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林，夏元元
（武汉体育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关于体育解说艺术的概念界定，见仁见智，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定论。著名媒体人吴冷西认为，“体育解说是一种相当高级的艺术，是解说员思想状况，文化修养和专业知识的综合反映”［1］。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对体育解说艺术提出如下概念：现代意义上的体育解说艺术是一项以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为主要传播平台，以体育受众为主要服务对象，解说员通过对体育赛事进行实时描述、解释和评价，以便受众更好地收听或观赏体育赛事的专业化、艺术化口语传播活动。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和建设。早在建党前夕的1917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重要领导人毛泽东便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发展，中国体育发展呈现军事化、群众性的特征，‘体育’与‘救国’紧密结合在一起”［2］。党领导下的体育工作呈现鲜明的革命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群众体育得以进一步推进，革命根据地地区实行群众体育参与均等化政策”［3］。其后从1937年至1949年的十余年间，中国人民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体育活动并没有因此截断。“1940年，延安体育会成立，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和推动各机关、部队、学校及工厂的群众体育运动，增强体质，提高工作、生产和学习效率，以便战胜日本侵略者”［4］。1942年“九一”扩大运动会在延安召开，形成了群众体育锻炼的空前盛况，上至中央首长，下至普通百姓，男女老少，均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加快推进体育事业的建设发展，体育解说艺术作为一种重要艺术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进入人们的视野，开启了新中国体育解说艺术的崭新一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国声音”“中国表达”“中国观点”越来越具国际影响力，为世人所瞩目和重视。体育解说艺术作为媒介传播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对体育文化、体育产业、体育外交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体育在引导舆论，维护民族团结和政治社会稳定以及协调国家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独特的功能，体育解说同样如此”［5］。分析和论证富有时代使命的体育解说状貌，对于我国体育文化体系的建构以及实现更加有效地对外体育传播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将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的发展分为初期阶段的积极探索（1951～1965）、十年“文革”中的曲折前行（1966～1976）、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迅猛发展（1977～2018）三个主要阶段，试图进行系统地梳理阐释和分析论证。
结构化理论认为，“关键临界点是总体社会系统过渡或变迁的重要因素，快速的变迁发展会带来潜在的长远发展契机”［6］。据此观点，以时间脉络和重要历史事件的生成为临界点，划分和界定我国体育解说艺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呈现样态、时代背景、作用效果等。本文首先通过对体育解说艺术的历史回望，将时间切片按照发生先后进行排序，对不同历史阶段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的使命承载进行回顾和评析。
1.1 初期阶段：首位解说员张之的出现与解说艺术的诞生（1951-1965）
1949年10月21日，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天，政务院召开了第1届“全国体育工作代表大会”，本届会议提出了“为人民的健康、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国防而发展体育事业”的工作方针，体育事业开始复兴，国际间的体育交往逐渐增多。1951年，前苏联政府派遣体育代表团访华，与中国的体育工作者进行工作交流，期间举行了一场篮球友谊赛。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普通百姓第一次观看到高水平篮球比赛，这次比赛也正式开启了中国体育解说元年——学界据此认为，担任这次中苏两国篮球赛解说员的张之是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
