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永，喻春曦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鸦片战争、中英贸易、太平天国运动等多个话题，初看起来零散杂乱，细读会发现有着清晰的主线，那就是探讨资本逻辑的全球空间扩张打开近代中国大门、推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必将进入资本逻辑主导的历史阶段，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抵挡资本的进入，即使是曾经十分强大的“中华帝国”也不能例外，近代中国的问题对他们而言就是资本全球空间扩张的具体个案，是对其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的验证。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开端的洞察，得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很有预见性的结论，重读这些文章，对我们理解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深刻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历程依然有重要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会关注到中国？从理论研究的进展看，此时的他们已经写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作品，形成了系统的唯物史观，获得了分析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方法论。对他们而言，正是资本逻辑扩张使人类历史从区域史、民族史走向世界历史，“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35，从而推动了新航路的开辟和世界贸易，将世界逐渐串联成一个整体，将每个个人、每个国家都变成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资本逻辑的全球空间扩张，前提是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砍掉本国“国王的脑袋”，终结由君主、神权以及土地旧贵族主导的社会形态。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其实就是资本逻辑战胜封建君主特权和等级逻辑的过程。资本逻辑的全球空间扩张，是西方资本逻辑冲击落后国家或民族的特权和等级逻辑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并不仅仅是呈现为人类历史的延续，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历史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由地域性历史走向了世界性历史，资本主义不仅开启了自身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世界历史”[2]。
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是新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替代旧的生产方式，并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社会变革的过程。“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3]541资本每流动到一个国家和地区，就会将先进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一并带去，冲击当地的工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从而将地域性的、独属于西方的工业、技术、生产方式、制度变成世界性的，各个国家和民族越发联系在一起。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殖民，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民族必将逐渐被纳入这个体系中。在资本扩张的初期，形成的是一个西方殖民掠夺东方、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各个国家的位置和角色是不同的。一些国家必将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为其提供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站在顶端，开发技术、生产商品，美洲地区为之提供金银矿藏和土著劳动力，而如中国和印度这类尚是依赖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则处在末端，成为商品的倾销地，为资本提供市场。东方国家在当时对西方的从属，本质上是较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对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从属。
资本逻辑的扩张过程不只表现为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还在此基础上引发了其他国家在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多篇政论和时评分析了资本逻辑瓦解旧中国整个社会秩序的过程。资本逻辑以输出工业品的方式摧毁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冲击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传统生活模式。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被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取代，鸦片贸易滋生贿赂和腐败，导致民众税赋加重，引发农民革命，传统君臣之间的父权关系被动摇。“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行贿受贿完全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4]6中华帝国免不了在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冲击下走向解体的命运，“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4]7-8。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的中国问题，实际上是西方资本逻辑加速摧毁近代中国特权和等级逻辑的过程。资本逻辑进入中国，会遇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中华帝国”“满族王朝”“天朝帝国”的反抗，但又必然会推动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之中，走向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法抗拒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中国(还包括与中国有相似处境的印度)，很重要的考虑是要看看世界历史的出场，看看资本逻辑全球空间扩张这一历史规律的展开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是否会反噬而引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近代中国可以说是被裹挟到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是被动的现代化，是西方资本逻辑全球空间扩张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开始逐渐扭转了中国现代化的被动局面，开启了中国主动的现代化探索历程。
资本全球空间扩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进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论中国问题的这些文章中展开了详细论述。可以说，有两大手段，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战争。贸易是资本全球空间扩张的第一选择，资本往往打着自由贸易的名义开拓世界市场。马克思早就写道：“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3]756资本主义国家强调自由贸易的目的和重点，不在于贸易双方应该秉持的“自由”原则和精神，不在于双方互惠互利，而在于自身作为贸易的一方必须始终赢利，让自己能够自由地、无限制地扩张和增殖。
