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军
(浙江大学 社会调查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0058)
中国自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务工经商，从而产生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童年期留守作为一种生活经历，意味着与父母双方或一方的长期分离，其生活环境相应发生改变，从而可能对留守儿童各方面的发展产生影响。提到留守儿童，人们总会首先联想到诸多的负面人格及与之相关的心理特征，学界的研究也不例外。相关研究表明，他们会更多地缺乏自信(周宗奎等，2005)，对人际交往及社会的态度趋于消极(赵景欣，刘霞，2010)；
更容易出现退缩或冲动、孤僻且敏感等(廖传景，2015)，同伴交往问题维度得分及困难总分显著更高(王锋，2017)，人格发展及总体心理健康较差(吴霓，2004；
杨通华等，2016；
周玉明等，2019)。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于人格特征的影响，往往持续到成年以后。一些聚焦于大学生等人群的研究已分别从社交焦虑、人际关系敏感、羞怯体验、人际回避、社交退缩、社交能力、性格倾向等方面做出过探讨。例如，李晓敏等(2010)、杨玲等(2016)对湖南、湖北等省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曾为留守儿童的在校大学生的焦虑因子得分显著高于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刘海霞(2015)、詹丽玉等(2016)等的调查则表明，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敏感等因子得分较高。还有研究指出他们具有更孤独、内向(温义媛，曾建国，2010)等方面的特点。
上述研究虽然使用的概念不同，但基本上都围绕着人格展开。人格，也称为性格或个性，是人的性格的简称，与英文中的Personality、拉丁文中的Persona相对应。海内外研究表明，人格特征会受到后天成长环境的显著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通过影响基因的不同表达而产生的间接效应(周明洁等，2016)。童年期的留守作为一种生活经历，意味着亲子之间的部分隔离与代理监护，其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家庭模式等都发生了相应变化，因此必然对人格的模塑和发展产生影响。不过，父母在日常生活的缺失或部分缺失，对留守儿童人格发展带来的影响并不必然是负面的。正如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提出的“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的辩证思想启示的那样，某方面的缺失带来的不一定是负面的影响，也可能蕴藏着积极的发展机遇。因此，留守这一逆境带给留守儿童的影响是多维度的。而诸多研究显示，留守经历并不一定导致留守问题的产生，甚至对于若干积极人格特征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例如，曹杏田等(2017)调查了安徽省6所高等院校381名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发现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总体发展良好，其中正义与合作、乐观与期望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综合已有的研究结果，留守经历确实影响了儿童及其成年后的人格特质，但影响方向却有着多种可能。对此做出解释的一种理论是抗逆力理论，认为很多处于危机环境中的儿童，因有其它因素支持及自我调适，可以有效消减逆境带来的创伤与压力，甚至因此有更好发展(Werner，1984；
Garmezy，Masten，1986)。神经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也显示，虽然童年创伤可能促使HPA轴做出那些往往导致神经生物学变化的慢性反应，但并不是每一个遭受童年创伤的个体的HPA轴功能都会受到干扰(Gunnar，Donzella，2002)。受此启发，国内众多关于留守儿童的实证研究也从抗逆力视角进行调查分析，认为留守儿童环境中的保护因素可以培养儿童积极的人格特征，推动留守儿童良好适应与健康成长，这些因素涉及父母外出情况、留守时间、照看方式、与父母团聚频率、与父母及监护人的沟通互动情况、家庭教育信念、日常积极事件、同伴支持、社会文化背景等众多方面(赵景欣，刘霞，2010；
李燕平，杜曦，2016)。不过，这类研究也有四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主要采用心理测验量表所得的数值作为检验依据，质性的深入分析不足，部分质性研究则基于少量个案并过度依赖研究者个人的直接阐释，观点归纳与逻辑推理缺乏参证；
