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勇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的清王朝统治，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鳞次瓦解。虽然社会变革的浪潮跌宕汹涌，但混乱的社会秩序，传统守旧残余势力尚存，其对社会的控制，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从成都游学到京师，王光祈以自己的卓识和果敢行动，很快脱颖而出。1918 年，他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等共同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先生称赞他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1919 年，他又在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创建“工读互助团”。由此，王光祈成了“五四运动”前后立志改变“末世风气”、建立青春富强中国的新锐代表人物。可是，1920 年4 月留学德国后，王光祈转学音乐研究，并由此成为中西音乐比较研究第一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者”①《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编《中国音乐词典》“王光祈” 条目，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第400 ～401 页。。如此巨大转变，王光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转向音乐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的治世功能属性是否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本文试探之。
王光祈首先是一位记者、一位社会活动家，他的青春热血、好学睿思与敏锐观察能力，使他成为社会变革中的“振臂一呼者”。在他的少儿时代，中国相继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以及《辛丑条约》签订等，这些给当时中国社会带来深刻影响的重大事件，触动着年幼但才思敏捷的王光祈。当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并最终引发中国政坛大地震的时候，王光祈正在成都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丙班读中学，历史资料记载说他与周太玄、魏时珍、郭沫若、曾琦、蒙文通等同窗好友经常一起讨论时事政治。也许正是在这一时期，王光祈养成了善观察、善思考、善写作的习惯，奠定了他后来持续一生开展社会观察、时事评论和政见性写作的坚实基础。
1914年，王光祈考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同时任职于以编撰《清史稿》为重任的清史馆。于是，他对时局的观察和思索显然有了更多的资源依托，其视角也更加广阔和新颖。而后，他相继担任成都《四川群报》驻京记者和北京《京华日报》编辑，则使他有了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向社会大众进行传播并产生能量影响的可能。自此，22 岁的王光祈开始蝶变为时政观察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博学多识和对时局变化的高度敏感，使他撰写的大量通讯与评论性文章，在动态反映时事真相、针砭时弊洞彻分析方面独具风采。文章的发表，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而且也促使王光祈对当时中国社会弊端与社会改造出路的认识愈益深刻。
“末世”“古老腐朽呻吟垂绝”“被压迫被剥削”“万恶社会”，这是王光祈对他所处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判断。所以，他立志要联合同辈人“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他深深热爱的中国改造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①周太玄：《关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载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539 页。，并且说干就干。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者和实际主要负责人，王光祈在拟定学会章程时就强调要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后又进一步提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之宗旨②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1919 年12 月15 日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巴蜀书社，2009，第79 页。，并制订了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四大信条，与全体会员共勉。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王光祈主张以教育和实业改造中国社会，他亲自推动创建了基于“互助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③王光祈：《致君左》，1919 年6 月1 日发表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4 期，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第175 页。之半工半读组织“工读互助团”，以之作为试验性探索。