资本会想尽一切办法打破贸易的壁垒，创造贸易条件、扩大贸易规模、增加贸易次数，有时还会不顾法律和道德的约束，采取非法的、不道德的贸易来达到目的。马克思以在中国发生的具体案例揭露了这个现象。起初，中英贸易是和平的、纯粹的经济贸易。但中国地大物博，经济自给自足，对外国商品需求很低。相比之下，中国的茶叶、丝绸、土布等商品则在西方很受欢迎，加之“天朝帝国”高高在上的心态，只以有限的贸易作为一种施恩安抚各国。因此，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在时间、地点和规模上都受到极大限制，总是处于贸易逆差的不利位置。
英国通过不道德的非法贸易扭转了这种局面。18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将在印度种植的鸦片大量走私到中国，很快便实现了贸易顺差，为了躲避中国的鸦片禁令，还利用印度殖民地作为倒卖鸦片的中介，暗中实行了鸦片垄断，以实现对中国输入鸦片的独占优势。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4]74。虽然非法的鸦片走私让英国实现了贸易顺差，但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英国因此又陷入了工业品合法贸易与鸦片非法贸易的悖论中：不贩卖鸦片，仅靠工业品销量无法实现贸易顺差；
贩卖鸦片，又会挤占工业品的出口份额。英国还是没能达到最初的贸易目的，工业品依然滞销。
随着鸦片输入越来越多，中国白银外流，贪污贿赂盛行，百姓身心遭受严重腐蚀，清政府只能下令严禁，收缴鸦片并销毁。此时，英国的赢利需求再次遇阻，便动用了资本全球空间扩张的另一个手段——战争，“英国的仁慈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用大炮轰倒了中国的围墙，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帝国同尘世往来的大门”[4]17，鸦片战争就此爆发。如果说在此之前，英国的自由贸易尚保留着自由、平等、互利的虚假表象，那么战争的爆发及后续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则赤裸裸地暴露出它的强权本质。
事实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在自身处于贸易优先地位时才会强调贸易自由，反之就会以战争促贸易，以牺牲他国利益来敛财，结果所谓的自由贸易变成了掠夺。正如马克思曾引用的一句话，“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5]，也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些战争也表明：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强权为基础的；
人们只要认为哪些条约最有利，他们就甚至会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强行订立这些条约”[3]57。英法等国是通过发动战争来为贸易护航的，通过签订新条约，要求中国开通更多通商口岸、取消行商制度，从而增加商品倾销量，使鸦片以“洋药”名义间接合法化。战争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经济掠夺的手段，有学者指出了这一点，“工业时代的暴力和农业时代的暴力大不相同，它不再是简单地为了开疆辟土、复仇、掠夺珠宝女人等目的，它要以更强大的火力冲破一切阻碍发财致富的屏障，不但掠夺财富，而且更要持续控制资源、扩大市场。‘掠夺’是战争的固有含义，当资本出现后，‘掠夺’就附身于资本且成为资本的本性”[6]。
战争可以充当贸易的有力帮手，但战争的发动不一定都会达到预期目的。马克思曾预言，“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去榨取外国人民的金钱，那么这两种方法必然会相互冲突、相互消灭”[4]80。这里的迦太基式和罗马式的方法分别对应着商品贸易和武力征服。两者矛盾的根源在于，正常的商品贸易需要一个稳定的交易环境，和平的环境才能为市场提供良好的预期，它本身并不喜欢战争；
贸易要想扩大，又需要战争来推动，但战争必定带来动乱和冲突，导致贸易停滞。英国本以为通过发动鸦片战争订立新条约，对中国的商品贸易就会有大规模扩展，结果是，战争刺激了鸦片贸易增长却损害了合法贸易，英国国内的商业危机也加深了，战争带来的结果背离了贸易本来的意图。英国在没有如愿扩大商品出口后，就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清政府所设置的人为障碍在作梗，以为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同样于事无补，只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恶性循环，新条约中要求增开的通商口岸并没有发展成为新的商业中心，贸易不畅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这种矛盾反映在当时英国商界对于战争的心理变化上，“在1857年，商界曾跨上不列颠狮子，因为他们当时指望从强迫开放的中国市场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现在却相反，眼见已经到手的条约果实忽然从他们手里被夺走，他们感到愤怒了”[4]109。
尽管贸易和战争存在矛盾，资本扩张的这两种手段还是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被交相使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没有变，资本的逐利本性也没有变，在对外扩张中也从不曾放弃贸易与战争这两种方式。世界市场、世界历史并不是想象中的充满自由贸易、和平发展，而是始终处在战争威胁中。一些国家只接受有利于自己的贸易，在自由贸易有利于资本积累时，它们会极力倡导全球化，鼓励别国对外开放；
一旦贸易不利于自己国家，就会设置关税壁垒，限定进口配额，实行贸易保护。当贸易不顺畅或处于弱势时，资本就会以国家权力为拐杖，挑起战争或者鼓动其他国家之间战争。归根结底，利润是资本的唯一目的，资本会为了利润而鼓励战争，但也会为了利润而反对战争。这是我们在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中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的。
资本逻辑在中国的扩张，带来了中国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到当时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在1853年写作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将太平天国运动称作“中国革命”，“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4]6，这场惊心动魄的“革命”(Revolution)确实是指太平天国运动[7]，中文本的注释也把马克思讲的中国革命直接定位为太平天国运动。实际上，马克思还把太平天国看作这些“起义”(Rebellion/Uprising)的一种，1856年《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断》一文中将太平天国运动称为“中国的起义”(Chinese Rebellion)[8]。也就是说，马克思实际上在不同的时期既使用革命又使用起义来形容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否是中国革命，或者说能否把中国革命理解为太平天国运动，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在今天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观。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马克思对中国革命可能造成的世界历史作用充满期待，寄予厚望。马克思从黑格尔的“两极相联规律”开始写起，认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4]5。所谓两极相联，一方面，中国革命是拜欧洲的侵略扩张所赐，“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动摇、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对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4]122。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将会带来英国的商业危机并且通过英国激发欧洲革命，“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4]11。
如何带来欧洲革命？不是中国革命的战火燃烧到欧洲，而是中国此时已经被纳入世界市场中，英国工商业发展依靠中国的市场，如果中国市场随着中国革命的爆发而无法发挥作用，就必然引发英国的商业危机，进而带来政治革命，“中国向西方送去了‘动乱’，指中国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事变对欧洲产生了或将要产生资产阶级统治者难以控制的社会局面和政治局面”[9]。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欧洲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但市场的扩大仍然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中国革命正会产生这种影响。“两极相联”因此不是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之间直接相互引爆，而是各自产生的社会结果对彼此有影响。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尚在行进之中，马克思自然无法知道它的结局，也还不能完全确定它的历史意义。当时的马克思将尚处于蓬勃发展态势的太平天国运动称为革命，显然是有很高期待的，其主要依据应该是：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原因来看，它是受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世界性蔓延的刺激和中国内部阶级矛盾激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关键节点上发生的运动；