相关史料记载，当时进行的这场比赛由于场地无法满足容纳大量受众的需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经研究决定，由张之和电影演员陈述搭档，通过广播解说这场篮球比赛实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相对规范的体育解说实践备受好评，“几天后，上海台收到了一些听众的来信和电话，称赞电台转播的篮球赛好，听广播员的解说如同亲临其境，希望电台要多转播”［7］。以这次带有探索性地成功体育解说作实践为契机，翌年，张之被借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职从事体育解说工作。1952年，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同年，贺龙在“中央人民政府运动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体育工作必须积极为国家总路线服务。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体育工作的开展，为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机遇。1952年第一次全国广播会议开展以来，广播开始逐渐由城市普及到农村，农村集体广播的发展也让张之的体育解说声音传播的范围更广，以体育解说艺术为传播载体，进一步拉近了体育与受众的关系——由城市到农村，通过收听张之的体育赛事解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兴趣了解和讨论体育赛事。
1956年我国三大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体育解说艺术从无到有，雏形显现。经过四、五年的初步探索，第一代解说员张之，由其主导并摸索创立的我国体育解说艺术样态逐渐成型。期间，他解说了我国第1届全国运动会、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世界青年联欢节等多项体育赛事，使用高亢洪亮的声音，将比赛赛况传递到亿万听众的耳朵里。
1.1.1 面向城市受众的有限传播
“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8］。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建设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体育事业和广播事业刚刚起步，人民群众对于体育赛事的了解不多。受当时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彼时，只有少部分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体育受众偶尔可以通过广播了解为数不多的体育赛事转播，体育消费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群体和一些相对收入比较高的家庭中。基于上述条件背景，我国初期阶段体育解说艺术范围总体局限在城市受众之间传播。尽管如此，初期阶段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的媒介传播功能得到了一定体现，即肩负起了推广体育项目、连接人民群众与体育之间关系的使命。
1.1.2 张之的解说范式影响深远
作为我国体育解说艺术主要开拓者的张之，他的体育解说艺术实践能够被受众接受与学界认可，且影响深远。一方面受益于党对解放初期人民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也归因于他的体育解说艺术呈现满足了当时赛事受众的相关诉求：体育解说文本的通俗易懂，口语表达的晓畅明快，解说状态的积极向上。张之通过自己的体育解说艺术实践，创立了影响深远的“三超”体育解说范式：嗓音超尖、语速超快、分贝超高。这一解说模式在后来继任者宋世雄、孙正平等解说员身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地传承和延续。一定意义上，贴有“张之标签”的解说范式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这种解说范式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起到了鼓劲、加油、振奋精神的效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初期阶段我国体育解说艺术在实践层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基于理论层面的总结梳理、体系构建等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尚未涉及。
1.2 十年“文革”：曲折前行的解说艺术状貌（1966-1976）
“伟大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也走过一段弯路，党和国家也曾因此遭遇过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曲折”［9］。
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1966年开始的“文革”为时间坐标，影响并波及了包括体育解说艺术在内的我国各个文化领域的建设和发展。在扭曲的政治大环境下，一些正常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行为表现”。“从1967年起，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受到猛烈的批判，被戴上了‘锦标主义’‘技术第一’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帽子，列入‘大毒草’的名单之内，从此中断了转播。体育转播这个领域，成了广播工作者望而生畏的禁区”［10］。据统计，“文革”期间全国大部分省级（含）以下广播电台停播了体育类节目，体育赛事的实况转播屈指可数。