也许是书生意气，也许是其时中国社会思潮的百舸争流，王光祈的少年中国梦并未因他的众多通讯、时评文章以及“工读互助团”的试验性探索而露出些许曙光。1920 年4 月，抱着“求学与修养”的初衷，王光祈离开了他曾经为之热血的“少年中国学会”轰轰烈烈的国内活动，前往德国留学，主攻政治经济学，其间为了生活而兼任北京《晨报》和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特约记者。大约两年后，他转向主攻研究音乐，直至1936 年1 月因突发脑出血在德国波恩去世。
梳理王光祈的一生，他首先是一位记者，这几乎是他终生赖以生存的职业。也正因为记者的角色，他对时代、对社会有高度的敏感性，善于观察，而且善于把观察所感写成文字发表于报刊，由此有了他的大量著述，包括新闻通讯、时政述评、社会观察、生活札记、研究性文章、诗歌创作、近代外交史料译文等。其次，王光祈是一位倡导变革的社会活动家，他充满激情，矢志将当时暮气沉沉的中国改造为一个朝气勃发的少年中国，并为此而毅然行动。第三，王光祈是一位具开拓者角色的音乐研究者，这是他留学德国后、与记者角色并行而又成其大功的角色。作为音乐研究者，王光祈共撰写了18 部音乐论著、40 余篇音乐方面的论文，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提升到世界级水平，并且开创了我国中西音乐比较研究的先河。
王光祈由记者、社会活动家转而研究音乐，看似蹊跷，实则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不仅仅在于他从小喜欢吹笛吹箫、醉心哼唱川剧，更在于他长期从事记者工作的职业敏感和对积弱积贫中国之社会问题解决、少年中国学会民族复兴运动之路的重新思考所致。
从1920 年6 月抵达德国法兰克福，到1923年“遂决意放弃研究经济之愿，而改习音乐历史”①《王光祈旅德存稿》自序，1936 年3 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第305 页。，王光祈大约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潜心观察德国和欧洲的政治、经济、教育、外交与学术发展等方方面面的情况，他在对比德国、欧洲与中国社会的不同中寻找借鉴，思索中国的社会改革之路。他说初到欧洲时印象最深的是欧洲人的物质生活（衣、食、住三件事）“较之中国人实在百倍以上”，而一段时间后深入心坎的则是欧洲人的精神生活（恋爱、音乐、美术等事）“较之中国人实在千倍以上。”②王光祈：《“社会的政治改革”与“社会的社会改革”》，1922 年3 月1 日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八期，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第137 页。物质生活百倍之差，精神生活千倍之距，王光祈对自己亲眼所见一定很震撼，也肯定很纳闷——这中西差距背后的影响要素究竟是什么？其实，他踏上德国土地后的整体观感是不错的，所居之地“开窗临野”，秀丽青山田园风光就像在老家成都平原一样“令人心旷神怡”③王光祈：《致慕韩、少襄、哲生》，1920 年6 月4 日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二期，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第99 页。；
所观之德国物质文明，“在欧洲总算是首屈一指了”④王光祈：《择业》，发表于《晨报》1919 年2 月10 日至12 日，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第3 页。。在这里，他看到了德国人对于音乐“涵养甚深”，而且十分普及，几乎无人不懂音乐，男子多学提琴，女子则多习钢琴，父母“对于此种学习音乐之费从不吝惜”；
他发现德国上、中流社会的人，“则在美术音乐方面可以消遣之道尽多”；
在街头巷口，王光祈每每见到德国儿童“衣履华洁，气象活泼”，便十分感叹，称其为“神童仙女，起人慕爱”⑤王光祈：《德国人之婚姻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24 年1 月出版，载《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第197 页、第209 ～210 页。。即便这样，德国各处仍常常贴有“快救我们的小孩子呀”之类的广告，时时提醒人们要拯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要改造战后的德意志，不是大人先生们所能干的，“全靠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孩”⑥王光祈：《旅欧杂感》，1920 年11 月15 日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五期，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第103 页。。王光祈还发现德国青年男女为适应社会发展与社会交际需要，普遍围绕美术之陶冶、仪容之修饬和技能之预备而积极塑造自己的人生价值，假如这三种预备工夫有一样不具备的话，就谈不上男女交际。三种工夫都做到了，方能涉足上、中等社会男女交际。此外，在德国，中年人的感情生活也是“多寄于音乐美术”①王光祈：《德国人之婚姻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24 年1 月出版，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第199 页、第209 页。。
王光祈在德国的诸多发现，促使他不断反思此前在国内开展的少年中国运动。他说：“我到欧洲后第一感觉的，便是我从前的观念错误。”错在哪里呢？错在把爱国运动、社会改造运动都看作是“英雄事业”，错在把文化运动、文字革命运动都看成了“名士生涯”，充满着很强的虚荣心，甚至是任情恣意、恃气逞才的“英雄名士”色彩，没有“深厚的修养”，一切思想事业都建立在“不正当之观念上”②王光祈：《旅欧杂感》，发表于1920 年11 月15 日《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五期，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第99 页、第101 页。。面对中国由来已久的社会腐败与不良政治，王光祈决心要“寻出一个极有兴趣的新生活来。”他强调少年中国运动是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这个国家之所以衰弱，是因为“组织这个国家的民族不强”。所以，需要“救族”“教族”“育族”，而且是当务之急。中国的社会政治又为什么“不良”呢？那是因为没有“良好人民”和“良好社会”！所以，应该首先努力“造人”“造社会”，改变社会大众普遍性格上的因循、苟且、慵懒、麻木、冷酷、贪吝、无聊等种种成分。从小处说，这是在改造个人；
