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丹凤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布局交织的激荡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展望世界发展趋势、关切人类命运所作出的科学判断，体现了当下国内国际变局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概括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时空坐标上，机遇与挑战同在，中国共产党在把握机遇中科学应对挑战，明确提出“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1]的要求，这一“变”的政党智慧以初心不变的定力、沉着应变的智慧、主动求变的勇气，应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的政党智慧是以“变”守“常”,以“变”促“治”，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人民与时偕行的锐变勇气和革故鼎新的决心。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察“时”、明“势”、辩“机”，以变与不变的辩证方法应对中国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才能“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中国共产党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创新精神，使中国实现了三个“深刻改变”，即“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2]，使中国由一百年前的落后挨打、衰落凋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展为独立自主、人民安居乐业、正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变的古文字型为“變”，可以理解为更新、改革、革命等意。变是变化发展的过程，是原有事物的自我否定，否定中包含着对事物形式的扬弃，并对自我保存、自我发展可能性的继承，在否定之中推动事物肯定方面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涅槃求变以更新和保值求常以图存的时势要求，在守常中坚持为民服务的初心，坚持增进人民福祉的使命，立足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积极识变、努力应变、能动求变，带领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实现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探索，在改革开放中开拓创新。进入新时代的变局体现了世界主体多级化、经济发展全球化、社会信息复杂化、文化样态多样化所展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共产党面对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3]108习近平以政治家的战略思维和全局眼光深刻洞察到“变”是当今中国发展前进的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应不断增强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才能转危为机、化“疫”为“翼”。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斗争的理论武器，根植于传统文化基因滋养，结合自身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努力解决中国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新问题，在总结发展经验和教训中，提出了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变”的政党智慧，即“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首先，准确识变，即实事求是把握发展规律以感知变化、认识变化、辩证识变。中国共产党应立足“两个大局”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背景，感知变化，细微察变，努力做出对潜在风险的科学预测，认识变化，客观识变，分清形式之变与内容之变、短期波动与长期变化、量的增加与质的提升等。把握变化，辩证识变是指既看到事物的变也看到不变；
既看到变局中存在挑战，也看到变局中的机遇；
既看到当今国际发展的变局，又把握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既清醒看到国际间摩擦不断，也应清醒认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必然。其次，科学应变，即保持战略定力，适应变化、分析变化、驾驭变化。对于变化、变局，关键是立足于“时”与“势”，在准确识变基础上做出科学预判，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循理治病、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最终达成事物合规律、合目的科学应变方法和对策。最后，主动求变，即要有全局眼光和战略思维，变中求进、变中求新、变中求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洞察世界发展变化，深刻认识到“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4]3。主动求变应由自为向自觉转变，积极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和要求，既自我革命、自我革新，又通古达变、识时通变，实现由实然转变为应然。同时还应准确察“时”，做好准备随时而变，积极明“势”，掌握形势随势而变，科学辨“机”，把握机会随机而变，从而在变局中牢牢把握发展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是以“变“促治、以“变”促和谐，用与时偕行的锐变勇气和革故鼎新的行动回答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世纪之问。“准确识变”即是在事物发展和形势变化中准确认识内在客观本质和规律，把握事物前进的正确方向和发展趋势这个“是”，这是从本体论角度准确识变的思维方法；
“科学应变”是积极运用科学方法和思维，正确应对和处理当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复杂关系的“变”，这是从方法论层面探索应变的科学方法；
“主动求变”着重于发挥主体能动性，积极进行创新性实践活动，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能”，这是从实践论视角解读主动求变的创新性主体活动。“准确识变”是前提和基础，“科学应变”是核心和关键，“主动求变”是灵魂和根基，三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遵循“是”—“变”—“能”的内在生成逻辑，共同建构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的逻辑体系。
中国近代遭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并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交织耦合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历史。秉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赓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理论的思想来源和逻辑起点。
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的理论秉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实践性的重要理论品格。习近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5]83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的政党智慧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线索中溯源内在的理论密钥，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渐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其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革命性和实践性。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革命性通常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一基本矛盾发生深刻变革的形态特征，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外部革命和自我革命，是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最主要的政治品格；
实践性主要是抓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这一基本矛盾的变革，积极改造世界的状态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智慧的核心特质。党的革命性和实践性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责任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也不断拓展了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变革的话语体系。革命性和实践性是交织发展的动态过程，党的革命性以党的实践性为前提和基础，党的实践性确证了党的革命性，使党始终拥有带领人民群众夺取伟大斗争的能力禀赋，党的革命性促进实践方式的变革。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表明，党的革命性和党的实践性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核心密码，也是以先进性和纯洁性锤炼党性来统合人民性，进而打破历史周期率的重要密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在秉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和实践性的理论品质中主动求变的历史演进过程。