从斗争对象来看，它既反对清政府的地主阶级统治，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内含着推翻旧中国、创建新的社会制度、推动中国走向新的社会形态的要求和倾向；
从斗争方式来看，它的暴力行动对加快旧中国的崩溃，加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进而引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显示出重要作用。
不过，近10年之后，1862年，马克思借助当时驻宁波的英国领事夏福礼的一封信发表了《中国记事》一文，对太平天国运动有了新的态度，认识发生了明显的翻转。他在文中写道：“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的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4]122。马克思已经不再将太平天国运动看作中国革命的化身了，中国革命还在发生，但已经不再等同为太平天国运动，他给出的结论性观点是：“太平军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人想象中的那个凶神恶煞下凡。而这种凶神恶煞只是在中国才可能有。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4]124-125
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个说中国“停滞”的西方思想家。亚当·斯密曾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10]黑格尔也表达了停滞的观点，“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
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11]黑格尔的观点与斯密很一致，很可能是受了斯密的影响，而马克思也有可能同时受到这两人观点的影响。
三位思想家对中国“停滞”的认识，是以西方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之后呈现出剧烈的变动为参照的，“现代”的本来含义就包括了强烈的社会变革带来的现在与过去大有不同的时间意识。这种停滞不是说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毫无进步、没有改变，而是说中国小农式经济结构持久稳定。太平天国运动对这种停滞性社会生活的反映主要体现在，依然抱有对建立新的封建王朝的向往，并没有把握住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势，没有意识到自身在此历史节点可以承担起的历史使命，没有建立一个新的现代社会的自觉意识。他们反对和破坏当下的满清王朝，不是不要君主了，而是要取而代之，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而非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依然只是封建社会内部的王朝更替运动，并未触及封建专制制度本身。
此时的马克思自然也不再认定太平天国运动能够引发普遍的欧洲革命，不再认定太平天国运动是场革命，开始明确将之看作又一场起义。如何看革命与起义的差异？革命是指社会形态的根本性、整体性变革，而非社会某一方面的局部性变化。马克思所指的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他讲英国的大炮引起了中国革命，着力点是讲“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产，旧中国必然解体，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变革。就此而言，只有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触碰上层建筑的运动，才是革命，只有引发经济生活、政治环境、文化模式、社会秩序及人的观念等各方面深刻变化的运动，才是革命。
一场运动或起义能否被称作革命，取决于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全方位变革。那是否可以说，马克思关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关系尤其是中国革命必然带来欧洲革命的判断完全错了呢？如果我们将其理解为太平天国运动必然带来欧洲革命，那应该就是错的。如果我们把中国革命，看作一系列终结君主专制制度的运动所共同构成的中国革命，把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只是看作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等同为中国革命，那就是对的。真正能够引发欧洲革命、触动欧洲世界变革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革命，是从旧中国解体中出现的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革。
太平天国运动起初提出了一些革命性的口号，但最终局限于小农思想，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农民起义的循环。但就它同时反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而言，已经在运动性质上跟之前的农民起义大不相同，可以说，这是一场看起来最接近革命的农民起义，对推动中国近代的发展有更独特的意义。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到过中国，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了解也是有限的，只能依据西方人转述的第二手材料，所以会得出一些不太符合真实情况的结论，比如他主要依靠的夏福礼的信本身就有明显的殖民主义偏见。在理解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时，应基于历史事实全面、客观地看待。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冲击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看到当时的状况，估计少有人会看好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则持不同意见，他们虽认为传统中国即将被摧毁，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制度将完全崩溃，但未来值得期待。众所周知，1850年，他们在一篇时评中谈到中国问题，还为未来的中国起了一个名字，叫“中华共和国”(République Chinoise)[12]，“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4]134。这段话中既有“中国社会主义”，又有“中华共和国”，这里指的中华共和国究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段简短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广阔的解读空间[13]。我们需要结合当时的形势和他们的理论进展，根据上下文语境来把握。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几乎没有明确谈论过中国哲学的问题，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应该来自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有一节专门讨论中国哲学。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并不能称作真正的哲学，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孔子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论语》“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14]。显然，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虽然都是哲学，但有着明显不同。而且，黑格尔以自己的思辨哲学为标准，对中国哲学持不认可甚至持直接否定的态度。