从大处讲，这是在改造全体民族。王光祈把这种改造称为“纯是一种自反的自修的国民改造运动。”③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第162 页、163 页。
怎样改造个人？如何推动国民的自反自修改造、进而改造全体民族？王光祈觉得自己在欧洲找到了答案。他多次说过：“音乐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表现”④王光祈：《西洋音乐与诗歌》卷头片语，1924 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巴蜀书社，第384 页。。透过音乐，可以感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和生存状态；
通过音乐，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情感世界，振奋一个人的奋斗精神。如前所述，他在对德国和欧洲的观察中，准确捕捉到了德国人、欧洲人对音乐、美术的青睐。他还写道：欧洲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了解音乐、美术的，他们的生活因此而常常充满了快乐。对比“欧人只知生之可乐，而回思中国则又焉知死之可悲”，王光祈为黄帝子孙后代的这种堕落而深感悲哀，更觉得从事社会改造的紧迫，他呼吁中国人“与其鼓吹其如何政治活动，毋宁指导其如何日常生活。”⑤王光祈：《“社会的政治改革”与“社会的社会改革”》，1922 年3 月1 日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八期，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第136 ～137 页。
在回答时人所特别关心的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一问题时，王光祈说基本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开展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二是进行民族生活改造运动。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原本是“哲学民族”，富有哲学精神和根本思想。而这种根本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从哪里来的？1924 年3月30 日，王光祈于德国首都柏林为《少年中国运动》一书写的“序言”中，讲述了自己在长期深思苦索中国人的性格和深入考察西洋人生活习俗的基础上，终于恍然大悟：是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养成了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他认为，周朝时期的礼乐文化经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宣教而深入人心，古人制礼作乐，从“起居进退之仪”到“处世待人之道”的“礼”，从“涵养性灵之具”到“协和万方之用”的“乐”，其规范秩序、治理社会的本义，可谓“千古不磨”。少年中国学会就应该把这种礼乐思想、礼乐文化发扬光大，“用以唤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们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①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第163 ～166 页。至此，王光祈众里寻他千百度、矢志进行社会改造以“唤起民族新觉悟”，“建筑社会新势力”②王光祈：《致‘少年中国学会’同志》，1923 年1 月9 日发表于《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二期，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第154 页。的突破口终于找到，他不再犹豫，倾心研究音乐，弘扬中华民族的礼乐文化，以音乐“造人”“造社会”，以音乐“救族”“教族”“育族”，从此成了他持续推进少年中国运动的新使命。
从国内到欧洲，王光祈一路走来一路看，一路观察一路思考。他选择音乐之路，实际上自己并无多少音乐的根基。他抱定要弄清中华民族根本思想之“礼乐”文化的内核、找到激发社会大众昂扬振奋新路径的坚定信念，先学后研，边学边研，学有所得，研有所见，便立刻著文发表。王光祈在《我的简历》中坦陈，他是从1922 年起攻读音乐学的，并在柏林随一位私人音乐老师学习小提琴和音乐理论。除了童年时代在成都温江曾学习过吹奏笛箫外，这应该是王光祈第一次系统学习音乐理论和演奏技艺。到了1923 年的10月，他的连续10 篇通讯文章《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就开始见诸上海《申报》了。这是王光祈关于音乐方面最早发表的著述文字，从标题就可看出是属于观察性的新闻描述文章，目的在于向国人介绍音乐对于德国人的生活方式、对德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其实，那时的王光祈自己都承认他对于国内的各种音乐出版物，“一篇也未读过”，他文章中的译名，大半也是他“一个人的创译。”③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十“译名述要”，1924 年4 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第379 页。由此可见，王光祈转向音乐研究，确非充分的学术准备所致，而是对中国社会改造路径的探索使然，并且是在旅欧后对中西社会发展观察对比基础上针对中国社会改造路径做出的新选择。