然而，十年“文革”期间我国体育解说艺术尽管面临着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但依然没有停止探索和前进的步伐。“进入70年代，虽然‘文革’仍未结束，但是整个社会局面开始趋于稳定。‘文革’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错误和失误开始得到平反和纠正，社会生产活动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11］。“1970年7月初，西哈努克亲王由朝鲜来到北京，为欢迎亲王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体育表演赛，周总理指示这次表演比赛要通过广播进行实况转播，这是‘文革’以后我国第一次体育赛事转播记录。一个月后的8月13日，朝鲜派出包括乒坛名将朴信一在内的乒乓球队来我国访问，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友谊表演赛，双方商定8月16日由中央电台转播开幕式和友谊表演赛的实况，北京电视台同时转播”［12］。这两场赛事转播的解说工作依然由在家赋闲多时的张之担纲完成，当听众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张之久违的熟悉声音，人们感到欣喜又激动。
需要提及的是，在解说中朝乒乓球友谊表演赛的过程中，张之遇到了一道在今看来非常滑稽甚至是近乎荒唐的难题：为了所谓要突出政治挂帅，当时上级制定的解说方案规定，张之在现场解说的时候不准随时播报比分，甚至在比赛结束的时候连比赛输赢的结果都不能告诉听众……虽然，这样的解说效果不可能赢得听众的满意，但是作为解说员的张之能够较好地完成这种“带着脚镣跳舞般的解说样式”呈现，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十年“文革”期间体育解说艺术所面临的特殊政治生态环境，也印证和记录着十年“文革”所特有的印记。
1.2.1 解说艺术发展的低谷期
基于宏观视野考量，十年“文革”期间，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的发展被认为处于低谷状态。第一，从体育解说的实践视角考察，由于十年“文革”期间的体育赛事转播数量锐减，客观上造成了解说员实践机会的减少和解说水平的提升乏力。而由于文革期间特殊的政治背景，使得体育解说艺术承载了不该有的政治负重——如在中朝乒乓球友谊赛广播实况转播工作中，居然规定了解说员不准向听众播报比分、不准告知听众赛事结果等要求，这些违背体育解说根本功能和自身属性的额外政治加码，对解说员的艺术实践构成障碍，甚至容易导致体育解说艺术诉求的异化倾向（强调突出政治、忽略体育解说的艺术特质与属性）出现。第二，从理论层面考察，十年“文革”期间，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的理论研究工作仍然处于近乎空白阶段，缺乏应有的梳理和总结，与初期探索阶段的混沌状态几乎别无二致，客观上滞后了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理论的研究进程。
1.2.2 人才培养滞后影响解说水平提升
十年“文革”期间，由于体育赛事的稀缺和体育活动的停办，直接导致体育解说员人才培养的后继乏人乃至截断。事实上，包括体育解说艺术实践在内的任何一项艺术人才培养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成熟流畅的解说所需要的文化修养和技能水平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掌握”［13］。由于对专业体育解说人才的培养和重视不够，以至于在长达10年的文革期间，专职从事体育解说工作的只有张之和宋世雄两个人。毫无疑问，这在客观上阻碍了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的健康成长和快速发展，继而导致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体育解说艺术在范式呈现上的样式单一、风格相似、守旧僵化，在解说实践中人才匮乏、缺乏创新、专业性差、“一人多能”“杂而不精”等诸多弊端和缺憾的形成与持续。
1.3 改革开放40年：快速发展中的解说艺术景观（1977—2018）
随着1976年“文革”结束，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和准备，于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征程，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体制保障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4］。同样是在1978年，中国“文革”后第一次派出体育转播团队去到国外进行现场转播工作：宋世雄在泰国曼谷现通过卫星向全国的听众和观众转播了第十一届足球世界杯，开创了我国体育解说卫星转播工作的先河。宋世雄回忆说，“我引以为豪的是我曾无数回第一个将中国体育健儿夺魁领奖的喜讯带给电视机收音机旁的人们”［15］。在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尤其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十余年间，电视机的迅速普及，体育解说艺术的传播平台不再单纯地依赖广播，体育解说艺术的传播渠道实现了由广播为主向电视为主的转场（见图1）。
图1：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我国家用电视机产量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的巅峰之作，应属宋世雄始于1981年解说的中国女排“五连冠”。宋世雄的解说艺术在语言面貌、声线特色、语速节奏、音高分贝、文本表达、整体呈现等方面，传承了张之的衣钵。1995年宋世雄被美国体育广播者协会评为1995年度最佳国际体育节目主持人，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随着各类体育赛事供给的增加和各省级电视台卫星频道的投入使用，中央电视台一家独大的信源覆盖优势不复存在。到2000年底，全国所有省级电视台都有了自己的卫星频道，“全国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基本形成，形成了‘天地一体、星网结合’的广播电视传输覆盖新格局”［16］。各省级地方电视台传播渠道的进一步拓展和体育赛事资源的日渐丰富，也相继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体育解说员，其中以广东电视台的王泰兴、浙江电视台的金宝成最具代表性。