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晖，周立昀，刘霁雯
（1，3.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2.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发挥主导作用，民主党派也可以有所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民主党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高度认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6页。。也就是说，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建设性的而非对抗性的，不仅可以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可以发挥感化作用，能够为意识形态工作增加传播力、增强说服力、提供正能量。因此，参政党应着力强化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共同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政治保障。
“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页。在互联网、新媒体的全新社交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烈度日益增强，维护和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焦点，多元思潮博弈成为普遍形式。如何正确看待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新问题新特点新态势，增强参政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对于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发挥其积极作用，从而更好地争取民心、凝聚共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笔者以“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发挥积极作用问题研究”为主题，以民主党派成员为对象，于2020—2021年开展问卷调查，采用线上方式匿名答卷，共收回有效问卷1010份。②从受访者基本情况来看，46周岁及以上占48.32%，36—45周岁占37.92%，26—35周岁占13.76%，没有25周岁及以下的受访者，主要集中在36周岁及以上年龄段，此年龄段受访者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对本次调研的主要内容比较了解。从受访者文化程度来看，绝大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大学生和研究生分别占59.50%和38.12%，大学以下文化程度仅占受访者的2.38%，回答本问卷需要受访者对意识形态有一定知识储备，较高的文化程度有助于对问卷的正确理解，问卷反馈信息的可信度更高。从职称职务分布来看，中级及以下职称接近半数，约占49.5%；
拥有正高级职称或处级及以上职务者人数较少，约占14.7%。从各党派成员分布来看，受访者中九三学社占比最多（28.12%），其次是农工党（20.30%）和民建（18.51%）。从受访者岗位性质来看，主要集中于体制内，供职于事业单位的占比最高，达37.13%；
其次是国有企业，占21.39%，体制外占20%左右。从受访者所在地来看，多数来自上海，部分为北京、杭州、南京、广州等地的民主党派成员。问卷调查旨在全面了解民主党派成员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知状况、思想动态，充分把握各民主党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影响因素、做法经验，科学把握信息时代、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工作的着力重点，努力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新路径，进而开创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
当代中国网络媒体发展日新月异，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③《 第 50次〈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发 展 状 况 统 计 报 告 〉 发 布 》，2022年 9月 1日，https://news.gmw.cn/2022-09/01/content_35993643.htm。，中国已进入自媒体、全媒体的新媒体时代。虽然媒体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但是，谁使用媒体、如何使用媒体，由谁主导传播、传播什么，则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特别是新媒体环境下，媒体行为主体呈现出多样化现象，加之传播媒介的技术革新，媒体传播呈现全球性、交互性、即时性、海量性、共享性和开放性等诸多新特点新态势。
第一，新媒体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7页。这些深刻变化，既带动了传统媒体的分化、分众与分流，也增加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显现新动态，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隐含性、零散性和强效性等特征”①邓文飞：《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探析》，《桂海论丛》2020年第5期。，这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宣传上的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媒体风暴，最终演化为公共危机。而公共危机的爆发，则极易冲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民主党派成员中的传播效果，“沉默的螺旋”时有发生。如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等党委政府主导的媒介受众分流，使得主旋律传播受限；
新浪、腾讯、网易等民间媒体受到民主党派部分成员青睐，大量非主流内容的浏览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聚焦度。
第二，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新媒体为大众提供了多元、便捷的信息获取方式，拓展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模式和方法；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相伴而生，许多错误思潮以网络新媒体为平台迅速生成、发酵、传播。②王云燕：《新时代背景下民主党派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调研报告——以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例》，《长江论坛》2019年第1期。网络空间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构与重塑不断开拓着自身的衍化疆域，并因“身体缺场、思想在场”的特性而无限地拓展着人们的交往范围和交往方式。这就使得人们可以跨越地理空间的界域，在网络空间中进行平等的、多向度的交流和互动，也使得各种思想观念在网络空间中交织共存。③卢岚：《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防范与实践逻辑》，《湖湘论坛》2021年第1期。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的新特点，对人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深刻影响。