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的理论赓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思维和通变思维。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思维和通变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序”是规则，“常”是坚守，“变”是智慧。所谓“五行无常胜”[6]55，“变”是“序”和“常”的一种合理的否定形式，“序”和“常”是“变”的生成结果。追求创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中华文化的基因。中国共产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赓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思维和通变思维，如“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7]679的忧患意识，“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8]2的求变追求，“变则通，通则久”[9]390的变通智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0]4的自强意识，革故鼎新的求变勇气，“刚健笃行”的实干品质等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思想，等等。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原则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其命维新”[11]253的价值内涵。同时，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通变思维”。在《易经》中“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12]379-380，即为掌握事物发展的变化发展规律，并予以贯通运用，抓住事物发展的趋势主动求变的通变思维。《周易·系辞上》中所说“通变之谓事”“化而载之”“推而行之”“通—变”并不是形而上学那种静止的延续，“通”永远内涵一个具体事物与其他事物互系关系上的“变”[13]24。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通”或“通—变”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融通了天、地、身、心以达到“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境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4]485，这种弃旧图新的思想从动态角度体现了“变—新—变—更新”的创新逻辑，“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时而制”[15]28则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随时而变、顺势而为、随机而变的通变智慧。总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不竭文化源泉。
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呼唤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理论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是相互交织的。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的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到中国共产党曲折发展的历史场域中，把握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识变、应变、求变的历史逻辑。
近代中国面临救国图存的历史任务，这内设了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理论的“出场”逻辑。近代中国在故步自封的天朝上国梦境中惊醒，被迫卷入了世界近现代发展历史中。面对落后挨打的现实境况，在内忧外患时代孕育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安而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和革故鼎新的求变意识，一经成立就具有勇担救国图强的使命担当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抱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身份在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历史场域中逐渐“缺场化”，殖民主义现代性的强势“输入”，直接导致“华夏中心观”这一价值信仰体系的崩塌，中国被迫卷入了现代化的历史中，能否回应近代中国社会的核心关切，救亡图存是产生于危难之际的中国共产党迫切解决的历史课题。救亡图存的社会革命实践锻造了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理论的逻辑体系。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图存的社会革命中，经过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发展，立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人民的苦难实际，立足于近代国际发展的大趋势和本国的贫穷落后的强烈反差，依据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具体分析了不同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转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16]631从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出发，中国共产党由被动改变向主动求变，积极担负作为革命型政党的历史使命：一是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奴役，迫切需要解决中华民族“救亡”的历史任务，担当起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二是面对封建主义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要解决中国贫穷落后与人民幸福之间的历史难题。中国共产党直面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科学民主、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主动求变、积极促变，在革命实践中谱写“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故鼎新的华章。“是—变—能”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理论的内在历史发展逻辑。一部新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理论的生成史和发展史，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应对历史之“变”理论解决中国前进中面临的时代课题的发展史。从争取中国独立革命的科学把握，到进行改革开放的科学研判，再到进入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都是立足于自身实际准确识变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抓住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是”，在机遇和挑战中科学应变，积极促成其“变”，达到科学主动求变的“能”的内在发展逻辑，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的哲学智慧。
中国共产党勇担历史使命，辩证识变、科学驭变、变中求进，在变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近代社会阶级成分、国家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等实际出发进行科学研判，总结国民大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有关党的领导权、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一系列理论，积极回应了“为谁革命、怎样革命”的时代之问，通过革命结束了中国挨打的命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任务，围绕政权建设、国家发展和所有制等根本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的伟大飞跃”[17]。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面临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开发，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积极回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行不断探索，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改革深水区，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环境污染问题，积极回应“实现怎样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17]。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积极回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创新性地提出了“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治国理政思路，绘就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在探索实践中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经历的从积贫积弱到繁荣昌盛、从亦步亦趋到永立潮头、从走俄国道路到走自己的路、从半封建国家跨越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年巨大变局雄辩地表明，百年来中国变化之大、变革之深、变迁之速亘古未有。回顾历史，中国百年巨变的硬核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准确识变、科学应变和主动求变精神。
