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彦瑶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目前学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就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西方文明这一观点已达成共识，但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许多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属于西方现代性范畴。本文通过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哪里进行阐发，揭示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属于西方现代性范畴而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只有明晰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现代性的区别，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衡量人类文明发展程度和各文明阶段社会发展状况的根本标准。在生产关系的内在规定下，人类文明形态实现了自身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实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变革。按照马克思的划分方法，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这五种社会形态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每一种社会形态在整个人类文明历史上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唯一性特征，其衡量标准具有一元性特征。这五种社会形态是通往人类文明的真理大道。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要在人的现实存在中集聚现实力量，正面向资本主义发起现代性挑战，结束西方在现代性上的话语霸权，铸就了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新现代性”的根基。探究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论述这一理论源头出发，从中挖掘人类文明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基本特性，论证人类文明形态的一元性。
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哲学有力批判了“精神只能认识世界，不能改造世界”这一思想，从根本上揭开了人类历史的“真面目”，实现了哲学研究主体的第一次转换。与马克思之前的哲学不同的是，马克思创造性地把“抽象的人”变革为“现实的人”，进而把哲学的研究对象拉回人间，回到此岸细究人之生存，并从人的现实生存中开出实践之花，强调人的生存是只有在人类文明的伟大实践中才能撇开的现实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中，用“现代文明”阐明了资本主义文明是与以往文明不同的文明形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实践是人的生存方式，决定着人的交往方式和行为方式。人的一切生存活动都将写入历史，填满人类历史各个阶段的空隙，成为形成人类文明的全部材料。人的实践决定了人的活动，决定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文明形态和社会形态具有高度的通约性”[2]，即“奴隶社会文明即奴隶社会形态、封建社会文明即封建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文明形态具有时间上的相继性特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按照时间顺序将人类文明分为古代文明、中世纪文明和现代文明。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划分依据阐述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认为人类社会形态主要经历了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几个时代[5]。恩格斯在他的多部著作中也阐明了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他肯定了摩尔根对人类文明三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划分，认为社会发展状况表征该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文明时代(存在于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时期)是比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更先进的文明形态。他指出，在私有制存在的时期，人类文明在冲突和对抗中实现转型。马克思就恩格斯的“文明对抗理论”作出回答，认为资本主导的文明在对抗中演进是其历史宿命，资本在创造“更高级的新形态”[6]的同时，也带来了文明发展的冲突，新的更高形态的文明必然取代落后的文明形态。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规定人的社会，对资本和物质的崇拜超越人的现实存在成为统治世界的决定力量。人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人，无法自己决定自己、自己规定自己，反而被动地受资本的牵制，是抽象意义上的存在。这为实现“两个必然”提供了事实依据。马克思认为，人类文明的演进本质上是围绕生产关系而展开，人类文明形态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7]。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阐释人类文明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与更替，明确了人类文明形态在前进和曲折中得以创造和发展这一观点，充分展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一脉相承和前后相继。人类文明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一脉相承性和划分各阶段文明形态标准的唯一性特征，为论证人类文明形态一元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类文明形态具有一元性特征，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处于与西方文明并列发展的阶段，而是处于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与超越的阶段。
“哲学革命必然带来对人类文明形态的重新认知”[8]。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开显”，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普遍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性的统一，型塑了超越西方文明形态的坚固大厦，为世界历史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现代性、人民性、自觉性和实践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鲜明特征。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历时性上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基本属性和价值目标的重要表征。人类文明新形态生发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规范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阶段目标和未来走向，是力图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藏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性特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鲜明特色。只有立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深刻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历时性上的现代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就是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过程。1921年到1949年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主要以学习和模仿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主。在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使命，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自主探索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战略，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1950年到1978年，中国的现代化开启了学习苏联现代化的新模式，走向了“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1953年实行的“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4年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从提出要处理好十大关系到1964年提出建设拥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再到1975年提出要在20世纪内实现这“四个现代化”目标，这些举措为中国成功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1979年到2012年，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了从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跨越，中国富起来的经济现实为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将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结合起来，是这一时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标识。