尽管音乐根基不厚，但这丝毫未影响决心循音乐之路改造中国社会的王光祈在音乐研究方面卓越才华的绽放。从对德国乃至西洋音乐的直观了解而及对中西音乐进化发展的比较研究，从乐制、乐器、乐队、音乐创作、音乐美学到音乐史的研究，他尽情地遨游于音乐的海洋。短短十余年内，王光祈撰写出《中国音乐史》《中西音乐之异同》等大量论著与时评，提出了音乐界著名的“中国乐系”“希腊乐系”和“波斯阿拉伯乐系”三大体系世界乐制理论，在中西音乐比较研究和音乐文化传播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用音乐激扬国民精神和实施社会改造勾勒出清晰的方向。
王光祈在对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中，一方面十分感慨西洋音乐的发达以及音乐对欧洲人特别是对德国人精神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感中国音乐研究、音乐普及以及音乐对中华民族精神培养的落后。他在德国看到，每一个大的图书馆都设有音乐部，藏书“动辄数十万册以上”，各家著名音乐书店所列出的音乐书谱也往往超过数万册，德国23 所国立普通大学全部设有音乐系，它们大多师资力量雄厚，招收培养学生众多。同时，德国还有许多培养吹奏、歌唱、制谱等“应用音乐学”人才的国立音乐专门大学和私立音乐学院，甚至那些国立工业专门大学都开设了音乐历史讲座。从大学到图书馆，德国和欧洲的大量音乐工作者们“终年埋首于此”，研究不遗余力。所以，西洋音乐文献之丰富，西洋学者著述之勤奋，早已不是号称“礼乐之邦”的中国人所能想象的①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第一章“编纂本书之原因”，1934 年9 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第66 页。。此外，德国的音乐传播力量也非常强大，普通报纸“没有一家不设音乐一栏的”，所有栏目主任都是音乐专家，每天都刊载音乐论评记述和音乐学术讨论文章，“即以专门音乐杂志而论，其数亦极繁多。”②王光祈：《德国音乐教育》，1928 年4 月发表于《中华教育界》第十七卷第四期，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下），巴蜀书社，2009，第494 页。相比之下，其时中国的音乐文献“如此不备”，音乐人才“如此缺乏”，使王光祈感到要想编纂一本《中国音乐通史》简直就是“世上滑稽之事”。他毅然从事音乐史研究，希望通过音乐史料的整理和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能助力国乐的产生，期盼通过国乐的创造，能使中国跻身国际乐界而无愧，他渴望能以国乐唤起“民族自觉”之心，能以国乐陶铸“民族独立思想”，并坚信这远胜于一般的痛哭流涕和“狂呼救国”的空喊口号③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自序，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第62 页。。
王光祈何以想到通过音乐研究而促成国乐创造、进而唤起“民族自觉”之心、陶铸“民族独立思想”呢？前面已经谈到，通过留学德国以来的社会观察和对比研究，他已深知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就是中国古代的礼乐思想。下面，我们来看看“礼”和“乐”特别是音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究竟担当着什么样的使命？
音乐，以其治世功能而在我国周朝及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拥有至高的地位。礼、乐、射、御、书、数，被称为“六艺”，是周朝时期那些未来将执掌国家治理大权的“国子”即贵族子弟们必修的六门功课④崔记维校点《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第29 页，礼与乐被放在首要的位置。而在更早的舜帝时代，舜任命夔为典掌乐官，让他以音乐去教导帝王贵族长子和其他子弟，使他们为人正直、友善温和，做事脚踏实地、心胸宽广。音乐对于个人、对于社会的这种和谐功能，在《尚书·舜典》中已有详载，至春秋时期，儒家孔子接过礼乐治世的大旗，“并使之成为一种日常行为与精神境界，也成为一种情趣意味。”⑤劳承万：《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6 页。孔子编纂“六经”，提倡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⑥[春秋]孔子：《论语·泰伯》，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第166 页。，到一个地方，那里民众的教养如何，观察其诗、礼、乐的表现情况，一望便知。“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⑦[汉]戴圣：《礼记·经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564 页。。“六经”的教化与治世功能，由此被推到了崭新的高度。“子在齐，闻《韶》，三月而不知肉味”⑧[春秋]孔子：《论语·述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第136 页。。沉浸在舜帝所创、集诗乐舞为一体之韶乐中的孔子，无疑不是怡情享乐如此，而是因为韶乐在仁爱的世界里能够使一切都规范秩序化且充满和谐温馨。
“乐者，天地之和也；
礼者，天地之序也”。⑨[汉]戴圣：《礼记·乐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431 页。西汉时期的礼学大家戴圣继承孔子等先秦的礼乐思想，在《礼记·乐记》中进一步阐释“乐”与“礼”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乐，化同大众的内心情感，彰显世间和谐；
礼，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着力于社会秩序。和谐了，世间万事万物都顺化；
