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玉 李 婕
“说礼”是中国史学著述的基本导向与主要功能，而“说理”则有助于转换研究路径，提升学理水平。检讨学术现状可以发现，学界目前关于张謇的研究已积累了数量庞大的成果，但既有著述多以“说礼”为重，“说理”性相对有限。张謇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与创新路向之一自当加强“说理”性，提升其科学化水平，此举也有助于使张謇研究从“张謇史学”向“张謇学”过渡。
“礼”主要用于人文或社会意义层面，“理”则偏重于科学意义层面；
“礼”附着较多的情感、政治、信仰色彩，“理”则为事物发生与发展的缘由及其逻辑关系。具体到本文，所谓“说礼”就是指人文性的评价，强调的是被评价对象的先进性、高尚性、优越性。“说理”则是减少附着人文或社会意义与个人情感色彩，从而揭示事物的自然原则、逻辑依据与科学本质。中国史学在近百年来逐步由评价史学向实证史学、解释史学转变，其主旨也渐由“说礼”趋向“说理”。张謇研究亦当循此路径而行，至少也应在加强“说理”性上多所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张謇研究成为一门显学，至今热度不减。王敦琴主编的《张謇研究百年回眸》(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对此有较为详细的梳理。据她最新统计，在张謇研究方面，已出版史料20多种，传记10多种，著作60多部，论文集30多部，教材5部，共发表各类学术论文4000多篇。(1)见王敦琴在“江苏省张謇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张謇与区域治理现代化论坛”(2021年11月7日)上的主题报告《张謇研究的前史与前瞻》(未刊稿)。2021年12月24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以张謇为“主题”进行检索，共得2823篇文章，以张謇进行“篇名”检索，共1325篇文章。而中国知网数据库提供的“总体趋势分析”图亦可见张謇研究逐年走高之势(知网已备检索和图示，不再列出)。
就议题而言，张謇研究的范围已十分广泛，涉及张謇生平与事功的各个方面，但就专题而言，大致以实业、教育、政治与社会建设等为主。可以说，张謇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史料编纂还是论著发表，在近代中国人物研究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张謇研究队伍庞大，涵盖老中青，分布海内外。张謇研究资金较充足，政治有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由学术走向社会，由历史走向现实。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高度评价张謇，一次是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说道：“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2)《传承和弘扬爱国企业家精神，张謇精神历久弥新播报文章》，南通广播电视台，2020年7月23日19点25分；
另见黄正平：《张謇：为近代文化进步开路》，《南通日报》2020年9月7日。另一次是11月12日在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时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张謇的事迹很有教育意义，要把这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和青少年受到教育，坚定‘四个自信’，增强社会责任感”。(3)《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5日。此后，南通成立张謇企业家学院，进行相关培训，以期养成更多的“张謇式”企业家。除了“先贤”与“楷模”之外，张謇还被赋予许多“荣誉”，诸如“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中国特色早期现代化道路的代表”“中国不可忘记的著名实业家”等。
对于张謇而言，这些“荣誉”自然当之无愧，甚至还不足以涵盖或彰显张謇的历史功绩。时人统计表明，可以确定由张謇创造的“第一”至少有11项，分别是中国最早的民营资本集团大生企业集团、中国第一家渔业公司吕四渔业公司、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中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伶工学社、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校私立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中国第一家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中国第一所水利高等院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中国第一所培养盲哑师资的学校南通盲哑师范传习所、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盲哑学校南通盲哑学校、中国第一所民办本科学制的女子师范学校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
