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赛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古人于天地之异、日月交替、昼夜之分、四季轮回、男女有别、万物盛衰等具象中悟道，将世间事物分为阴阳两类。阳类刚健向上，生发明朗、好动积极；
阴类柔弱向下，收敛隐蔽、喜静消极，最后演化成阴(--)阳(—)两种符号。在《周易》中，“--”表示阴，“—”表示阳，这便是六十四卦最基本的构成符号。世事多变，然穷其理数皆不出阴阳。阴阳既对立统一，又和谐运转，“生生之谓易”，故历来解易，以不离阴阳为要。《周易》认为“蛊”之由来是阴阳不交，沟通不畅，从而导致阴阳失调。《道解周易》认为“饬蛊务本之道，总以阴阳混合，止于至善为归着”[1]。蛊卦更多地是说治蛊策略，认为治蛊要讲究阴阳和谐，以防过犹不及。基于此，文章试图从阴阳和谐的维度新解蛊卦，陈一孔之见。
“蛊”是象形字，从字形分析来看，是在密闭器皿中放入多种毒虫，让它们互相啖食吞噬，活到最后的就是蛊。是蛇就称为“蛇蛊”，是虫就称为“虫蛊”，如是等等，然后从其身上提取毒素。
后来“蛊”字字义发生了多种变化，且以“医和视平公疾”故事观“蛊”字字义变化。据《左传》记载：“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穀之飞亦为蛊；
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2]女人之“惑”，疾如蛊，亲近女色要有节制，经不住诱惑，亲近多了就是“蛊”。蛊从其产生到含义演变可见一斑。医和巧妙地用《周易》蛊卦解释了病因。蛊卦巽下艮上，“艮象征少男，巽象征长女。……少男也可以说是一个男子，而长女也可以理解为多个女人。晋平公是由于沉溺于女色，荒淫无度而患病。但对于这样一种原因所导致的疾病，医和不便说明，因此通过蛊卦卦象委婉地道出了这个意思”[3]。蛊的字义演化后更趋向“惑乱”，如惑乱心性、惑乱朝纲、惑乱国家。
“蛊”“惑”组合，从文献看或先有“惑蛊”，“惑蛊”即迷惑的意思，如《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说“大尹惑蛊其君而专其利”。再有“蛊惑”，即“蛊的迷惑”“蛊的诱惑”，如《潜夫论·潜叹》曰：“末世则不然，徒信贵人骄妒之议，独用苟媚蛊惑之言”。从“惑蛊”到“蛊惑”，可观古人对“蛊”的认识的发展；
从“蛊惑”到“惑蛊”，越来越凸显“蛊”的作用、“蛊”的迷惑。
从“对卦”角度讲，蛊卦自随卦来。《序卦传》说：“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
蛊者事也。”蛊卦承接豫卦与随卦，即长期愉悦与随从别人，因循苟且，久之必生事故。伏曼容认为，“蛊者，惑乱也，万事从惑而起，故以蛊为事也。”[4]杭辛斋也说：“古之训‘蛊’为‘事’，亦以天下之事，俱由变化而生，不动不变，则何事之有？《尚书·大传》曰：‘乃命五史以书五帝之蛊事。’蛊事即故事。”[5]既然以蛊为事，从“关切人事”角度而言，综合“蛊”字各种解释，“蛊”之由来，首推苏轼之说：“器久不用而虫生之，谓之‘蛊’。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谓之‘蛊’。天下久安无为而弊生之，谓之‘蛊’。”[6]从国家社会层面来看，人民长期无所事事，就会生出诸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发展。
蛊有乱之意，更有治乱之意。当蛊之时不能苟安，刚柔得中方可转祸为福，刚而不中则急而失贞，柔而不中则缓而失裕。上九概括全卦之旨认为，乱世当有为，承平塑(重)操守，这才是蛊卦的真实含义。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一)卦辞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译文]：大为亨通，应该去干事(干大事)，在此之前，当三思而行，计划周详。