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建设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提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布局，党的十七大把“和谐”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中，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化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确定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提出“两步走”战略，“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9]。2021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统筹“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等等。这些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方略和重大方针，使中国现代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性的内涵与外延。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共时性上的人民性
西方现代性归根结底是资本与理性驱动下的现代性，资本主导着西方现代性的一切活动，决定着西方文明的生成与发展。而理性(上帝)规定着万物，拥有对万物最终的解释权和所有权。这种文明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将一切工人拉进资本生产的集中营，“无情地将温情脉脉的家族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0]。在西方现代文明之下，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占绝对统治地位，人的生产关系和人本身在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被严重异化，工人生产的一切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被资产阶级所自然占有，事实上工人创造的文明成为压制和奴役工人的异化文明，人的主体性被消解。因此，西方文明的内在逻辑是资本增值，它的目标不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平等，而是在生产生活中对人侮辱、奴役、遗弃与蔑视，并将人暴露在腥风血雨的“社会风险”之下，使人难以真正或完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积极成果。
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共时性上体现出人民性的显著特征。这也是中国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根本所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和发展主体是中国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其发展目的是让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实现全面发展。从这一角度看，社会主义文明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实践开辟出来的文明形态，“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1]。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过程实质上是中国人民自觉主动创造历史的感性实践活动，它不是理性(上帝)的作品，不是抽象精神的产物，而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双手缔造的产物。在本质上讲，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意志在实践中的对象化，是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开拓出一种区别并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新的价值选择和文明方向。因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一种“事实描述”，又是一种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意义”。它要追求的是人的生活意义，要实现的是人的现代化。“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逻辑和胜利密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腥风血雨中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在于人民的坚定拥护和爱戴。实践证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诉求是西方现代化运动所不曾具有的”[12]。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属性，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才能成为引领时代的航向标。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的自觉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看，人类文明形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划分尺度，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的漫长历史过程。这一演进历程体现着人类文明由野蛮到先进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实质上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现代性的衰落也具有历史必然性。对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作了批判，指出私有制、商品交换只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说这些社会发展形态的产生体现着历史必然性。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资本逻辑和知性逻辑的产物，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服从，更是对人的自由的剥夺。因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及其文明的相对衰落就不足为奇。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发挥着自由创造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坚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3]。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伟大创造不是自然历史过程，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超越与突破，在生成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自觉。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践主动和理论自觉的产物，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等宝贵品格，体现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自在自为自觉自由创造历史的本质。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存在的实践性
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之后实现了革命性转变，人的存在的新唯物主义取代传统形而上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哲学。马克思将全部人类历史归结为人之存在，他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4]，认为人的存在统辖着存在者整体，建立在生产关系之上的人的本质是由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决定的。因此，人的生存成为统治人类历史的核心法则。事实上，实践本身无法从费尔巴哈超感性世界神话学中得到合理解释，人类实践的根本目的和动力来源于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包括人的生存活动本身。正因人为了能够生存，首先就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而且这一实践活动是全部人类历史存在的首要前提。所以，要解开费尔巴哈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真相，就要回到人的现实生活本身，使其“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人类文明不是天然存在的东西，而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是人民一切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的总和。或者说，现有的一切人类文明都被打上了人的实践的烙印，是人的否定性活动开辟的历史。与资产阶级创造的虚假世界不同的是，人民创造的世界是统一于人民对它完全占有的真实世界，是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统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按照人民的意愿搭建起来的新世界，是对资产阶级创造的全球化世界的一种超越。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在深化认识中接受实践的检验。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产物，其存在方式是实践的，其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中华民族实现人类文明新发展和新飞跃，是对既有经验与教条的摒弃与超越，是中国人民实践创造的产物，是一个动态创造的过程。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践着自己的行动(创造)，将马克思主义内化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中，使得人民群众的行动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形式，彰显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存在的实践本质，从而在存在问题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维度。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思想原则。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以辩证法的态度推进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文明真正摆脱资本逻辑的规定、彻底远离资本主义的原有轨道的根本方法，是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武器。