除了以上功勋业绩，张謇的创业意志与个人品格，也被后人所赞许。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评价道：张謇为了创办大生纱厂等企业，“受尽了人和自然的磨折，但他没有灰心，靠了他钢铁般的办企业的意志，完成了大生与通海垦殖公司，在中国的实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4)怀庶：《中国经济内幕》，(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8年版，第57页。为了筹集创业资金，张謇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时人记述，“在上海，张季直依然筹不到钱，穷得连回南通的旅费也没有弄到，他以卖字过活，终夜徘徊于上海泥城桥的马路上。落魄者的凄凉，他深深的尝到了，可是当他反复的念着‘实业救国’，意志却更坚定，准备去迎接最多的困难”。(5)怀庶：《中国经济内幕》，第58页。
诚然，张謇的历史贡献巨大，这也是今天研究张謇的价值所在。但是长期以来，研究张謇与纪念张謇存在较大的重合，甚至混淆。研究张謇与纪念张謇不可能完全割裂，学术研究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纪念，这是张謇这一著名历史人物议题的特殊性，也是张謇研究不同于其他史学议题的重要方面。然而，研究毕竟不同于纪念，就张謇而言，如何区分两者的关系，还可有所讨论。
刻意区分“研究张謇”与“纪念张謇”，并不是将两者完全对立，使其互不相通，而意在说明如何将张謇研究从倾向于“说礼”，向注重“说理”过渡，也就是说在注重人文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科学性”。笔者以为，对于张謇研究而言，只有加强“科学性”，才有利其“学科性”发展，才会使张謇研究进一步做大做强，发展成一门能够体现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专业学科。
史学研究进行“说理”，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实际上就是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传统史学有其自身的分析与评价方法，一般重视价值理性，相对忽视工具理性。传统史学研究重分析，轻计算；
重“实证”，轻“证实”；
重举例说明，轻量化分析。要加强史学研究的“说理”性，首先要跳出历史，尽量将史事当作“案例”，将历史研究当作人文“试验室”，观察人类活动规律及其一般性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要“就事说理”；
其次，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提出一些关键性的概念或范畴。孔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的分析理路与方法，是增强张謇研究“说理”性的重要依托。
学术界关于张謇创业历程、功绩与影响的成果已经非常丰硕，如何进一步发展，提升其“说理”性？笔者曾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从“以身发财”到“以财发身”——张謇创业的人力资本与社会效应》，旨在借用儒家“以身发财”和“以财发身”的概念，分析张謇的创业过程与经营理念，并将之分别转化为“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社会效应”两个概念。传统思想中关于“发财”与“发身”关系的思考，对于评价近代企业家的创业观与经营观不无启迪作用。探析“以身发财”和“以财发身”的关系，在于说明“如何致富”和“致富后为何”的问题。传统语境下的“以身发财”其实是一个贬义词，但评价张謇创业方面的“以身发财”，传统的“不仁”思想已不适用；
相反，张謇创业本身恰具有较高的国家与区域关怀目标，具有“仁”的意旨。我们之所以袭用“以身发财”的说法，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张謇创业的曲折历程、社会效应，并获得历史借鉴。考察张謇的“以身发财”，是希望厘清张謇个人在创业过程中的真实功效，进而探究张謇本人的“人力资本”对于大生系统企业经营运作的实际影响。而关注张謇的“以财发身”，则有助于解析张謇创业的价值追求与终极关怀，以期明了在历史的坐标中，社会效应而非经济效应当为评价企业家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
需要说明的是，“人力资本”是管理学科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用于分析企业员工的素质与数量，很少指向企业家本人，笔者在这方面的指意有所扩展，将张謇个人的“人力资本”分为“身份资本”与“身心资本”，相信这也是衡量其他近代实业家可资借鉴的学术理路。
所谓身份资本，就是张謇以其个人名望、身份地位赢得的社会性资源，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社会网络方面，这种资源可以为他带来特定或不定的优越性，从而产生某种可以替代甚至超越货币资本的作用。张謇以其游幕时期的特殊经历和晚清状元、民国总长等显赫身份，还有自己的才艺、品行和不断取得的成就，形成并积聚了丰厚、宽广的官场与社会人脉，这无疑是他创业的宝贵资源之一。也可以说，张謇办厂之前的职场资历与科举功名，为他搭建了丰富的官场人脉网络，使他可以更多地接近行政资源，增加投资的垄断性与特权性，这些堪称有助于他创业的“身份资本”。