随卦卦画完全倒过来就是蛊卦，张闻玉认为，随卦为好蛊卦为坏，坏怎么又会“元亨”？
六十四卦中有9个卦的卦辞提到“元亨”(合并提)，然在“元亨”之后，大部分都附加“利贞”作为条件，强调“正定”。“利贞”多是对前述问题的中庸之道，然过于“贞”未必是好事。蛊卦乃少数不加“利贞”之卦，不但无“利贞”，还接了最为“利好”的“利涉大川”，那就是主张要“干事”，而且“干大事”。
利涉大川，“‘大川’指大河巨流,它横亘于大地,形成难以涉越的天堑。……‘《周易》之象，至于履险蹈难，必曰涉川’，这也是历代《易》学家共持之说。而《周易》卦爻辞称‘利涉大川’者，是对卦(爻)德、卦(爻)象中体现出具备履险济难的主、客观条件的肯定(称‘不利涉大川’则与之相反)，如此则不忧险阻在前，或义当履险济难，且济难必获成功。从相关诸卦的《彖传》所做的解说中也可看出：卦爻辞中的‘利涉大川’,蕴含着激励人们勇于排险克难、开拓进取、建功立业的积极意义。”[7]蛊卦之所以说“利涉大川”，是劝人在乱世当有所作为。当社会惑乱滋生民生凋敝，礼崩乐坏大厦将倾时，需要有识之士站出来为国为民做些事情，此乃阳刚、勇猛的一面，是为“阳”。寇方墀说：“在蛊乱之时，要勇于涉险渡难，有所行动，运用治蛊之道，振衰除弊，拨乱反正。”[8]“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甲为十干之首，蛊为造事之端，正好相应。用“甲”说事，预示开始，先甲后甲，意味着在干大事之前要反复酝酿，必须事先经过周祥的计划。程颐说：“夫有始必有终，既终则必有始，天之道也。圣人知终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终而备其将然，先甲后甲而为之虑，所以能治蛊而致元亨也。”[9]这是智慧、谋略的一面，是为“阴”。程颐在此着重回应卦辞中的“元亨”，也就是说，治蛊需有勇有谋，谋而后动方能“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就是要有勇有谋阴阳结合。
其实，卦辞还有为一卦定调的作用。一卦之调一定，各爻爻辞围绕主旨从不同层面展开阐释，但不管怎样，基调不会变，一卦之格局不会降。蛊卦卦辞中“元亨”所指不在于蛊，而在于治蛊。复加“利涉大川”，足见治蛊之艰难，治蛊者“须在大险大难中修持，龙潭虎穴里作为”[1]。《周易禅解》说“非发大勇猛如涉大川，决不足以救弊而起衰也”[10]，亦足见此卦格局之宏大，应该不仅仅是子承父业、如何纠偏的小问题。家庭是社会的子细胞，古经当是以家喻国，治蛊应是治国之乱。金景芳注解此卦时曾说：“蛊本来是积渐不通，久而生事的意思，为什么说‘元亨’呢？这是因为物极必反。积渐不通达于极点，必然会导致大亨大通。就国家社会来说，乱是治的根源，蛊是饬的前提。”[11]金先生也意识到蛊卦指向国家问题。
《象》曰：山下有风，蛊；
君子以振民育德。
《大象传》解释卦辞，主要从卦象阐释社会伦理道德意义，从“关切人事”角度切入，通过“振民育德”很好地概括和升华了此卦主旨。文章仅从《易传》中取蛊卦大象传，其余严格围绕古经试作新解。
蛊卦艮上巽下，从卦变角度说，蛊卦自泰卦而来，坤卦三爻下来到初爻位置，乾卦初爻往上到六爻位置。巽为顺，艮为止，上下不相通，所以叫蛊。金景芳说：“阳卦与阳爻都在上，阴卦与阴爻都在下，64卦中独此一卦。刚柔不交，上下不接，有久绝不通而生事之象，所以卦名曰蛊。”[11]风被山挡住，吹拂不到之处，无法滋润万物，自然生蛊。有蛊就得治，怎么治，根本策略是“振民育德”。
张闻玉说：“治弊有刚柔两手”[12]，即是从阴阳两方面统筹治蛊。其中，“振民”为阳、为刚，是说干大事之前要团结民众，做些振奋民心、鼓舞士气的事；
