行缺位。因此，网络舆情的治理需要线上线下联动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真正化解负面舆情产生的源头，为舆情引导打下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为调整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的实践策略提供了依据，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和道德理想，进而有助于实现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的长效运作。
(一)彰显主导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对一般价值观发挥统摄和主导作用，也决定着社会治理的精神内核和目标方向[11]。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舆情治理的价值评判标准。
一是激发价值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自信的充分彰显，凝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经验。历史表明，强大的价值自信能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坚实的力量。价值自信能影响公众对价值观功能的预期，提升其对价值观的认可度。网络舆情呈现出不同文化思潮、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激烈交锋。因此，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治理激发和强化价值自信。
二是发挥凝聚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相应的价值要求，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完整的价值体系，促进了价值内涵和价值主体的有机统一[11]。同样，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的价值判断也受到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和公民个体需求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必须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作用在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中得到充分彰显，通过聚合不同主体之间的价值判断从而满足国家层面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层面的依法治国和公民层面的诚信友善价值追求。
三是聚焦舆论引导。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引领职业教育的舆论场，不仅是回应公众对高职教育评价的现实需要，也是巩固主流话语在民间舆论场核心地位的必然选择。有的高职院校舆情管理部门用一删了之的方式对待网络教育负面舆情，反而激起了公众的反弹情绪，将舆情推向不可控的局面。因此，要不断拓宽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表达渠道，加强教育宣传，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从而发挥主流话语体系在民间舆论场的引导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舆情引导提供了价值指引，高职院校舆情管理部门要加强处置突发舆情的培训，打通高职院校在全媒体的发声渠道，为舆情引导作好前期准备工作。
(二)明晰治理主体：建立多元协同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
从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公共属性看，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治理已经突破了个人与单位组织的局域治理范畴，还需要政府、网络媒体平台等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共治。要明确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的相关主体及其职责，明晰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托培育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价值遵循，发挥多元协同治理优势，形成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共同体，凝聚社会力量形成合力。
一是发挥高职院校的主导作用。在突发网络舆情的处置上，高职院校作为第一责任单位要及时妥善处理，如若处理不当或不及时将有可能上升为舆情危机。高职院校要充分认识到网络舆情是公众表达诉求的一种重要形式，不能采取回避政策，而应主动收集信息、分析舆情，主动发声、亮明立场，建立起传输和倾听的双向沟通系统，以速度和深度取得舆论主导。
二是发挥政府的关键作用。一方面，在公共政策制定上发挥价值引导作用。高职院校网络舆情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影响因素众多带来的利益冲突。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好地发挥价值引导和平衡利益的功能，为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建立信任保障。另一方面，在舆情处理上发挥调度作用。高职院校既是回应舆情的主体，也是舆情事件的利益冲突方，在其舆情处理不当或造成次生舆情时，主管部门要积极介入网络舆情的处理。主管部门要在不断进行的价值博弈中校正舆论，保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既为高职院校处理网络舆情创造客观环境，又要更好地监管高职院校的舆情应对态度和处置能力。
三是发挥网络媒体平台的监管作用。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在网络媒体平台进行诉求表达，这对网络媒体平台的监管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网络媒体平台在网络舆情的治理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积极与高职院校合作，对舆情进行监测和预判，帮助高职院校提升运用大数据技收集和处理网络舆情信息的能力；
另一方面对于违反法律法规和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涉及职业教育的相关言论，要及时快速处理，以免负面舆论扩大，切实维护网络安全。
(三)提升治理效能：加强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建设
提升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效能是一个复杂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过程，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建设，从结构、能力、机制和技术四个方面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
一是需要形成更加完善的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结构，充分调动各方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当前积极构建网络舆情治理“一核多元”的共治结构，即强调党的领导处于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结构核心地位。高职院校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意识形态导向，这是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效能得以提升的重要保障。
二是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是治理效能提升的基础和生成之源。治理能力直接影响治理效能，要加强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舆情管理部门在舆情处置中尤其应该重视政治鉴别能力、协调沟通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等的培育和提升。
三是创新有效的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治理机制。机制对于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协调运行具有重要作用。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涉及多方利益的调整和多个部门之间的协作，亟待创新相关机制来实现治理目标。要加强制度执行的力度，通过机制的有效运行让治理效能得到有效提升；
构建效能评价机制，不仅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情况，还要注重全过程全方位的评价标准的建设；
构建治理效能问责机制，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避免责任过于泛化。
四是运用新媒体技术赋能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治理。数字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为教育治理效能的持续提升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工具[12]。数字技术促进了新媒体网络平台的发展与应用，为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渠道。为了加强对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治理，应建立和完善具有舆情监测与评估、数据分析与专家决策、沟通与反馈等功能的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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