广东电视台的王泰兴在转行做专职体育解说员之前曾担任广播电台的新闻主播。他从1988年开始进入广东电视台负责欧锦赛的转播工作，很快以其独特的解说风格被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体育迷所接受和认可。相比较于宋世雄高亢的声音特点，王泰兴的声音更为柔和，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符合岭南地区受众观赏体育赛事的接收习惯，开创了“南派解说”的先河。王泰兴细腻的解说风格，驾轻就熟的专业术语应用，给受众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在横向上拓宽了体育解说员的宽度。同样是从广播电台播音员转行过来的浙江电视台解说员金宝成，一度赢得了“体操解说中国第一人”的美誉，足见其当时在体育解说艺术领域的影响力。“体育解说员的媒介由广播向电视转变，解说员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在广播时代，观众只能听，也只能知道叙述者说了什么。赛场的主要内容和详细信息由解说员提供。电视广播时代的到来给了观众一个接近游戏的机会，观众可以通过非语言符号直观地接收到游戏的各种信息”［17］。受众和体育赛事的拉近，提高了解说员的解说标准，愈加专业化的内容输出才能最大限度的满足受众。2008年北京奥运会组建的解说团队中，“优势项目五虎将”的解说成员之一金宝成，对中国体操选手邹凯比赛结束后的分数预测专业而精准，事后被观众称之为“神预判”。金宝成：“一串动作可以给他一个1.0的难度值,又是一个高难度动作0.5，这又是一串1.1的难度价值分……漂亮！邹凯这套的难度价值是6.7”，“他应该能达16分到16.1分之间”①引自2008年8月17日北京奥运会男子自由体操决赛金宝成的解说。。最终评分板上出现的数字是16.075，一夜之间金宝成被网友称呼为“最牛解说员”。
2010年12月，王泰兴和金宝成作为地方电视台体育解说员的代表，与中央电视台的解说员孙正平三人共同获得了中国电视体育节目终身成就奖。这也表明，改革开放40年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的呈现样态，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中央电视台为“大哥”、以广东电视台和浙江电视台为“兄弟”，“三强拱卫”的局面。
然而，我国体育解说艺术这一“三强拱卫”的局面存续时间并没有维系太久。进入改革开放40年的中后期阶段，国家广电总局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体育赛事转播的政策和规定，明确中央电视台拥有奥运会、亚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权，其他地方电视台不得直接购买，中央电视台直接从赛事版权上实现对体育转播赛事的市场垄断。“国内各地方台体育频道很多赛事版权由于需要通过央视的二次销售获取，导致购买成本增加，部分地方台尽管通过努力获取了包括英超、中超和 CBA 在内的多项赛事版权。但除了北京体育、上海五星体育和广东体育，很多地方台的版权资源已不能支撑其正常运营，导致其‘改行’，如浙江体育频道改为民生休闲频道；
山东体育频道晚间时段播电视剧等”［18］。失去赛事资源的地方电视台体育频道如昙花一现，培养解说员的分支折断，一些地方电视台体育解说员或退休离岗，或流入网络媒体平台寻求发展。中央电视台体育解说员团队“皇家军”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人才流失的冲击——例如洪钢、刘建宏、黄健翔等人的离开，客观上削弱了央视解说团队的力量，然而正所谓“瘦死的骆驼大过马”，“皇家军”依靠其强大的平台优势与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垄断，依然占据着国内体育解说领域的核心地位。
改革开放40年，另外一个显著变化是竖屏（手机）受众极大地分流了宽屏（电视）受众，依托互联网衍生出来的新媒体传播平台，快速推进了多元化体育解说艺术多渠道传播的景观生成。这一时期，人们不需要固定在电视机前收看体育赛事，移动端就可以满足受众需求。尤其是腾讯体育、PP体育、咪咕视频等多个体育视频平台的相继出现，竖屏受众的激增，海量的赛事资源为体育解说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迈进千禧年之后，女性解说员的出现和逐渐增多，被认为是我国体育解说艺术进步和发展的一个显著变化。相比较于男性解说员，女性解说员所拥有的独特观察视角和柔美的语言表达样态，对丰富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的景观呈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女子比赛项目中，女性解说员对女性运动员的赛事状态和心理状况解读具有天然的接近性、融通性，继而在赛场解说中给出的赛事项目评价与阐释更加得体和恰当。例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担任央视解说嘉宾的“亚洲碟后”周雅菲，在点评女子200米蝶泳决赛时说：“刘子歌也是拼尽了全力，但可能是赛前的调整出了问题，她的教练说她赛前的训练没有问题。也是非常不容易，能够最后拼进到决赛，这个结果有一些令人遗憾。”②引自2012年8月2日伦敦奥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周雅菲的解说。“韩乔生在赛后评价道：‘周雅菲的出现让所有女播音员都有了危机感’。”［19］女性解说员与女运动员情感互通的优势，吻合萨特“存在即合理”的观点。几乎与此同步，2014年PPTV推出方言解说中超比赛，方言解说潮流兴起，此后多个平台在方言解说上进行不断尝试和探索。2018年咪咕视频推出粤语解说频道，开辟特色解说天团，为受众提供多元的收听选择；
同年9月企鹅体育邀请资深评论员丁伟杰加盟，开启粤语解说NBA、足球等多种比赛板块——总体上肇始于2014年后大量方言解说的涌现，则是对我国体育解说艺术语言景观呈现的有益补充和丰富。
1.3.1 赛事资源“增量”与解说水准“提质”