“育德”为阴、为柔，是说治蛊者要以德服人，要得民心。“育德”不仅是育治蛊者的德，也是育广大百姓之德，育社会的德，那就是拯救世风的问题。也就是说，从侧面、从隐性、从看不见的一面治蛊恰是治蛊的根本。为什么在《易传》中独取大象传，正是基于阴阳和谐思维，“振民”为阳，“育德”为阴，阴阳并用、和谐相生方为治蛊大计。
(二)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译文]：治理历史遗留的社会重大问题，要有敢于治蛊之人，社会重大问题才会得到解决，虽然这个过程有很多艰险，但终究吉祥(问题得到解决)。
干，是指作战时用的盾牌。周武王伐纣的誓师词中有“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尚书·周书·牧誓》)，意即：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竖立起你们的长矛，我要发布誓词。干有冒犯、干预义。干蛊，即治理弊端。
蛊卦卦义不在致蛊之由，而在治蛊之道。不少注家忽略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父”“母”之象？很多学者曾指出：父母仅为取象。既是取象，那象背后的本意为何？是需要分析，还是意会即可？对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探讨。《周易》的寓意是开放的，正因如此，其最根本之含义也最值得深究。
有人认为“父蛊”指社会根本问题和主要矛盾，也有说是理念和思想问题；
“母蛊”指社会的次要问题，如生活问题、饮食问题，属于次要矛盾。马恒君认为，“父蛊”是指“社会积弊”，进而认为“救治社会积弊，宁可矫枉过正……矫枉过正是改革的偏差，不救治则可能亡国亡家”[13]。
关于“父蛊”“母蛊”问题，张其成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第一，这个父母是指形成蛊惑的原由是久远的，讲纠正父母的过错是指要追本溯源，找到最初形成蛊惑的原因，才能把它革除掉；
第二，这里的父母指正反两个方面，寻找蛊惑形成的原因要从正反也就是阴阳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看得见的，也就是表面，一个是看不见的，也就是内在，要从这两个方面找原因，这就是‘干父之蛊’和‘干母之蛊’。同时这六根爻辞都说了一个共同的原则：要注意火候，把握度，该严厉的时候严厉，该宽容的时候宽容，要讲中道。”[14]结合前述蛊卦卦辞中“元亨”“利涉大川”之宏大格局，“父蛊”和“母蛊”应该就好理解了。
再说卦象，蛊卦巽下艮上，艮卦是阳卦，巽卦是阴卦，艮为止，巽为顺。当蛊之时，受蛊惑乱致使世风日下而发展受阻，进而可以这样认为，“父蛊”属阳，是刚性指标，实际上是指那些看得见的社会硬伤(社会重大问题)阻碍了社会发展。而“母蛊”属阴，是柔性指标，多数注家会以红颜祸水、后宫之乱等迷恋女色的现象作解。然而引申到社会问题，应该进而抽象概括为那些看不见的世风日下(社会风气)问题，这样才能和“父蛊”对应起来。很多注家在介绍蛊之由来时已经看到社会问题，已经提到国家层面，然而一到“母蛊”，许是囿于“母”字窠臼就跳不出来。张其成说的“严厉”与“宽容”，其实是阳与阴的问题。阴阳和谐是为中道，也就是说，“父蛊”如劲敌，最阳，“干父之蛊”就需要来点硬碰硬的手段和做法，需要敢于攻坚克难的勇士。而“母蛊”似社会环境问题，最阴，其影响极坏又积重难返，所以“干母之蛊”非一朝一夕，需要润物无声的长期化育。