二是多数研究关注的是正在留守的儿童，但他们仍处在发展发育阶段，其发展结果难有定论，而对有留守经历成年人的研究还主要限于大学生群体或特定地域，其代表性或有欠缺；
三是主要关注有无留守经历者之间的发展差异并据此分析留守带来的影响，这类研究虽然也会根据留守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但其参照组往往设定为无留守经历者，对有留守经历者内部的细致比较不足，这使得我们对于留守经历的具体影响及其机制的探讨有潜在的偏误风险；
四是往往分门别类地探讨单种因素与人格发展结果之间的关联，缺乏对保护因素、危险因素及各类因素综合性影响的生态式观照。
基于上述不足，本研究希望聚焦于有留守经历者内部的人格发展差异做更为细致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分析。为达到这一目的，将利用课题组在全国21个省份收集的137份有留守经历的成年人的访谈材料，借助Nvivo质性分析软件，将所有个案材料中呈现的信息进行双人合作参证的编码，据此对已经成年的曾为留守儿童的人格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溯性分析，以探讨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于人格发展的长期影响及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和机制。
(一)研究对象及资料处理方法
研究对象为曾经是留守儿童的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用于本研究分析的访谈个案共137个，为课题组于2017-2018年间收集。访谈对象都是来自农村的有过1年及以上留守经历的1980-1999年出生者。个案来自于全国21个省份，中西部个案约占总数的3/5，来自东部省份的56个个案也主要来自于当地的欠发达地区。
对个案信息的处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对个案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第二阶段是借助问卷星系统，将访谈记录所呈现的个人、家庭基本信息及其它编码信息进行转录，再以SPSS数据格式导出，形成量化数据。
(二)关键变量赋值
1.留守状态变量
学界一般将“留守儿童”界定为父母双方或一方迁移到他国或国内其他地区务工经商，被留在老家半年以上的未成年人(段成荣等，2013)。据此定义，如果在18周岁以前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半年及以上，则有留守经历。状态是人或事物表现出来的形态，本研究所说的“留守状态”，意指儿童在留守时的具体形态。学界针对具体留守形态的讨论基本围绕着父母外出类型(Cortes，2015；
许琪，2018)、日常监护安排(Zhou等，2014；
段成荣等，2017)、何时开始留守(Liu等，2009；
姚远，张顺，2018)及留守时长(Fan等，2010；
刘志军，2019)这四个维度展开。本研究因此设置四个留守状态变量，分别对应在什么年龄阶段开始留守、父母外出状况、在家由谁监护、留守持续的年数，其描述统计见表1。
表1 留守变量描述统计(n=137)(1)表中的“婴儿期”“幼儿期”分别对应0-3岁、4-6岁。此外，考虑到母亲单独外出的占比很小且总样本量有限，本研究在后续分析中将“父亲外出”及“母亲外出”合并为“单亲外出”，以减少统计偏误。
2.留守处境变量
在普遍关注留守状态之外，有些学者也特别关注了留守儿童的具体处境。处境一般用来指称事件、事实或事物的环境或背景，本研究用“留守处境”一词来概括表示留守儿童所处的生存发展环境，包括家庭、学校及社会层面的生态环境。
学界之所以关注留守儿童所处的环境，与Werner(1984)等在儿童研究中提出的抗逆力理论密不可分。该理论旨在解释逆境中成长的儿童的不同发展结果，后续的诸多研究进一步指出，环境因素中的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的消长决定了抗逆力的大小(Beardslee，1989；
Howard等，1999；
同雪莉，2019)。在对我国留守儿童的研究中，一般基于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Bronfenbrenner，1989)，认为个人以外的家庭、学校、社区等的保护性及危险性因素决定了留守儿童抗逆力的大小(万江红，李安冬，2016；
秦安兰，2020)。因此，本研究据此构建反映留守儿童具体生活环境的留守处境相关指数来反映留守状态以外的因素，包括细分的保护指数、危险指数及综合的留守处境指数(简称“处境指数”)。由于儿童会进入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并因此受到学校环境、师生互动、同学互动等方面的影响；