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言，作为绅商领袖的张謇，“拥有充沛的人脉资源……张謇在商界并非属于长袖善舞类型，然而办事(包括政治事务)却很善于运用这些社会资源，何况他本身亦已成为各界人士争相延揽的一项社会资源”。(6)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公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7页。章先生实际上不仅指出了张謇“身份资本”的丰富度，而且说明了张謇的“身份资本”相对更易扩充与再生。据张孝若回忆：
我先前曾经说过，有了名的人要做事。甲午以后，我父有了大名……反而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和打算。但是在中国的社会，要做事就和官脱离不了关系：他能够帮助你，也能够破坏你；
如果民间做事，能得官力帮助，那自然就事半功倍了。(7)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8页。
张謇非常清楚，有些事情或业务，能否由官方出面协调或给予支持，效果大不一样，用他的话说，“同一言也，发自官与发自绅，同一事也，行之官与行之绅，揆之旧俗恒情，其从违难易了然可睹”。(8)《再请奏派大员督办渔政咨呈南洋大臣》(1904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公文”，第66页。张謇在官场的影响力，也有利于他的企业排除竞争对手。大生纱厂初创时，张謇禀明南洋大臣，援引上海华盛纺织厂成例，规定本地区如添设同类企业，皆作为大生分厂，“由原办人禀请并议贴费，以十年为满”。(9)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9页。皖商朱畴先后申请在崇明和海门境内设立纺织厂，被张謇斥为“损人不利己行为”，实乃“利令智昏之甚者”，而要求商部批驳，后者于是照办。(10)《因朱某图在海设厂呈部文》(1905年1月12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公文”，第77页；
另见《咨商部文》(1905年1—2月)，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公文”，第78—79页。由张謇集股创办的开成公司专事开采镇江螺蛳山铅矿，也从商部获得十年专利。(11)《各省矿务汇志》，《东方杂志》第2卷第2期，1905年3月30日，“实业”，第23页。张謇等创办的大兴面粉厂则获得为期五年的“专利”。(12)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19、1120页。张謇在官场的影响力显然为他创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作为绅商的张謇非常重视自己身份资本的品质，他坦言自己“具有身家，甚惜名誉，讲求实业，不敢架空”。(13)《请设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呈》(1904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公文”第73页。注重自我修养，不断提升个体素养，自然有助于维护并增强自已在各种关系网络与社会场域中的好感与威望，有助于巩固和提升自己调动与运用各种行政及社会资源的能力与效用，从而实现企业家“身份资本”的保值与增值。所谓“身心资本”，是指为获取某种报酬而在体力与心智方面的付出。这是一项复合型资本，包括辛勤工作、苦心思索、忍辱负重、高瞻远瞩等。这些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计量的，但对创业者而言确实不可或缺。
张謇在办厂过程中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和积极探索，则又意味着他支付了超常的心力与智力，这些可视作他为创业投入的“身心资本”。张謇创业过程中投入的“身心资本”是巨量的，无法用数字核算，主要体现在不怕吃苦的坚强意志、勇于创新的坚定决心、一丝不苟的实干作风、注重诚信的人格塑造与不断学习的奋进精神，对于这些属于张謇个人品质与毅力方面的专题，学界均已有所专论，但以往只是出于对张謇本人的景仰之心，而表达赞美之意。张謇晚年，日本记者驹井德三对他进行专访后写了一篇《南通张氏事业调查书》，其中写道：
今者于中华国家，不问朝野，为开发中华抱一志愿而始终不改者，殆无一人。惟公独居南通之地，拥江北之区域，献身于实业之振兴，尽心于教育之改革，卓举效果，此世人之所以称伟也……张公之所长：一为头脑明晰，学识丰富，眼光宏远，且尊重科学，有研究应用之才；
二为意志坚固，有心有所决非达其目的不止之气；
三为其勇决在中国人中实所罕见，有虽千万人我往之气概；
四为其人格高洁，奉己甚薄，粗衣粗食，而持己甚严；
五为有高雅之风……虽掷巨万之私财，亦所不惜。(14)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407页。
驹井德三对于张謇个人意志与素养的描述较为全面，基本上能够反映张謇“办企业”“干事业”与“建功业”过程中表现出的个人优秀品质，而这些内容在张謇研究著述中也多有所涉及；
笔者意在提出一个更有“说理”性的命题，以期增进有关企业家个人素养对于企业重要意义的认识。
现在我们之所以纪念张謇，原因之一在于张謇是一个社会型企业家或社会服务型企业家。在企业办社会方面，张謇功劳卓著，可以说近代中国的企业家无出其右者。他以一人之功造福一方、带动一个区域发展，创造了被时人和后人感慨的“张謇模式”或“南通道路”。张謇创办了大量社会公益事业，将大生纱厂利润广泛投入社会救助、民众教育以及公共服务，有力推动了南通地区的近代化发展，打造了“近代中国第一城”的奇迹，创造了“月照星空”的效应。