父和考相对，在世为父，已故为考，既是“考”，说明问题的产生不在当下，而是历史遗留，实际都是指“父蛊”。父子相对，既取象父母，对应“子”就很自然。既生“蛊”就需要有人敢于治蛊，“子”就是“敢于治蛊之人”，尽管他还很柔弱。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古代乱世称雄者，自身当有乱的本事。曹操和他的时代乱作一团，他投身混乱，朝着结束混乱。如果他自己不混乱，则很难旋入历史舞台的中心。”[15]由此说明，每当乱世之时，需要先有人有勇气站出来，有人站出来才有机会，大家才会心有所向。当蛊之时，社会混乱黑白颠倒，一般人轻易不敢出头。但如果没有这样的英雄，谁来力挽狂澜？这就和“振民”扣合起来了，就是要有“敢于治蛊之人”。初爻强调必须“有人”，这样的人敢于“涉大川”，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勇气和攻城拔寨的拼劲。要治蛊得先去找人，先去“振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国运衰微，奸人当道贤人危，陈胜吴广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就是“振民”的典型。
(三)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译文]：治理世风日下一类的弊端，不可硬来，也无法硬来，需要刚柔相济才好。
从爻位说来讲，二爻得中。但从象数角度看，九二却是阳爻，不当位。所以与“干父之蛊”不同，“干母之蛊”要讲究方法，不可偏颇，不得急躁。本爻独称为母，从象数角度可解释。虞翻认为(母)应在五。泰坤(卦变说认为蛊卦从泰卦而来，泰卦上六与初九换位而得蛊卦)为母，故干母之蛊；
失位，故不可贞；
变而得正，故贞而得中道也。李鼎祚说，位阴居内，母之象也。这里“贞”是正定、坚定不移的意思，不可贞是说不要固执己见，要通权达变。节卦也说“苦节不可贞”，原则固然要坚持，但不能不变通，要学会应变。解决世风日下一类的社会问题，往往不会一蹴而就，要持守中庸之道，不能矫枉过正。
(四)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晦，无大咎。
[译文]：治理社会重大问题，(手段强硬)纵然会有不完美的一面，但最终不会有大的过失。
小有晦，即“有小晦”。从卦象说，九三“过刚则不中，故有小悔”。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九三处下卦之上，阳爻居阳位，刚猛之才，自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破釜沉舟的勇气，当杀伐果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先把问题解决再说，至于次生矛盾，那都是小问题。
(五)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译文]：社会重大问题处理不及时，长此以往，必遭受耻辱。
这里，“裕”指“宽裕”，实为拖延、不积极处理的意思。王郭章认为“六四以阴居阴，优柔寡断，不能积极处理父辈的积弊”[16]。“吝”是耻辱的意思，“往”有长此以往之意，实际是对治蛊者的一个提示和警醒。这是在强调“干父之蛊”之艰难，再就是对待“父蛊”就要用强，不然反受其乱。康熙御用教材《日讲易经解义》对此分析到位：“三以刚居刚，失之太过；
四以柔居柔，失之不及。然过者虽悔而蛊已除，不及者终吝而蛊愈亟。权于二者之间，与其为吝，毋宁为悔也哉。”[17]比较三与四，要整治“父蛊”之患，爻辞作者实际上主张来点猛的和硬的，就算有次生问题，那也不是事儿。实在太强硬，也不宜用强，用怀柔政策能解决的事，不必要大动干戈。
(六)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译文]：整治社会重大问题，也可以用怀柔政策(对那些引发社会重要问题的主要头目要“用誉”招安)。