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在实践基础上牢牢把握目标导向，不断在求变中创新，在实践探索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理论的实践逻辑。立足于“两个大局”的综合考量，中国共产党洞察到当今世界的复杂多变，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必须要从历史的境遇中出发走向当代，从理论的语境走向现实，在当代最伟大、最生动的实践中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和时代脉搏。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人民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就必然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直面现实问题，做到科学应变求发展，不断强化自身建设，不断提升自身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的理论作为党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法论，并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需要将国情、世情、党情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态势贯通起来全盘考虑和综合分析。
就世情而言，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没有变，追求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没有变，人类构建利益命运共同体的愿望没有变，全球化的步伐势不可挡。但国际间摩擦争端不断，政治冲突、价值输入、文化霸权等袭扰全球，意识形态战争硝烟充斥全球；
资源短缺、生态污染、生存危机困扰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和平中促发展、开放中育先机、挑战中抓机遇、竞争中有合作是国际交往的共同期许和发展趋势。正因为世界的发展具有多样化、多元化和依存性，世界舞台上的各个国家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致力于共同构建人类赖以生存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疫情防控常态化，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原则，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认真做好中国发展的必答题。
就国情而言，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没有变，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没有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没有变，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守的“常”。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人民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层次变化，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从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转向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美好生活的向往”指向，集中表达了中国人民物质追求的高质量和精神文化追求的高品质，也明确了当前中国共产党应以“变”守“常”、以“变”促进、以“变”求新，积极解决我国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坚守中国基本国情不变的基础上，准确识别呈现的阶段性变化，并作出科学应对之策，主动促进国家向好发展。
从党情而言，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没变，党的一切为了人民的使命没变，党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没变。但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严重影响着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威胁党内治理和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甚至严重威胁到我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应直面各种变化和考验，勇于进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主动回答好中国共产党如何打破历史周期律的人民之问。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到新时代的发展变革，风雨兼程历久弥坚，长期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主动求变，其变的规律遵循“是—变—能—行”的内在发展逻辑。“是”即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准确识变，辨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变”是在实践中有效运用规律科学应变，处理好国内外的各种关系；
“能”即是在把握规律科学求变主导社会发展、构建社会制度，努力践行为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主动求变的“能”；
“行”即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积极指导中国发展的实际，使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行”。“是”为“变”的内在规定和依据，“变”推动“能”的转化与提升，“能”是“是”与“变”的必然逻辑，“行”是“能”的必然表征，“是”和“变”的必然统一于“能”与“行”的应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智慧的内在生成逻辑。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守正更新
思维的源头是存在，认识的来源是实践。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时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定立场，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阐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一切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8]801。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规定，是既包含了认识世界的基本要求，又指明了改造世界的原则方法，成为中国共产党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根本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我们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立足点。这就要求我们党应准确识别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且以变守常、守正更新。中国共产党在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基本原则，准确识别我党面临的时势变化和自身实际，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初心使命，应对时势变化提出科学对策和战略布局，积极处理和解决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中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在国内国际复杂的变化中抓住机遇主动求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过程中，创新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同时，又在不变的科学认识中积极把握古今中外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历史方位的变化、时代要求的变化等，并在变化中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促进事物向预定期望转变。新时代既有“变”的元素，也有“不变”的主题，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正是在应对“变”与“不变”关系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的政党智慧。
(二)善用生成性思维：辩证求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19]298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世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集合体，而是由无数事物不断生成、发展、消逝的过程所衔接，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性、过程的辩证生成性的辩证唯物主义过程论思想。
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的政党智慧的基础是辩证的生成性思维。辩证的生成性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活力源泉，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壮大和中国发展的成长性思维方式。辩证的生成思维就是把事物的发展看成不断生成的过程，把每一个过程看成促进事物不断发展的重要环节，就是既看到事物发展的危机和阻力，又看到其发展的机遇和动力，并积极把阻力转化为发展动力，在危机中抓住机遇，促进事物最终生成。马克思认为，人所居住的世界，并不是外在于人的、预定的存在，是许多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共存，以及各种机遇与挑战的并存。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运用辩证的生成性思维，用发展的眼光和批判的精神，从客观实际出发来认识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现实需要，敢于批判和创新，准确识变，科学应对“世界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进程中借助辩证的生成性思维方式，辨形势、识大势、谋全局、望未来，危中见机、险中求胜。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历程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培育和锻炼辩证思维能力，形成了善用辩证法的优良传统。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辩证分析统一与独立的关系，既看到了联合的一面，即国共两党在联合抗日时须团结一致，又看到了斗争的一面，即把握革命方向，保证党对革命军队的领导，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深刻认识。