有序了，社会一切均井然不乱。礼乐并举，实现秩序性与和谐性的统一，社会将由此而得到治理。戴圣还区别了声、音、乐的不同，身体“感于物而动”就有了声，对这种自然发出的声进行文饰而使其具有节奏和音调便是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在甲骨文中，乐是象形文字，专指一种弦乐器，后来泛指“五声”和“八音”。《乐记》认为乐与音“相近而不同”，乐是指那些反映“天地之和”的、最高层次的音。“知音而不知乐者”，不过是普通人罢了，“唯君子为能知乐”。音和乐，都是“生人心者也”，因为人们内心的情感才有了音和乐的产生，而作为情感表达形式的音乐又反过来影响人们内心的情感世界。于是，“乐以治心”，通过音乐使人内心感动，并由此变得温和平易、正直友爱、诚信善良，便成为《礼记·乐记》的一个重要论点。“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因为音乐可以深深地感动人，可以用来改换社会风俗，“故先王著其教焉。”①[汉]戴圣：《礼记·乐记》，第437 页。既能给人以审美愉悦，又具有强大的伦理教化作用，这便是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显著的治世功能。
王光祈读懂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礼乐思想主张。他批评其所处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人受物质主义的影响太深，认为要想使民族精神得到团结和提升，“必须基于民族感情之文学艺术，或基于情智各半之哲学思想”②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自序，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第62 页。。因此，他大声疾呼要依托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礼乐思想，“从速创造国乐”。王光祈在《欧洲音乐进化论》一书中说，他著书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产生“将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表现出来”的国乐，使民众听后“无不手舞足蹈，立志向上。”③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一“著书人的最后目的”，1924 年4 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第358 页。
什么叫作“国乐”呢？王光祈的理解是：足以发扬光大该民族的向上精神、同时其价值又为国际所公认的音乐。真正的国乐，一要“代表民族特性”，二要“发挥民族美德”，三要“畅舒民族感情”。音乐不只是拿来悦耳娱情的，它更要引导民众“思想向上”。只有畅舒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情感，展现本民族的思想、行为、感情、习惯等，使普通老百姓都能听得懂，并能使社会大众振奋昂扬的音乐，才配得上叫“国乐”④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九“欧洲音乐进化概观与中国国乐创造问题”，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第377 页。。
按照王光祈的理解，“国乐”无疑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与品格。就像飘逸优美的音乐体现了拉丁民族的秉性潇洒，雄浑厚重的音乐展示了日耳曼民族性格的沉稳。王光祈的主张，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乐思想的继承，更是新的发展。在中国古代，“伦理观念代替了音乐美学。”孔子用礼乐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来代替法律和宗教，礼应该处理好人们的外部关系，乐则应该使人的内心处于平和状态，“不是通过对神的敬畏，而是通过倾听乐声来得到内心的平静。”⑤王光祈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第十一章“中国音乐美学”，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第222 页。乐，何以能平静人的内心？王光祈说那是乐的“音节谐和的缘故”。听乐的人受乐的影响，伴随乐的节奏而“互相谐和起来”，使人心旷神怡，“不管你是人是兽，都要受他的感动”。于是，自私自利、明争暗夺等人类的各种恶劣习性，都会被乐的谐和“软化起来”，进而对自然、对他人也都达于“谐和”。王光祈觉得孔子“很懂得这个谐和的妙用”，孔子的全部学说都立于音乐之上，中国两千多年来虽屡遭“外来强族的侵略”，但最后一个个都被中国人的“谐和态度”软化了。所以，王光祈坚信这种“谐和态度”就是“中华民族特性”，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特性”。要唤起中华民族的“再兴”，就应该通过创造国乐、弘扬国乐，永远保持“谐和态度”，弘扬“谐和主义”，恢复中华民族特性，谐和国人，谐和世界①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自序，1924 年4 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第353 页。。王光祈将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治世的功能提炼推升到崭新的高度。
王光祈将创造国乐的过程规划为三部曲：首先，要将我国古代的音乐整理清楚；
其次，要把我国民间的各种音乐收集起来；
第三，要对我国古代的音乐、民间的音乐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按照上述“国乐”的标准，探寻中华民族的音乐特色，且找到这种音乐特色的定理，将其作为“制乐的基础”，同时借鉴和利用西洋音乐的调式、谱式、乐器之类的形式与科学方法来具体创造国乐②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九“欧洲音乐进化概观与中国国乐创造问题”，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第378 页。。为了第一步，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下足了功夫，并谦虚地认为自己终身学业“只能以整理史料一事自励”，至于实际创造国乐的担当，“则有待来者”③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自序，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第62 页。。因为创造国乐要借鉴利用西洋音乐的一些形式方法，所以还必须研究西洋音乐的进化，王光祈说这就是他写《欧洲音乐进化论》“这本小书的本意”④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九“欧洲音乐进化概观与中国国乐创造问题”，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第378 页。。