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一些微博、微信等为吸引公众眼球，刻意剪裁、放大负面案例，甚至是罔顾事实，对某些行为进行放大或误导性解读，公众往往容易被失实报道所裹挟。因此，应加强对舆论的正确引导，避免不实信息误导公众，以牢牢掌握舆论的主导权。④刘晖：《现代法治背景下基层群众工作的路径选择》，《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第三，强化新媒体时代民主党派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在信息时代，网络上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意识形态工作的视野由传统的思想领域扩展到数字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17页。基于新兴科技的强劲推动，不仅传媒的形态发生明显变化，而且传媒的覆盖面极大拓展、影响力极大提高，传媒的触角已延伸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改变了意识形态的政治生态、价值生态和文化环境。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相关调查表明，“新媒体已成为影响党派成员思想取向的新因素”⑥孙瑞华：《新媒体对民主党派成员思想取向的影响分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强化新媒体时代民主党派的意识形态工作，已成为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项工作重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能够有效对党派成员进行思想和政治宣传，占领舆论的前沿阵地；
二是能够通过贴近中心、贴近工作、贴近成员的宣传方式，引导党派成员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
三是能够激发党派成员的政治参与和意愿表达的能动性，拓展参政议政的范围，提升参与的程度和参政的效果；
四是能够通过推动舆论斗争的这个“主战场”，充分发挥政治监督功能。总之，民主党派加强新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有利于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有利于推动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有利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力量。
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呈现出速度快、范围广、程度深等特点。新媒体在加速信息流动、丰富公众表达的同时，也表现出信息碎片化、表达情绪化、传播随意化等一系列问题。随着新媒体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民众对新媒体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严峻挑战。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掌握着互联网的先发优势、话语优势、技术优势，推行政治霸权、文化霸权、数字霸权，企图把西方价值观无障碍地渗透到中国。新媒体的时代环境和舆论氛围，客观上给参政党意识形态工作带来诸多问题与挑战。
第一，新媒体是各种社会思想和利益诉求的集散地。互联网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交往方式，网络化生存成为新常态，以微信、微博、网络论坛等为代表的新兴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开启了政治信息传播的新时代。新媒体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获取政治信息以及表达利益和诉求的方式，使得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媒介和途径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党派成员对新媒体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成员可以在任何时间和空间联系互动、讨论问题，进而影响公共事务、公共事件。新媒体凭借技术优势，形式更多样、内容更多元，传播范围广、即时性强，有利于创新文化的形成，但也容易出现文化的断裂和碎片化现象。
第二，新媒体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较之传统主流媒体观点，新媒体舆论场的参与者及其内容带有“草根”的特性，更容易吸引网民注意、赢得网民信任。随着新媒体功能的不断增强，信息媒介作用呈现普遍化、社会化与多元化倾向。由于网络信息具有渗透性，因此，国内不安全、不稳定因素的网络蔓延，通过互联网的汇集与放大，会在思想上给公众带来极大冲击。而通过互联网，国际上的威胁和颜色革命将变得更加难以防范，也更加具有破坏力。
第三，新媒体是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美国等西方国家掌握了互联网的先发优势、话语优势、技术优势，鼓吹所谓“网络自由”，推行政治霸权、文化霸权、数字霸权，企图把西方价值观无障碍地渗透到中国。网络已成为兼具信息发布、舆论传播、社会动员等多种功能的聚合器，真实的或虚假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正确的或错误的，各种思想舆论在网络空间相互激荡叠加，使得有效控制其负面影响的难度明显加大，严重危害了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第四，新媒体是舆论生态的重塑者。近年来，新媒体在促进政治民主化建设、监督政府工作、反腐倡廉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出现了网络暴力、谣言泛滥、道德失范等一系列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杂音与噪声。非理性情绪和反主流思想的弥漫与扩散，尤其是当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各大论坛、BBS、微博、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使得虚拟世界和现实社会相互延伸、相互交融，现实社会的矛盾问题越来越多地反映在网络上，网络上的言论观点和组织动员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两个舆论场相互作用、相互激荡，负面情绪的发展所引发的“集体无意识”状态，给社会稳定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与团结。因此，媒体和网络空间生态的非理性演化，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主党派组织的利益表达、宣传教育等功能，其联系成员的桥梁纽带作用亦受到一些冲击和不良影响。
当前，民主党派各级组织逐渐认识到新媒体对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深刻影响和巨大作用。从中央到省市各级组织相继搭建移动终端平台，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如何运用新媒体加强和改进参政党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领域，仍然处在探索和起步阶段，存在许多短板与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参政党对利用新媒体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度尚显不足。调查结果显示，若按单位性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进行统计的话，不同性质的单位，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就行政机关而言，受访者选择“非常重视并已将意识形态建设纳入工作考核范围”以及选择“比较重视并已将意识形态建设作为今后工作重点”的反馈意见，分别为42.86%和24.29%，合计为67.15%；