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首次客观辩证地分析了我国阶级情况，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深受封建地主的盘剥和帝国主义的压榨而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也看到民族资产阶级有自己资产且受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压迫不是最深，从而在阶级革命立场上又具有妥协性的一面，辩证地发展和生成了阶级理论。1928年5月，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提出了游击战十六字诀，这是其辩证思维在中国工农红军作战中的重要运用，也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辩证统一、退却与进攻、消灭敌人和保存实力的有机结合的生动体现，蕴含了由弱变强、以柔克刚的辩证生成性思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立足于中国“一穷二白”的实际，毛泽东辩证地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点论”和“转化论”，提出了重视劳资双方同一性，提出“四面八方”的政策，在变革封建私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程中，辩证看待各个阶级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改革方案，即以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为重点，分别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辩证地把所有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有机统一，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而且发展了生产力。改开放过程中，面对中国是发展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争论，邓小平提出的“猫论”辩证地处理好了“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关系，促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运用辩证的生成性思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体系的能力。进入新时代发展的历史方位，习近平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发展目标，积极应对疫情常态化的变局和国际经济发展变局，指出要“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20]，在创新性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回顾中国共产党运用辩证的生成性思维的实践可见，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从批判性和革命性出发，运用辩证法批判旧事物促进新事物的成长，注重在“破”中“立”，在逐渐“消解”中进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成论、辩证生成论和历史生成论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的政党智慧的方法论支撑，而中国共产党生成性思维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生成性思维所关注的是现实的人民生活和国家社会的现实发展，关注的是历史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关注的是在现实实践基础上促进自我生成和自我完善，这恰好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活力源泉。正是在思维领域坚持了辩证思维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才使中国共产党能在自我革命中与时偕行，长期伫立于时代潮头。
(三)自我革命的胆略：修复革新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5]160“打铁必须自身硬”，“硬”不仅体现为不轻易生病，同时体现极强的“自愈力”：强化党员的党性修养，强化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担当，不断增强理想信念和抵抗“糖衣炮弹”的能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信念。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遵循，积极探寻保持持久生命力和活力的规律和方法，主动调适和修复自身，并在不断调适和修复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为民服务的能力，积极促进先进性和纯洁性与人民根本利益的有机统一，实现政党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协调统一。
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21]167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修复能力包括发现、承认、分析和改正自身缺点与错误四个步骤，这一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修复能力的生成过程。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社会建设、改革创新和新时代的锤炼中把外在的压力转化为自我修复的政治动力，其修复能力的动力硬核便来源于与生俱来的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解决自身建设问题的过程中，探寻从严治党的规律和方法，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创新型政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建设的不断锤炼中具有了自我革命的精神品格和保持先进性、战斗力的基本禀赋。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运用这一勇于自我革命的内在基本禀赋，有效激发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用于探索和变革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洗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勇敢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变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守正创新之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让世界惊叹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最重要的根源在于在践行初心使命的过程中，从不避讳自身错误，也不讳疾忌医，并能以“壮士断腕”的坚强决心和“刮骨疗毒”的革新精神革除自身内部病症，积极纠正社会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偏差，能够将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自我提高、革故鼎新的精神资源，不断从自身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和自我革命，不断增强防腐抗变的免疫力，永葆政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生命力，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和良性循环。从所犯错误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的成长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变局中准确识变(发现错误)、科学应变(承认和分析错误)、主动求变(改正错误并完善自身)的政党智慧，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勇担初心使命的动力机制。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领导“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7]。作为马克思主义创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的理论反映了中国近代之发展演变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整体历史过程及其客观规律。无论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序轴线——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还是从中国近代历史时间轴线——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发展，亦或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弱小、发展、壮大、强大进行审视，所有的历史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变”中守常，以“变”促进、以“变”促新、以“变”求突破的应对历史之“变”的规律性。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握时代发展客观规律和准确识别各个时代存在的各种矛盾，积极求变、主动促变，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总体体现该思想工具理性层面上的“变”与价值层面上的“不变”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的政党智慧的生成过程内涵于“是—变—能”的生成逻辑之中，即在准确识变中把握住了中国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这个“是”，以时刻葆有不断变革的实践精神和科学应变精神为关键，最终确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主动求变的“能”这一价值目标。其中，“是”是“变”的内在规定和依据，“变”推动“能”的转化与提升，“能”是“是”和“变”的逻辑归宿或必然价值追求，最终达致“是”和“变”的必然与“能”的应然的内在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历史之“变”的政党智慧的内在逻辑和生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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