这种效应，可能是张謇创业追求的结果之一，就是前文所言“以财发身”。这样的论述或许还是比较偏向于“说礼”。如果从“说理”的角度出发，还可以回归到企业经营原理或企业家理性方面的思考。对于企业与企业家而言，虽然头绪万端，但最主要的不外两端，一为成本，一为收益。
张謇创办的社会服务设施与公益事业，对于作为企业家的他来说，无疑是一种“社会成本”，即因为企业从事社会服务事业、完成社会职责而负担的成本。企业办社会是不是完全赔钱呢？也不一定，因为企业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社会资本”。何谓“社会资本”？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权威概念，但大致可以归纳为社会可以为企业经营带来的积极效应，也就是社会方面能为企业提供的增进经营、促进生产、提高利益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帮助。具体而言，诸如品牌宣传、声誉扩大、资金支持、舆论声援以及在施工、生产与营销过程中提供便利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社会办企业”，套用一句成语，就是“众星捧月”。
张謇创业是否得到了“社会资本”的支持，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无论是出于个人威望，还是企业为地方社会提供的大量无偿服务，南通及其周边民众无疑大多对张謇充满敬意，对于“大生”系列品牌给予充分信任，并极力加以维护。从某种意义说，张謇、大生与地方民众已经形成了文化和利益共同体，民众没有理由不加以维护。但问题是地方社会对于张謇创业所提供的“社会资本”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较为复杂，难以计量。或者说地方能提供的“社会资本”是不是企业所最需要的？张謇创业最为困难的时候需要什么？当然是资金，但大生纱厂究竟从南通本地获得多少投资，专家学者可以去考证。随着南通市档案馆和张謇研究中心联合编纂的大生系列档案文献资料的陆续出版，比较系统的记录可以查阅到。可以肯定不会太多，因为南通毕竟不是上海，南通社会蓄积的货币资本远没有后者丰厚，大生总账房设在上海，主要是出于资金融通的考虑。这一境况也是近代中国民族企业融资困难的总体写照。
况且南通绅民带给张謇的影响也并非都是正面的。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等企业，均获得了政府特许经营权，使得其他人只能加盟，不能另办，这难免招致物议。在创办盐垦公司过程中，更因各种权属纠葛，导致矛盾重重，不少乡民对张謇心怀不满，甚至口头抱怨、公开抨击。其他各地绅民也给张謇创业造成一定阻力，例如张謇等人在宿迁创办耀徐玻璃公司之时，因“事属创始”，当地“风气未开”，民众“搀夺阻挠，均未能免”。(15)《与林松唐、丁宝铨、李经方等呈商部暨南洋大臣、清江漕运总督、江苏巡抚文》，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公文”，第133页。
地方绅民投资观念与质量意识的滞后，也给张謇及其经营的企业直接带来了不少困厄与制约。例如大生纱厂股东将投资等同于放贷，胶执于“官利”，使得纱厂每年不得不将发放固定股息(官利)作为重要的分配项目，使企业的资本积累受到制约，甚至出现过借债发放官利的奇特现象。大生纱厂后来被债权人接管，同企业自身的资金蓄积与调动能力有限有直接关系。这一结局的出现虽不完全归因于企业的“社会成本大”而“社会资本小”，但也与后者不无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不再如某些历史人物只是个“过去式”，甚至是个消失的符号，而是个“现代式”。张謇能够“穿越”时空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不在他的产业，不在他的官职，也不完全在他的著述，而主要在他的功绩、他的精神。张謇的历史遗产当然包括物质与文化两大部分，但今天研究他、纪念他的原因主要在于他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他的精神遗产。
张謇是他那个时代的名人，也是被后世高度评价的伟人。对于张謇研究而言，当将“张謇的时代”与“时代的张謇”同时观照。尤其应当注意考量张謇为时代带来了什么。张謇的历史回响有许多方面，但企业家的精神内涵、文化气质与经营才干，无疑是今天最受重视的部分。由此决定，张謇研究的长远发展，自然要从“走近张謇”到“走进张謇”，再到“走出张謇”；
换言之，需要从“张謇的历史”到“历史的张謇”，再到“公共的张謇”。
什么是“公共的张謇”？我们可以通过重温两个数学概念来理解张謇，一个是中国企业家的“最小公倍数”，一个是中国企业家的“最大公约数”。前者是中国企业家需要共同面对的某些具象的或抽象的东西，这些东西一般是就精神与文化而言。张謇与中国当代企业家有什么样的“公倍数”？这是很复杂也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张謇创业的深层次动机在于实业救国。当今企业家的创业环境与目标早已不同于张謇，但若能立于“为国家创业”的层面，则与张謇自然会产生心心相印之感。所以说，国家责任、社会担当，即是张謇与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公倍数”之一。再如张謇创业虽然在最终的经济效应上讲不能算大成功，但他赢得后人赞赏、颂扬，其文化效应无疑是巨大的，且张謇的业绩与精神将永载史册，形成长久的历史效应。对于企业家而言，如果能取得这三方面的效应，不正是其创业的巨大成功吗？中国古代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中国人有注重“身后名”的深厚传统，企业家何莫不然？从这一点来看，“青史留名”亦可算作张謇和中国式企业家的“公倍数”之一。他之所以能青史留名，是因为企业家为国家、民族立下不朽功勋，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家国情怀。