而儿童所生活的社区及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及社会支持也会同时发挥作用，影响着留守儿童的身心发育和发展。因此，本研究沿用刘志军(2020)的做法，用家庭、学校及社会三个方面的保护性因素的加总数量来测量保护指数，危险指数则为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危险性因素数量汇总。
家庭因素大致归为三大类，分别与家庭教育环境、家庭生活环境及家庭情感氛围相关。学校因素大致划分为师生互动因素和同学互动因素两大类。社会因素则包括社会环境因素和社会行动因素。由于保护性因素与危险性因素相互掣肘、相互纠缠并可能具有交互作用，特根据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的相对数量建构综合的留守处境指数。家庭、学校、社会相关指数的计算依此类推，其描述统计见表2。
表2 留守处境系列指数描述统计(n=137)
3.人格相关指数
人格，也称为性格或个性，其定义与分类众多。人格特质理论的创始人奥尔波特将人格定义为“个体内部决定其特征性的行为和思想的那些心理、生理系统中的动力组织”，是各种特质的统一和整合(麻彦坤，1989)。由于人格内涵的丰富性、多样性和跨文化差异，学者们提出了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16PF)、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验表(MMPI)、大五人格(OCEAN)模型等多种人格测验工具。中国学者也在吸收这些知名量表的基础上，设计了中国人人格测量表(CPAI)(宋维真等，1993)、大六人格模型(张建新，周明洁，2006)等同类工具。不过，无论何种人格测量工具，都是通过各种问题进行多维度的测试，并按照自己的逻辑归纳为若干特质。本研究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人格”这一概念，将其界定为反映个体心理、行为和反应模式的各种特征，并从文本编码获取个案的人格特征信息。
本研究构拟的人格相关指数包括综合的人格发展指数及细分的正面人格指数和非正面人格指数。正面人格指数指称正面人格特质的数量，非正面人格指数指称非正面人格特质的数量。调查过程中，访员并未直接询问访谈对象“您的人格特质是什么”，编码时，我们根据访员的记述，尽量选择访谈记录的描述对访谈对象的人格特质进行概括和归纳。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访谈时只收集了有无相应人格特征的信息，囿于测度的困难，并没有进一步细究这些人格特征的程度差异。不过，由于被访者都是成年人，在对自我的人格特征做出评价时，一般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信息，具有一定程度的标示意义(Bifulco等，1997)，以此为依据构建的人格相关指数，也大致具备研究所需的区分度。
(1)正面人格指数
正面人格指数用编码所得的正面人格特质数量来测量。基于访谈材料提炼出来的正面人格特质主要有8个，按出现的频率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懂事(83)、独立自主(71)、乐观积极(41)、活泼开朗(31)、自觉性高/自控力强(18)、踏实认真/知足(16)、勤俭(14)、天真单纯(6)等。
正面人格特质中，具有勤俭特征的访谈案例有14例，其中的访谈对象或因家庭教育观念影响，或因经济条件拮据，养成了勤俭节约的良好生活习惯，但占比相对较少。有18位访谈对象显示出较强的自控力和自觉性，另有16位表现出知足、踏实认真的人格特质。具有懂事这一人格特质的访谈对象则更多，共有83位，占所有个案的60.6%。这一编码包含善解人意、有责任意识、懂得感恩的性格内涵，其中的访谈对象或是受到长辈的教育，或是早早体会到生活的艰辛，或是作为家中较为年长的孩子，他们体谅父母外出的原因，理解家庭所做的种种被迫或自主的选择。环境的困苦也使得他们不得不放下天真、幼稚的心理，努力奋进，在现有的条件下认真生活，甚至尽己所能为家庭分担部分的压力，甚至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小家长角色。
独立自主这一人格特质是大多数人对于留守儿童的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但也在访谈中得到了印证。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农村留守的孩子更是如此。由于各方条件的限制，留守儿童在非双亲照料的生活中，“被迫”锻炼了自理能力，性格独立自主者不在少数。137位访谈对象的71位都表现出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他们从小自己洗衣、做饭、做家务、做农活，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对生活目标的把控也有很强的自主性，相较同龄人表现出更加成熟、独立的面貌。
“妹妹当时还小，我开始学着给自己还有妹妹梳头发；