关于王光祈的“国乐”思想，还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他提的一直是“创造国乐”，而不是“复兴国乐”！在他看来，中国以前是没有国乐的，因为古乐不过是“草创蒙昧时代的产物”，它不能够畅舒我们现代民族的感情；
至于秦腔、二黄、小曲、时调这些民间流行的音乐，又只是“浅陋冶荡之音”，它们担当不了鼓舞民众精神向上的重任；
从国外传来的西洋音乐更只是欧美人的精神生活体现，不能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特性。王光祈讲，在欧洲研究音乐史的专家学者眼中，“中国早已没有音乐”⑤同上。的论调，其实就反映了我国这种实际上“没有国乐”的状况。客观地看，王光祈声称中国历史上“没有国乐”，一方面让我们感受到他力主“创造国乐”重塑民族精神的呐喊，另一方面又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治世思想绝不是简单的传承，而是继往开来的创新。
第二，创造国乐，是开展文化运动的重要内涵。注重社会改造，建设少年中国，是王光祈一生的主张。在20 世纪初期我国林林总总的社会运动中，他直言“尤以文化运动为最重要，因为文化运动是一切社会运动的思想中枢。”⑥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自序”，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第352 页。他对当时各种文化运动的评价是“大半偏于理智方面”，对于陶冶人们感情、锤炼大众意志的雕刻、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则很少看到。王光祈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我们用以感化全体人类的利器，是感情与意志，不是理智！”①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自序”，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第356 页。他倡导的创造国乐，正是以培养感情锤炼意志为根本、进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文化运动。
第三，创造国乐，振兴民族精神，是世界众多国家的大势所趋。王光祈以进化论的方法对欧洲音乐的发展历史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他说自古希腊以后，欧洲音乐的兴盛，首先在意大利，然后是在荷兰、德国和奥地利。“最近更因民族主义思潮之发达，欧洲大小各国又有各创国乐”，并用国乐代表其“民族之声”，这种情况正日益发展成为潮流。②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九“欧洲音乐进化概观与中国国乐创造问题”，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第377 页。有鉴于此，王光祈认为拥有灿烂礼乐文化、很早就把音乐纳入治世范畴的中国，自然也应该创造自己的国乐，以代表中华民族之声。通过创造国乐、普及国乐，使四万万国民的“民族特性”发挥出来，让他们的内心生活安宁恬淡，让他们的感情发挥丰富活泼，使他们恢复少时侠气，持剑起舞。王光祈直言：“凡有了国乐的民族，是永远不会亡的”！因为凭借国乐，我们可以使“衰废”的民族重新“奋兴起来”；
即便国家已经消亡，但我们凭借国乐，也可以“使他复生转来。”③同上。
从在国内慷慨激昂地开展社会运动到留学德国潜心研究音乐，从观察中外社会百态撰写通讯时评到大力倡导“创造国乐”，王光祈从未放弃创建少年中国的宏大梦想，也从未停止对少年中国建设路径孜孜不倦的探索。他在1919 年5 月1日发表的《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中，对少年中国学会何以创建是这样告白的：“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④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1919 年5 月1 日发表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 期，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第172 页。；
他在1919 年11 月23 日《少年中国》之“答A.Y.G 女士”中又说：“我们人类生活，本是一个创造的生活，奋斗的生活”⑤王光祈：《答Y.A.G.女士》，1919 年11 月23 日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载王光祈《答Y.A.G.女士》，1919 年11 月23 日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载《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第69 页。。探幽索微于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礼乐治世思想，力主创造国乐以提振民族精神进而彰显中华民族的特性，“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中国音乐之业。”⑥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载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下），第105 页。这，或许就是王光祈转向音乐研究的真实心路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