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经济建设高歌猛进和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随着国家总体实力的快速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体育解说艺术也步入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根据马斯洛关于人类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在满足了低层次的生理和安全等基本需求以后，就会开始寻求情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求。这一观点与中国古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①语出《管子·牧民》，原文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的引文中将“则”改成了“而”，就有了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哲学理念不谋而合。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体育赛事直播时长呈井喷式增长。以足球赛事转播为例，1991年我国直播足球赛事时长为37小时，到1995年，全年直播足球时长达177小时，经过一系列体育赛事的引进和发展，到2014年，仅半年的足球直播时长就达到640小时之多。而根据国际足联官方针对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发布的公告显示，“中国是世界杯观众最多的国家，高达6.557亿人次，占总数的18.4%”［20］。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地方电视台的特色解说刷屏，还是女性解说员的登场，都预示着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的蓬勃生机与活力的直观展示。观赏重要体育赛事直播，已经成为进入小康时代的中国人不可或缺的文化生活组成部分。戈夫曼认为，“人们表演的区域有前台和后台之分，前台是人们正在进行表演的地方，后台则是为前台表演作准备的、不想让观众看到的地方”［21］，体育解说艺术从单一的赛事播报到“述评”结合，专业门槛提高，艺术表现力增强，其语言的使用不再只是简单的符号描述，体育解说活动开始从后台向前台发展。解说模式上打破以往的固态解说，结合体育赛事的高质量转播，从视觉、听觉上营造立体的解说空间，与体育项目达到高度的适配性。此时，借助“前台”的延展，体育解说员的“预言家”身份初显，“放开说”“大胆说”是体育解说活动的一大特色，赛事预测成为了解说员与体育受众互动的方式之一，金宝成对于体操分数的成功预测就是典型案例。由于预测成本低，传播效果好，一度引发许多体育解说员在赛前都不约而同地进行相关赛事结果的预测，形成人人争当“预言家”的有趣局面。
1.3.2 女性解说员开始出现与解说队伍不断壮大
改革开放40年，我体育解说艺术工作者开始逐渐扩展，解说风格也不再是千人一面的“嗓音高、语速快”，体育解说人才培养从“摸着石头过河”向“多点开花”转变。其中，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地方台涌现的一批优秀专业解说员与央视解说员交相辉映，尤其是女性解说员的加入和方言解说的尝试，丰富了我国体育解说群体的构成景观。2008年北京奥运会，央视集结了31名的专业解说，其中就有6位当红女性解说员，表明我国体育解说艺术在岗位设定上对女性体育解说员的开放态度。整体来看，改革开放40年，体育解说艺术作为广大受众观赏、了解、参与体育赛事的重要传播载体，不断创新和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随着一批优秀解说员的迅速成长，他们服务大局、服务人民的初心没有改变，能够正视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找准定位，在这一历史阶段换发出了新的生机活力，特别是在体育解说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贺伟、洪钢、段暄、于嘉、韩乔生等知名解说员都是在此期间成长起来的。
2.1 强化体育知识储备，输出专业内容
置于解说员个人视角和维度关照，体育解说艺术是解说员基于相关体育赛事进行的即兴口语文本创作与实时信息传播活动。解说员的体育知识储备和口语表达能力决定着体育解说艺术文本创作的质量，也就是说，解说员的体育知识储备和口语表达能力两方面专业能力指标是评价体育解说艺术水准的核心与关键。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体育解说艺术要想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下，满足受众不断增长的赛事欣赏水平，成长起一批高水平、受欢迎的体育解说员，根本的出路唯有强专业之基、固专业之本。已有的一些典型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2022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解说员王濛的出圈除了她本人幽默风趣的解说风格外，扎实的专业能力为她的精彩解说提供了有力支持。2022北京冬奥会男子短道速滑5000米接力半决赛，王濛面对中国小将李文龙和加拿大选手在滑行至弯道过程中意外摔倒的情况，以高超的专业判断力和解说水准，首先准确地预判到两位选手遇到了“踢刀”情况，并对“踢刀”概念做了通俗简洁的解释，然后及时安抚受众情绪，最后又从专业视角对判罚依据做了分析说明。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王濛所展现出来的专业表现获得受众一致好评。