一开始不会做家务，家里东西摆放很乱，后来学着做家务，还慢慢学会了做简单的饭。有一次，妈妈回来了，我给她做的炒茄子，那是我第一次炒菜，炒得很干，但是妈妈全部吃光了，还夸我做的好吃，这件事至今难忘。”(个案54)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活泼开朗人格特质的访谈对象有31位。在一般的固有印象中，留守儿童往往比较内向、不善人际交往，然而从这31位被访者来看，童年生活中父母陪伴的缺乏也带来了相对自由的成长环境，使得他们养成了较为外向的人格特质，以活泼开朗的面貌在人际交往中寻求其他来源的情感支持，以期填补父母外出带来的亲情空缺，这也是一种适应能力的体现。另一部分访谈对象则是因为与留守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关系亲密，加之亲子间沟通交流良好，成长过程中并不缺爱，在较为淳朴的社区环境中也形成了开朗的性格。此外，具有乐观积极特征的案例有41例。我们在分析时，并没有将这一节点与“活泼开朗”合并，因为“乐观积极”编码下的访谈对象，往往面对留守生活中的困苦也表现出乐观的生活态度，他们积极进取，愿意通过自身努力改变人生轨迹，对生活有一定信心，与“活泼开朗”编码节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就如以下个案所示的那样：
“朋友、书籍、运动，还有相依为命的妹妹，是伴我走过留守岁月的动力。正如泰戈尔所说，世界以痛吻我，我要回报以歌。十年的留守经历是一段无法改变但依然值得感恩的过去，我要做的是永远乐观、永远进取、永远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努力。”(个案46)
(2)非正面人格指数
非正面人格指数用编码所得的非正面人格特质数量来测量。留守生活中的种种危险性因素也对留守儿童的人格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反映在留守儿童的非正面人格特质中。从访谈材料提炼出来的非正面人格特质共有15个，包括忧虑不安(50)、自卑(23)、内向(23)、隐忍(17)、敏感(16)、内敛(14)、偏执(14)、幼稚/不成熟(13)、性格强势/暴躁(12)、孤僻(5)、排斥婚姻(5)、消极悲观(5)、重视物质追求(3)、安于现状(4)、圆滑世故(1)等。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部分人格特质编码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在同一个案的编码中会避免重复，只选择最接近的一种编码。
137个案例中，具有“孤僻”节点编码的案例有5例，这类访谈对象喜好独来独往，不愿意与人交往，孤独的留守经历使他们既害怕孤单，又习惯了任何事情都独自一人面对。具有敏感这一人格特质者有16例。有些留守儿童面临着寄住亲戚家的种种问题，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他们常常要察言观色、谨慎行事，久而久之形成了相对敏感的性格；
有些留守儿童则因为留守的标签和缺乏身份认同、家庭经济情况拮据、缺乏情感支持等方面因素，有着一定的自卑心理，这也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变得非常敏感，不愿意向外界透露自己的家庭情况，无法轻易敞开自己的心扉。此外，具有排斥婚姻倾向的访谈对象有5位，他们由于缺乏情感支持以及不怎么愉快的童年留守经历，而有着一定的恐婚心理，成家的意愿较低。
“性格强势/暴躁”这一编码节点下有12个案例。有着该特征的访谈对象，或因为溺爱，或因为留守身份而受到他人欺凌，或因为缺乏管教、缺乏情感支持，做事容易偏执，性格强势，较易生气。他们面对问题时往往表现出非常强势的态度，听不进他人的不同意见。受到权益侵害时会选择打架斗殴等强硬、偏执的方式保护自己。另有13位访谈对象的人格特质中有“幼稚/不成熟”的一面，14位访谈对象则有着“偏执”的一面。
在与被访者的交谈过程中，小王沉吟片刻——“嗯，可能我有些偏执吧。”他表示自己从小就有些偏执。具体地说，就是之前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性格十分不羁，而现在“懂事了”之后，才开始慢慢改变这个毛病。(个案14)
“内敛”有14个节点编码案例。在最初编码时曾将其划入“内向”节点，但经过反复阅读案例材料，发现这些访谈对象的人格特质，不是单纯的不善言辞、性格内向。他们在面对熟悉的人时，往往表现得比较活跃，没有交流障碍。但面对陌生人时，就变得沉默寡言，情感表达变得含蓄、内敛，难以快速融入新的社交圈。相关联的“隐忍”节点下有17个案例，这几位访谈对象，在童年留守生活中或多或少都遭受了挫折和冷遇，遇到问题只是默默承受，不会正面和他人起冲突，与性格强势/暴躁的访谈对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表现出内向人格特质的访谈对象有23位，不同于性格内敛的留守儿童，内向的他们，即使在面对熟人时，情感表达也十分含蓄。他们不善言辞，沉默寡言，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处于被动的一方，很少和他人交流自己的内心想法，这也使得他们不易交到朋友。在“自卑/不自信”编码节点下也有23个案例。造成自卑心理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根据访谈记录来看，这种自卑心理大多来自于跟非留守家庭及经济条件良好家庭对比下的落差感。留守身份仿佛自带着一种撕不掉的标签，留守儿童在与同龄人共处时所感受到的落差感以及同辈压力，都使得他们容易缺乏自信乃至产生自卑心理。