高等院校的两项数据分别为47.83%和34.78%，合计为82.61%；
科研院所的两项数据分别为33.33%和33.33%，合计为66.66%；
国有企业的两项数据分别为41.20%和36.11%，合计为77.31%；
事业单位的两项数据分别为45.07%和33.07%，合计为78.14%；
人民团体的两项数据分别为8.33%和50.00%，合计为58.33%。其中，以高等院校为最高，重视度达82.61%；
人民团体相对较低，重视度为58.33%，不足六成。这表明，高等院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敏感场域，尤为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并将其纳入绩效考核范畴、列入工作重点。高等院校是民主党派成员较为集中之地，这一工作机制的运行及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氛围，无疑会对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识形态认知产生有益的涵养作用。
从调查反馈情况来看，在思想认识、观念认知层面，民主党派组织客观上仍存在一些滞后和偏差，对新媒体在舆论工作中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到位，新媒体的优势和潜力未能得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部分组织或成员，错误地认为新媒体增加工作量容易出现纰漏，担心打破原有舆论宣传格局而不易掌控局面，对新媒体能够为加强民主党派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创新空间、对新时代统一战线迫切需要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因而对新媒体敬而远之。
第二，民主党派采用新媒体的形式内容相对单一。目前，民主党派宣传阵地多以内刊、工作简报及网站为主，尽管也采用了微信公众号、手机报等新媒体形式，但管理创新尚显不足，浏览量、受众群体及影响范围往往有限。此外，民主党派的新媒体平台与社会媒体没有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表达形式亦不够丰富，门户网站的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有待进一步挖掘，互动交流功能亟待进一步开发。
第三，民主党派部分成员对意识形态宣传和媒介传播的认知水平有待提升。调查结果显示，58.22 %的受访者认为“非常了解”我国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41.28%的受访者“知道一点”，选择完全不知道的占0.50%。这就表明，民主党派成员普遍拥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知识储备，具有一定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普遍持认同的政治态度。但不可忽视的是，超过四成的受访者对主流意识形态仅仅是“知道一点”，这些知识储备是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意识形态的严峻挑战的。民主党派部分成员对迎接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挑战的心理准备不足，技术技能缺失，一定程度上存在能力不足、本领恐慌问题。
第四，新媒体的推广和应用受到客观因素制约。民主党派舆论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作，对人员素质要求很高，既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熟悉民主党派工作规律，又要精于新媒体应用，如此才能胜任民主党派舆论宣传工作。因人员配备不足、硬件设施更新不及时、相关资金支持尚不到位等诸多限制，新媒体的功能性发挥程度往往受限，意识形态工作与时俱进的难度随之增加。
第五，民主党派成员对自身能否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正能量的信心不足，主动作为、积极作为的动能偏弱。从1010份调查问卷的反馈情况来看，关于“参政党是否会主动向社会传播意识形态正能量”的认知调查发现，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缺少有效方式方法”，占比为31.68%;“对接新媒体、新技术的能力有限”，占比为22.87%；
“缺少时间和机会”，占比为20.79%（见图1）。
图1 受访者对于“参政党是否会主动向社会传播意识形态正能量”的认知
认为“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能够发挥正能量”者占多数，大体在八成以上。但依然有10%左右的受访者认为参政党不太能发挥正能量或是说不清楚，这表明民主党派部分成员对自身作用的信心不足，功能定位不够清晰。或是存在“意识形态工作是执政党的事情，与参政党无太大关系”之类的认识误区，导致不敢承担或不愿承担这一重任（见图2）。
图2 受访者关于“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否能够发挥正能量”的看法
调查结果显示，一些有着马克思主义情怀的民主党派成员，出于某种考量或是疑虑，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些不当言论和行为存在消极认识。因此，尽管主动采取措施进行应对者依然是主流，约占64%。但是有一种倾向不容忽视，持“认为只要不影响业务工作就可以”之类消极观点者，约占10%（见图3）。民主党派部分成员不敢理直气壮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立场，不愿光明正大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勇敢地亮明立场、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三不”现象是需要警惕的。
图3 受访者对发生在身边的错误言论、行为所采取的态度
当前，如何运用好新媒体、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努力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是摆在参政党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各民主党派应在人员配备、传播手段、话语体系、表达方式、管理方式等方面主动求新求变，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释放网络正能量，与执政党共同守好互联网舆论阵地。
第一，科学部署、精心培训，打造一支新媒体应用与管理队伍。新媒体处于思想交锋和舆论斗争的最前沿，亟待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复合型网络人才队伍，包括网络信息员、媒体技术人员、舆情监督员等。运用新媒体开展民主党派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要求较高，因此，民主党派亟须解决媒体应对的本领恐慌问题，学用、会用、善用新媒体，用民众易接受的方式、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要建立涵盖民主党派中央到基层的干部教育体系，完善相关培训制度，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学院及其他专业性教育平台，开展新媒体知识和应用的专题培训。通过政治安排、挂职锻炼等方式，培养一批综合素质好、政治定力高、社会影响力大，在关键时刻能站出来、需要的时候能发声音、非常时期压得住阵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