(一)以唯物辩证法克服西方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本质
资本主导的西方现代性归根结底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上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讲的‘世界的祛魅’”[17]。所谓形而上学就是从主客二元对立与分离出发，对世界进行二重化理解，无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孤立、静止、片面中理解和看待问题。主客对立是形而上学理解世界最直接的结果。这种形而上学揭示出人与世界的完全对立，其中“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然和人都是抽象的概念”[18]，表现为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对立、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西方文明正是在这两大对立中陷入了形而上学之中，异化成为西方文明形而上学性质的显著表现。在异化的世界中，人的肉身和精神受到了奴役和剥削，人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人自己的生命”[19]。“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20]。劳动成为人同生产实践和人自身还保持着联系的唯一方式，人生活的目的性逐渐退场，无法完全占有完整的自己。因此，西方现代性终究是“目的的退场和意义的丧失”[21]，终将回到形而上学的窠臼中去。
唯物辩证法是克服西方现代性形而上学性质的根本方法。辩证法最早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从思想层面解析了人的异化问题，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的本质被异化为与人自身相对立的“怪物”，而人为了找回自己，就要从劳动中克服这种异化。其中，人的本质是正题，人的异化是反题，人对异化的克服是合题，三者构成一个正反合的辩证法闭环。也正是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初步梳理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否定了纯粹自然的存在，把自然拉进人的实践世界，并指出“人化的自然界”[22]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3]，这就铸牢了唯物史观的根基——属人的世界。随后，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到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换的现实力量，并从复杂的社交实践中理解人的本质。自此，人(历史、否定性活动、人类社会)作为辩证的存在，补上了精神和世界之间断裂部分的链条，成为哲学与世界相统一的重要一环。直到《资本论》的问世，辩证法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法则，最终实现人类文明与人类历史的完整的统一。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着辩证法
人类文明是在否定性活动中生成的、与自身相统一的人的历史。统一人类文明的是辩证法，在这一人类文明中，人认识世界的实践活动是辩证的历史过程。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人民实现自身与世界的统一而占有真理的辩证存在，是人民接力践行现代化的伟大杰作。一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历程本身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中国人民被迫走上了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从安于现状到被动进行现代化探索，这是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正题。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的现代化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征程。从精神上的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这是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反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启“主动现代化”的历史。从“实现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的行动和精神转向主动，这是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合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时性发展本身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含着中国人民精神发展辩证的历史。从思想麻木到精神反思，从“鬼神世界”到现实世界，中国人民的精神觉醒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辩证存在的重要表现。中国曾痴迷于“神圣世界”的彼岸世界，人民肯定心中的“鬼神世界”就是现实世界，这是正题。随着西方科技文化的渗入，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只有破旧立新才能实现发展，这是反题。经过中华民族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不懈奋斗，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合题。由此，人们从“鬼神世界”走向现实世界，并在现实实践中进行创造的过程就是正反合的辩证过程。实践证明：辩证法“将一个个艰苦卓越、奋发向上的瞬间，串联成这段令人赞叹的光辉历程”[24]。
(三)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性的内涵与外延，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话语霸权，开辟出一条人类通往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实现了人类文明形态一元性和实现道路多样化的统一。它既体现出对人类文明成果的认同和借鉴，也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批判、反思与超越，其本质是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这一形态内含着新时代和全人类的先进精神，“这普遍的精神并不是老站着不动的”[25]，“不会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不断发展，对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初现。它的提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变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标志着中华民族“再振雄风”、重新走向新辉煌的开端。近代以来，中国历经沧桑，苦难叠加，文明衰落，经过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中华民族跨越了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四个伟大历史阶段，朝着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迈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伟大胜利，是历史和人民的伟大选择。
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回应，它回答了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一历史疑问。西方现代性是人类文明的开端，长期主导着世界历史的走向和命运，但其内在的资本逻辑颠倒了物与人的关系，使人受到物的统治而处于非人状态。这就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创造了必然性条件，也是对“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的有力回应。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对人类将往何处走的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又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和发展，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可行方案。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由人民逻辑主导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取代以资本逻辑支配的西方文明，成为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航向标，代表着西方现代文明独霸一方格局的破裂和世界社会主义文明的再度崛起。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为人类文明续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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