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忧虑不安”，这一节点下共有50位访谈对象，占总个案数的36.5%。在父母角色的缺失之下，留守生活使得他们容易陷入孤独无助，内心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这样的不安全感，他们也容易患得患失，担心关系亲密的人忽然离开。他们或是对情感的依赖性较强，或是认为自己无依无靠，从而容易对所处的人际环境及生活环境都忧虑不安。
“现在我回想起来，两年多的留守经历，给我留下的最大的影响就是非常没有安全感。我一直到上小学三年级都必须要和妈妈一起睡，因为我非常害怕爸爸妈妈在我睡觉的时候离开……小时候我坐长途车的时候，爸爸开车，妈妈在副驾驶座上，我坐在后排想要睡觉的时候，都要拿手抓着妈妈的衣服，因为我非常害怕爸爸妈妈不要我了。”(个案73)
(3)人格发展指数
人格发展指数用正面人格特质数量与非正面人格特质数量的差值来测量。从访谈记录来看，每个人的人格特质都是多元、复杂的，许多访谈对象身上都有着多种不同、甚至是有点相互矛盾的人格特质。有着一定正面人格特质的留守儿童，性格中也可能有着较为负面的一面或多面，只不过在面对一个人时，可能仍有主次人格特质之分，正面人格特质占据主导地位的访谈对象，往往表现出更强的抗逆力和适应能力，从访谈记录所记述的内容来看，他们的发展状况呈现了一个较为积极的走向。此外，各人格特质之间也会互相影响，产生连锁反应。例如，自卑、缺乏自信的留守儿童很容易同时具有孤僻、敏感、忧虑不安等人格特质。各人格相关指数的描述统计见表3。
表3 人格相关指数描述统计(n=137)
4.分析框架
参照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可以说留守儿童的人格发展除了遗传特质以外，主要受到源自于家庭、学校及社会三个维度的保护性因素及危险性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本研究将以刘志军(2020)提出的留守儿童抗逆力双因素三维模型为分析框架，分别考察家庭、学校及社会三个维度的保护性因素及危险性因素的具体影响，以厘清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于人格发展的影响机制。
(三)统计方法
将主要利用SPSS 22.0对量化后的数据做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及协方差分析。首先，为细致分析不同情形下的留守经历的效应，以人格发展指数为因变量，以留守处境指数为协变量，分别以留守开始时期、留守类型、监护类型、留守时长为固定变量做协方差分析，以考察不同情形的留守对人格发展结果的影响。之所以没有使用线性回归模型，一是因为样本量较小，且三个留守状态变量为类别变量，在进行二元哑变量处理并纳入模型后会进一步降低自由度；
二是因为四个留守状态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共线性，尤其是留守类型与监护类型之间、留守开始时期与留守时长之间的相关性较强，如果分别建模，则不能控制其它留守因素的影响，如果同时纳入模型会导致强共线性问题(2)不过，本研究依然做了相应的回归，无论是分别建模还是一并建模，都显示大多数留守状态变量的效应不显著，而留守处境指数的效应非常显著(P值都小于.001)。。其次，做家庭保护性因素及危险性因素与不同类型人格特质数量的相关分析，以考察家庭因素的影响。再次，做学校因素及社会因素与不同类型人格特质数量的相关分析，以考察相应因素的影响。
(一)双因素、留守类别与人格发展
从Nvivo软件生成的线性相关图(图略)来看(3)因Nvivo系统生成的图片较大且其中文字字体太小，为不影响排版故略去。，保护性因素与正面人格特质相关性强，而危险性因素则更多地与非正面人格特质联系在一起。基于文本编码所得的定量数据，采用SPSS 做人格与各类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也可见正面人格特质与家庭、学校及社会保护性因素都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与家庭危险性因素显著负相关。与此相对，非正面人格特质则与家庭、学校危险性因素显著正相关，与家庭保护性因素显著负相关。最值得注意的是，做了加减运算后的人格发展指数与留守处境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表略)，进一步表明了保护性因素的相对多少是人格特质发展方向的关键决定因素。