高岛吞象似乎看出此爻真谛，他说：“至五爻不特其父无过，且因而得誉，补其过，更扬其名。恶归己而善归亲，其曲委弥缝，非善继善述者不能瑧此。”[18]为什么说“善继善述者”，这就是手段，这就是办法。持这个观点的还有兰甲云，他认为“纠治父亲的过失，适宜于将美德归功于父亲，以显父亲美名”[19]，刘大钧也说“以荣辱匡正父亲之失”[20]，其实这些就是怀柔政策的隐喻。解决历史重大问题，古代有招安、封王等政策，不行还有和亲。怀柔政策既能突出干蛊者的睿智，亦可彰显帝王的天恩，这就是《荀子·议兵》里说的“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的效果，这就是“育德”。
整个干蛊过程，以三爻五爻为主。蛊之由来非一日，必要时就要用强。五爻本为君位，以“用誉”来显示“皇恩浩荡”和“爱民如子”，是其本来应有的王者风范或者说是责任担当。三爻处上下卦之间，于治蛊也是一个关键时刻，往往其他卦会遵循“三多凶”以注解，然在蛊卦，三爻却“无大咎”，说明这么做五爻是默许的，只要不搞出大问题。
(七)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译文]：不当事者(不干蛊的人)，培养高尚的德行(以高尚为事)，慎独慎微。
上九是整个蛊卦的升华和总结，李光地引张振渊言“阳刚非遗世不事事之人。居《蛊》之终，则无事之时也。在蛊之外，则不当事之人也。故曰‘不事王侯’。然当事者以干蛊为事，不当事者以高尚为事，故不曰无事，而曰‘高尚其事’”[21]，这是从阴阳两个方面来总结治蛊更是防蛊的核心要旨，也是强调德行问题，是说“干蛊”的“干蛊”，修德的修德，社会风气就会持续向好，由此才能够真正实现“治蛊”的目的。
六十四卦以“对卦”形式出现，即是从阴阳对立统一角度阐释世间大变化，“离开了阴阳对待与配合，就没有六十四卦；
离开了阴阳的变易，也就没有《周易》的变易法则。”[22]解释卦爻辞，《周易》总的来说是平衡思维，儒家解易更是围绕“中庸之道”。廖名春说：“《周易》六十四卦卦画最为根本的结构特点当是孔颖达揭示的‘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这种结构特点反映到卦义上，决定了《周易》六十四卦‘二二相耦’的两卦都是‘相反为义’的。”[23]蛊卦和随卦是一对卦，随为无事而休息，蛊为有事而整治，两卦卦义和卦体一样，都是相反的，解卦之根本不能离开“对卦”思维。蛊卦在卦序中排在豫卦和随卦之后，豫和随象征着安逸并有众人追随，正所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安逸久了、追随的人多了必然产生惑乱，引发事端。苏轼说：“夫‘蛊’非事也，以天下为无事而不事事，则后将不胜事矣，此‘蛊’之所以为‘事’也。……治生安、安生乐、乐生偷，而衰乱之萌起矣。……人之情，无大患难则日入于偷，天下既已治矣，而犹以‘涉川’为‘事’，则畏其偷也。”[6]换个思维，蛊也非坏事，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当蛊之时，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春秋》学所谓‘治起于衰乱之中’，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人若有志，不惧衰乱。世无艰难，何来豪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24]
回到“生生之谓易”，事物相辅相存，随蛊相生相依才叫和谐，随久生蛊，蛊久必随。世必不久随，亦不会久蛊，随蛊相杂，世事沉浮；
阴阳不交，和谐被破坏，蛊惑因此而生。治蛊更要注意防蛊，防蛊就更要守住阴阳和谐。当蛊之时，从阳来讲，就是要主动出击，担当作为，做一个治蛊先锋；
从阴来说，要学会慎独慎微，远离低级趣味，做一个品行高尚的人。若社会英雄辈出，人民德行高尚，即是完成了“治蛊”大业，这就是《易经》作者最为朴素的认知，也正是此卦之宏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