第二，传播手段从被动到主动，有效占领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12—313页。民主党派宣传部门要通过微博、微信、官网、公众号等平台，充分利用新媒体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议程设置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新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充分发挥好、利用好。民主党派成员应把握先机、主动发声，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主流意识形态，讲好中国故事，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宣传的主动权，占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阵地，把控思想和信息的集散地与制高点。民主党派组织应密切关注成员的网络心理趋向和特点，主动运用新媒体新技术进行思想交流和心理疏导，把重大决策部署宣传到位，把民主党派成员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引导到位，让主流价值观的宣传真正入耳入脑入心，营造求真务实、和谐包容的网络舆论氛围。
第三，平台创设要主动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应坚决而彻底。有关部门和单位特别是主流媒体、重点网站，要多为民主党派创造发声的平台，更好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民主党派成员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应树立“从我做起”的理念，积极弘扬社会主旋律，切实担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职责和使命。及时了解掌握民主党派普通成员的思想动态，在关键节点和重要时段对思想政治上尚不太成熟的民主党派成员进行全面引导，避免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过激行为。针对“五种危害”行为，必须毫不动摇地开展意识形态斗争，做到态度坚决、立场坚定、举措有力。
第四，话语体系要更加包容与灵活，做到“寻求共识”与“统一思想”相结合。要加强新媒体参政渠道建设，善于从不同言论中把握民意，善于在凝聚共识中包容差异性，以更加自信包容的心态，允许各方面成员合理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释放思想情绪。“做意识形态工作，软性渗透比生硬地直接灌输效果好，自我认同比强制接受效果好，平等对话比居高临下效果好。”②韩震：《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困难的成因及其破解办法》，《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因此，要探索贴近现实及党派成员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将生动活泼的新媒体语言适时运用到民主党派意识形态工作中。此外，还应注重个人体验，把高深莫测的“大道理”变为浅显易懂的“小常识”，把“有意义”的事情打造得“有意思”，增加意识形态工作的亲和力、影响力。
第五，管理方式应注重过程，实现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全过程干预。通过完善信息网络监管体系，增强意识形态的网络防御能力，实现网络参政的有序化、实效化。一是前期要制定网络信息审核工作指引，杜绝不良言论的发布，确保涉密信息不上网、不外传；
二是中期要建立网络舆情监测机制，实时掌控网络出现的重大舆情和负面信息，及时发现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必要时及时上报当地党委和政府，防患于未然；
三是后期要加强网络舆情管理，协助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提升危机公关能力。此外，参政党应将“网络意见领袖”积极纳入工作视野，通过利益协调、刚柔并济的方式，发挥他们在引导网络舆论、引领网络风尚方面的积极作用。参政党还应注重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掌控网络舆论话语权。一方面，培养以资深评论员、记者、编辑以及各领域专家和社会名人为主体的“意见领袖”；
另一方面，可争取吸收来自各行业、带有“草根性”的“网络意见领袖”，充分发挥他们在网民群体中的威信和影响力，以对网络舆论发挥正面引导作用。
第六，媒体传播应注重协同，实现国内、国际传播的互动平衡。参政党在做好国内传播工作的同时，应努力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做到“三个要”：“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①习近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由此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并坚持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本质一致性和话语风格差异性的内在统一，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应支持各民主党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身份亮相国际舞台、参加相关国际交流活动，使其发挥相对独立优势，把“好声音”扩展到国际舆论场。坚持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本质一致性和话语风格差异性的内在统一，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平衡国内国际舆论实践中的功能性作用。
第七，细化和完善日常舆情工作机制，防范舆情风险。网络舆情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强，专业化程度高，因此，必须构建日常舆情工作机制，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制度保障。一是设立舆情领导机构，成立舆情工作小组，层层确定具体的负责人及其职责范围，提升网络舆情事件应对的能力水平；
二是建立决策程序，明确规约部门协调机制、信息上报渠道、科学决策原则、舆情引导方案，快速开展应急工作，确保突发舆情报送渠道畅通，决策方案民主科学、快速有效；
三是出台应急预案，民主党派组织应建立一套应急处理机制，一旦舆情爆发，就可“有章可循”，避免相关工作人员在处理舆情问题时手忙脚乱、无所适从；
四是坚持正面引领与及时纠错相结合，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应加强与成员的联络互动，或参与到所联系的成员微信群中，发挥意识形态引领作用，传播正能量。如果发现不当或错误言行，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并给予提醒或制止，做好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工作。
总而言之，在新媒体的时代背景下，参政党应坚持正确的政治站位，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增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能力，坚持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激发所联系群众的热情，坚定信念、凝聚共识，争取人心、团结联谊，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始终坚持与执政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共同做好舆论信息引导平衡工作，努力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参与者、推动者、执行者、维护者，为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贡献参政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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