2.2 提升亲和力与好感度，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2］。一些独具魅力的中国传统体育赛事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例如武术、太极拳、龙舟等。体育解说艺术作为中国特有的体育项目传播载体，如何将中国故事、中国文化有机融合，实现对外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最优化，是新时代中国体育解说艺术承载的又一重要使命和责任担当。其中，在相关赛事解说过程中，解说员需要改变以往简单生硬地政治说教和主观灌输，尤其需要强化体育解说艺术中的亲和力与好感度，通过生动有趣的解说口语传播，依托富有中国特色的体育赛事，讲好中国故事，达到润物无声的艺术传播效果。哈贝马斯依据交往行为理论观点，“强调共识的达成需要主体间的对话与商谈，体现主体间的交互性，这也是交流话语的基础”［23］。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语言交流中的亲和力与好感度是“体现主体间的交互性”前提条件。2022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笑着说：“谷爱凌是爱吃馅饼，外国人还爱吃饺子”。习总书记看似轻松随意的一次沟通交流，即是对亲和力与好感度传播的极好诠释。一时间，“谷爱凌爱吃饺子”迅速刷屏；
“中国饺子”为搜索关键词连续几天作为“热词”出现在欧美网站。这个案例，从侧面表明生动形象的中国故事无时无刻不发生在各个场景，而且中国故事本身就有非常强烈的指代性和象征性，体育解说员在进行相关赛事解说时，有意识地提升亲和力与好感度，或将收到事半功倍的对外传播效果。“中国故事”不仅需要抽象的意识归纳，也应做到‘落地’——减少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叙事，增强公众参与度，修正历史性误解，加强中国文化圈层的声音传递，最终形成公平、尊重、协商的国家对话环境”［24］。
2.3 适应国际传播需要，改进传播策略
“对内引导，对外传播，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传媒包括广播电视的要求”［25］。长期以来，我国体育解说艺术对外传播影响力式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首先，从客观来看，囿于以中文（普通话）为主的体育解说样态，与国外受众形成了天然的语言沟通壁垒，毕竟，国外体育受众大多不懂中文（甚至外国体育解说员对于诸如中国武术项目的一些专有名词都无法用英语准确表述）；
其次，从主观来看，则与我们多年来一成不变的相关规定政策不无关系：以电视转播为例，我国目前对外提供的只有纯净体育赛事信号和中文原声两种信源内容——无疑，上述两方面因素叠加，势必制约和削弱中国体育解说对外传播的宽度与广度。值得欣慰的是，2022北京冬奥会结束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年节目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总台将研究考虑对在国内举办的重大体育比赛项目，向境外购买运营商提供英语解说信号源，并将逐步扩展到小语种信号源”。从适应国际体育传播需求来看，这无疑是我国体育对外传播政策调整与改进的积极信号。与此相对应，今后我国体育解说人才培养方面，不仅要加强双语（中英文）解说员的培养，还需要立足长远，增加小语种解说员的培养数量，有助于扩大中国体育解说市场，让解说艺术走出去，达到对外传播的目的。新时代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的传播视野应该更加广阔，由此，客观上要求体育解说员在履职解说艺术实践中，自觉树立共情共融意识，以体育解说艺术为桥梁，面向海外受众，用多语种语言，艺术化地传递真实、真情和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中国声音。
回望我国体育解说艺术70余年的发展历程，展望新时代所肩负的光荣使命，既骄傲自豪又道阻且长。历史和经验表明，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经历的每一个“关节性临界点”，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与方向指引。期间尽管也走过弯路、经历过挫折，但是评价我国体育解说艺术历史绝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总体来看，我国体育解说艺术的历史成就是主流，不足或曰缺憾是支流，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2022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既是一次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会，也是一次国家形象的传播实践。通过体育视角我们向世界生动地展示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和国家各项建设中取得的巨大进步——毫无疑问，这其中作为中国声音传播者和表达者重要载体的体育解说艺术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展望未来，新时代我国体育解说艺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随着体育赛事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和体育赛事转播数量的日渐频繁，一方面，我国体育解说艺术如何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欣赏体育赛事的需求，需要集思广益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作为党领导下的体育解说艺术的践行者——置身于新时代的体育解说员，如何做到时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完成“对内引导，对外传播”任务，同样是一项值得深思和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