前人的研究已经表明，性别等个人特征及具体的留守情况都对于留守儿童的人格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刘成斌，王舒厅，2014；
姚远，张顺，2018)。因此，控制性别、独生子女、出生年代、母亲文化程度、父母是否离异、是否来自发达省份等个人特征及背景性变量及留守开始时期、留守类型、监护类型、留守时长等留守类别变量，再做偏相关分析，结果基本不变(见表4)。
表4 人格与生态系统的偏相关分析(df=126)
为更细致地分析不同情形下的留守经历的效应，特基于资料编码形成的量化数据，以人格发展指数为因变量，以留守处境指数为协变量，分别以留守开始时期、留守类型、监护类型、留守时长为固定变量做协方差分析，以考察不同情形的留守对人格发展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四个协方差分析模型中(见表5)，所有留守状态变量都没有达到显著性标准，且在各模型中能解释的变差都较小。留守处境指数的作用则非常显著，在四个模型中所解释的变差占校正后总变差的31.52%-33.08%。
表5 留守状态变量与人格发展指数的协方差分析(n=137)
(二)家庭因素与人格发展
上文分析表明，无论是在保护性因素还是危险性因素中，都是家庭因素的数量最多，并因此与留守儿童的人格特质具有最紧密的联系。这启示我们，留守经历是否会带来人格偏差，更多地取决于亲子之间的关系质量和互动状况。基于编码所得量化数据，做家庭保护性因素及危险性因素与不同类型人格特质数量的相关分析，结果也佐证了上述判断(见表6)。
表6 家庭保护性/危险性因素与人格发展的相关分析(n=137)
表6结果显示，如果没有家庭保护性因素，则正面人格特质显著偏少，非正面人格特质显著偏多，如果没有家庭危险性因素，则结果相反；
综合来看，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家庭保护性因素为家庭氛围良好、与父母交流良好、监护者积极教导，影响最为显著的家庭危险性因素为缺乏管教、缺乏情感支持、父母感情不和、与父母交流不当、寄宿家庭不公平对待等。
(三)学校及社会因素与人格发展
对于个案材料的分析也表明，如果家庭未能为留守儿童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则学校和邻里社会可以发挥一些弥补性的功能，这主要体现为学校保护性因素、社会保护性因素对于留守儿童正面人格养成的积极作用。同样基于编码所得量化数据，做学校保护性/危险性因素及社会保护性/危险性因素与不同类型人格特质数量的相关分析，统计结果也佐证了以上判断(见表7)。
表7 学校及社会保护性/危险性因素与人格发展的相关分析(n=137)
表7的分析结果表明，如果缺乏学校及社会保护性因素，则正面人格特质显著偏少；
综合来看，其中学校保护性因素中的教师关心帮助、与同学关系良好、校风良好都具有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与之相反，如果同学关系较差，则有显著负面影响；
而社会因素中的所有保护性因素都对于正面人格特质的形成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至于社会危险性因素，因涉及个案数过少，未能据此判断其相关性。
(一)留守处境对人格发展的影响
关于不同留守状态对于人格发展的影响，经协方差分析，显示所有留守状态变量能解释的变差都较小，但留守处境指数的作用则非常显著。这启示我们，总体而言，在有留守经历者内部，留守状态并不会对留守儿童的人格发展倾向产生决定性影响。这在关于留守经历对行为发展的分析中也被证实(刘志军，2020)。据此可以推论，在留守儿童群体内部进行比较，则其人格发展更多地取决于家庭、学校及社会对于留守儿童的安置、行为与态度为他们营造了什么样的成长生态系统。如果有良好的亲子互动、监护者的细心呵护，留守儿童在人格方面依然可以健康发展。
对于这一结果，可以结合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及Werner等提出的抗逆力理论分析其内在机制。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已提出“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的辩证思想，启示我们逆境带来的影响是多维度的。不过，老子这个思想只是指出了留守经历带来积极影响的可能性，但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将“损”转化为“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现代的抗逆力理论则从作用机制方面指明了损益之间的内在转化规律。学界在探讨这一机制时，重点围绕着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这两个核心概念展开。Beardslee(1989)、Howard等(1999)等阐述了环境因素中的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
Richardson(2002)提出的身心灵动态平衡模型将保护性因素置于核心位置；