对照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中国社会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虽然都可以称作社会主义，但也存在明显差异。而且，欧洲社会主义者可能也并不认同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欧洲社会主义”，并不是他们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也不是后来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前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反倒是他们要与之划清界限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对此，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专门解释过为何不叫“社会主义宣言”，因为1847年前后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一方面是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在当时“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1]14。
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将欧洲社会主义对应于黑格尔哲学，而不是他们的改变世界的新哲学呢？显然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的欧洲社会主义没有共产主义那般彻底，虽提出了废除私有制的主张，但在解决方案上陷入保守抑或空想，正如黑格尔哲学内容中蕴含着革命性，但在结论上最终趋于保守一样。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用这种类比暗讽欧洲社会主义，甚至不敢如中国那般大胆革命而只选择保守改良，却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此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对中国社会主义还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认定其包含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萌芽。
在1857年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恩格斯指出，“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
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4]66。“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究竟是何含义？恩格斯为何会得出这个结论？为何作出这种推测？对此问题，学界已有一些探讨。有学者认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华民族通过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东方的预言[15]。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展望的中国社会即将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并不是在此后的某一个历史时刻、通过一次性的社会革命所完成的”，他们提到的“惊醒”“曙光”等标识着“中华民族在巨大的内忧外患和空前的奇耻大辱中，通过探索、革命和反抗而重塑历史、再获新生的过程”[16]。还有学者认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将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新的重大影响的预见[17]。
显然，根据文章的语境来看，恩格斯所说的“曙光”是强调一个即将要出现的更新、更进步的状态，说明中国将在传统的小农式生产方式解体后，迎来一个新的更进步的社会，至于是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恩格斯没有明确说明。不过不论走向何种前途，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改变都将对亚洲、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看好中国的理由至少有两个。一是帝制的旧中国本身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又面临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反抗，以及英国、法国、俄国等国家的入侵，因而很可能就要瓦解，开启新的阶段，且由于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到中国，中国由此开启的这个新阶段更可能是一个比之前更进步、更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社会，而不是往后倒退。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对中国的前景充满乐观，根本上在于他们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对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趋势有了科学的把握。从他们关于中国问题的探讨中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我们要立足于世界历史大势，树立世界眼光，以全球化的视野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把握中国的历史方位和前景。
二是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精神面貌和团结力量，让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希望。恩格斯专门对比了中国和波斯在面对英国侵略时表现出来的明显不同的状况。1856年，英国先是攻打了波斯，之后又让这批军队去进攻中国。波斯正规军之前接受过欧洲军官的训练，按照欧洲的先进方式组编了军队，配有大炮等新式武器，但在与英印军队作战时，仅仅一个印度骑兵团的一次冲杀，就把整个波斯军队扫出了战场。相比之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国民众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无论是国民、华侨还是移民外国的苦力，都积极地参与到反侵略斗争中，尽管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来自欧洲的训练，作战方法很不正规，武器也非常落后，但还是奋不顾身地英勇抗争。这种英勇反抗让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人民战争的威力，看到了中国人民具有解放自己的潜力，让中英战争的结果变得无法轻易预估，为中国开启新纪元留下了希望。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前景的判断，既是从世界整体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也是基于中国的独特国情得出的。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也曾在谈到俄国问题时专门强调过，不能将他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理解为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的路，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18]。他们没有认定传统中国解体后一定会走上西方现代化道路，也没有直接将中国和印度等东亚国家完全归为一类，而是时刻注意区分不同国家面临同一个问题时处境的差异。正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及英勇抗争，以及当时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及特殊境地，让他们认为中国有可能比其他亚洲国家更早实现变革，让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厚望，作出了与印度、波斯等同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不同的前景判断。唯物史观强调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否定主体能动性作用的发挥。既强调尊重客观历史进程，又激励历史主体在遵循客观规律基础上的积极作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改变世界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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