万江红、李安冬(2016)对留守儿童的个案研究也着重分析了保护性因素在培养儿童积极个人特质方面的关键作用。美国加州健康儿童调查(The Healthy Kids Survey)所用的抗逆力层次模型(CHKS)进一步将促进抗逆力养成的保护性因素的来源划分为家庭、社区、学校、同辈群体等类型(李丹，林贻亮，2019)。李燕平、杜曦(2016)和同雪莉(2016)等也将抗逆力保护性因素划分为个人、家庭、社区层面等层次。这些因素层次的划分，与Bronfenbrenner(1989)提出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的系统思维相契合，将我们关注留守儿童人格发展的视角从家庭拓展到了学校、邻里和社会等更为广泛的空间，喻示着家庭、学校、邻里等不同层次的环境构成的网络式的生态环境共同影响着儿童的发展。
通观以上分析结果，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的作用机制：家庭、学校、社会的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一道营造了留守儿童的留守处境，这种处境决定了留守儿童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抗逆力，而抗逆力的类型和大小则决定了留守儿童可以在留守生活中形成什么样的人格特征。在不同的留守状态下，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具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来营造有利于留守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因此，相较于留守类型，留守处境对于人格发展有着更大的作用空间。本研究的实证分析表明，事实上留守处境也在留守儿童的人格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家庭、学校及社会因素对儿童人格的影响
由上可见，留守处境指数对于人格发展最为关键，不过，共同营造着留守处境的家庭、学校及社会的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在决定留守儿童抗逆力的过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也存在区别。其中，家庭因素在留守儿童人格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学校及社会因素则有着重要的补位作用。在家庭因素中，良好的家庭氛围、通畅的亲子交流、积极的监督教导，都能显著促进正面人格特质的形成；
相应的，如果疏于管教、不重视情感支持、缺乏亲子交流，或父母将夫妻间的矛盾冲突公开化、所委托的代理监护人具有区别对待行为，都可能导致人格发展方面的偏倚。
这样的内在联系在诸多被访者身上有生动体现。从访谈资料来看，有52位访谈对象与父母关系亲密，其中51位都具备正面人格特质，且其中23位未显示任何负面人格特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6位与父母关系疏远的访谈对象中就有24位具备比较负面的人格特质。这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eckman提出的“家庭生活的质量是决定一个孩子是处于有利地位还是不利地位的首要因素”的观点是内在一致的(赫克曼，罗斯高，2019)。在学校因素中，良好的学校氛围、老师的关心帮助、友善紧密的同学关系都对于正面人格特质的养成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与之相反，如果同学关系较差，则容易养成偏负面的人格特质。这与贾香花等(2007)关于学校教育在留守儿童人格发展中具有补位作用的研究结论相呼应。在社会因素中，有着关系良好的邻里、周围有处境相似的同伴相互扶持鼓励、政府给予支持和帮助都能显著促进正面人格特质的养成。学校因素及社会因素之所以具有重要的补位作用，与儿童在遭遇家庭压力后向外寻求资源支持密切相关。依照压力理论，留守所导致的家庭组织与环境的变化会带来家庭互动、组织和角色的调整，使得儿童及其他家庭成员在压力之下做出行为调适。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的离开，使其更容易受到同辈群体和周围环境的影响(Carlson，Corcoran，2001)。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留守儿童发展生态系统中的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的学校、邻里及政府和社会，就发挥了重要的补偿作用。
前人的研究表明，通过链接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学校、社区等内外部资源，培养和增强留守青少年内在保护因子和外在保护因子，可以帮助留守儿童更好地应对所面临的挫折和困境(王玉香，杜经国，2018)。本研究佐证了这一结论，并通过细致分析，表明无论是危险性因素还是保护性因素，家庭层面的因素都是影响人格特质的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因子，这尤其表现在避免负面人格特质的养成上。一旦留守儿童面临着较多的家庭危险性因素，学校及社会保护性因素能够给予的对冲效能将受到限制。
(三)政策与行动启示
儿童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儿童的发展状况事关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这已成为世界共识，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认识。2021年9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了进一步实现儿童在健康、安全、教育、福利、家庭等领域权利的工作目标，强调了儿童主任在儿童福利服务当中的重要作用，要求进一步落实儿童主任的工作职责、加大儿童主任的培训力度、提高其服务能力。这表明，自2019年在全国铺开的儿童主任制度已成为我国建立健全基层儿童福利服务机制的关键。民政部发布的《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65.1万村居社区配备了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儿童主任制度旨在为儿童尤其是困境儿童提供制度化的保护，在广大农村，留守儿童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困境儿童。基于在本研究及其它相关研究的发现，要增强留守儿童的抗逆力，促成“损之而益”的人格发展结果，就需在社会、学校和家庭协同消除留守环境中的危险因素、营造和加强保护因素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家庭危险性因素的排除及其应对上来，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化挑战为机遇，实现留守儿童人格发展“损之而益”的积极结果。这启示我们，未来的基层儿童主任，在留守儿童问题的应对上不能简单地依留守状态施策，而需具体分析其关键危险性因素，并据此采取有针对性的关爱保护行动。
(四)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当然，因资源及实际操作上的限制，本研究依然具有以下两方面的局限：一是以人格特质发展为例尚不能全面反映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因为体质发展、认知发展都可能与此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
二是所有个案均为有留守经历者，缺乏与无留守经历者的对比分析，相关结论仅适用于留守儿童群体内部的比较。
针对这些不足及本研究的初步发现，后续研究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做出拓展：一是采用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有留守经历者的身心发展、认知和人格等方面的更为全面的资料，以综合性地比较分析留守状态和留守处境对于留守儿童发展的作用；
二是将调查对象扩展到无留守经历者群体，包括有流动经历者、兼有留守经历和流动经历者及无留守和流动经历者等参照群体，进一步探究童年期的相应成长经历对于成年后发展结果的影响；
三是在家庭、学校、社会层面开展专题的调查研究，深入探讨各个层面的保护性因素及危险性因素对留守儿童发展的作用机制；
四是从儿童社会工作的视角，基于相关发现提出介入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具体思路、方法及配套的政策措施，其中，可以特别针对2019年在全国铺开的儿童主任制度提出改进与完善方案。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结论：
其一，在有留守经历者内部，留守类型、监护类型、留守开始时期及留守时长等留守状态变量能解释的人格发展变差很小且不显著，但留守处境指数能解释的变差较大且很显著。可见从长远来看，留守儿童的人格发展结果更多地取决于留守处境而非留守状态。
其二，在正面人格特质的养成上，家庭保护性因素及危险性因素都很重要，而学校保护性因素及社会保护性因素也有积极影响。在非正面人格特质的养成上，家庭危险性因素及保护性因素依然关键，但学校保护性因素及社会保护性因素却无显著作用。可见家庭因素对人格发展起关键作用，而学校及社会因素则有重要补位作用。
其三，不能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中简单地依留守状态施策，而需生态式分析其关键危险性因素，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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