中国式企业家的家国情怀“公倍数”不同于西方新教改革之后企业家“为上帝创造财富”的“公倍数”。两者的文化内核与精神支柱大相径庭。对前者产生指导作用的主要是政治理性和文化情怀，对后者影响最大的则是经济理性与宗教情怀。这种基于中国文化土壤的创业理念、创业路径，自然可与西方背景下产生的相关学说产生对话。
著名的企业家研究专家、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1883-1950年)指出，企业家的本质特征是创新，企业家的创新就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打破原来的市场均衡以“创造新的结构”，获得企业家利润。这就是有名的企业家“创造性破坏”理论。近代中国的历史环境虽然不同于熊彼特观察并深入思考的西方社会，而“创新”的重要性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熊彼特无疑是“在商言商”，强调的是企业家在经济理性条件下的竞争策划与创新选择，没有考虑到政治理性的影响。在近代中国，影响甚至决定经济活动的政治因素无疑越来越多。从洋务运动开始，国人就意识到了中西“商战”的意义，提出“堵塞漏巵”“挽回利权”“实业救国”“抵制洋货”等颇具“政治经济学”或“经济政治学”意味的口号或纲领。这说明近代中国的创业与发展不只停留于经济层面。
由于被附着了政治理性，企业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体，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企业的”，而带有较为明显的社会意义。况且就企业家面对的市场而言，也不是“规范”或“标准”的“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这是中国近代企业家不同于熊彼特所观察的企业家的方面。如此也决定了熊彼特关于企业家“创造性破坏”的理论不完全适应于对近代中国企业家的评判。在近代中国“追赶”西方的进程中，企业家面临的任务不是“破坏”市场，而是“建设”市场。张謇创业的政治理性非常突出，他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常规，从一开始就具有“穷欲兼济天下”的梦想，更打破了西方企业家“创业”是为了“发财”，即办企业以经济效应为导向的“经济学原则”，而是以创业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以社会效应、历史效应为旨归，从而使“企业家”既立足企业，又走出企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品牌。张謇的爱国创业之路及其成效，为后人确立了以民族利益、社会效应评判企业家功过得失的新标准。
一个企业家成功的标志，不一定要有很多财富，但有四种要素不可或缺，其一为智商，其二为情商，其三为“业商”。举凡创业，都是一个或大或小的系统工程，既需要专业知识，也少不了管理技能，智力水平不高，显然适应不了，但这是创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人，也不一定能办成大事，创成大业，问题可能出在情商方面。对于创业者而言，情商是一种“资本”，用情用心做事，善待员工与下属，能产生良好的“回报”效应，从而节省成本、提高绩效。对于一个企业家而言，创业过程中的执着、认真、敬业与坚持，是其事业心也即“业商”的重要体现，这也是衡量某人敬业精神、创业意志的一项心智参数。
此外，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还须具有相当的“政商”。此处的“政商”是指企业家关心政治的眼光，以及因应于某一政局，处理企业与政府、公司与国家，乃至团体与时代关系的能力。西方受新教伦理影响的近代企业家在这方面有所体现，但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宗教情怀，是替上帝创造财富。对于近代中国企业家而言，“政商”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报国情怀”。高举“爱国”旗帜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这也是对企业家“政商”水平的重要考验。
作为东南才子、状元及第的张謇，其智商之高毋庸多言。张謇利用企业利润创办了大量社会公益事业，赢得广泛选举，若其情商不高，也不可能为之。张謇坚定不移的实业信念、刻苦自励的创业精神、诚恳朴实的经营理念，令时人感佩、后人仰慕，证明他的“业商”指数也非常高，这也是他创立丰功伟业的一个重要内因。张謇亦绅亦商，官商两栖，创业与议政相得益彰，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保持和谐友善的合作关系，既得政府之助，又为政府分忧，体现了较高的“政商”水准。张謇作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留给今天创业者的这些经验，也许可以作为中国式企业家的某些“公约数”。
张謇研究至少已有半个世纪，经历早期的“走近张謇”，到近年来的“走进张謇”，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与社会影响，在中国近现代“非革命派”人物研究中遥居榜首。张謇从历史走向现实，横跨政学两界，成为一个传奇。章开沅先生多次提到建立“张謇学”的价值、意义与可行性。2007年，他在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预言，“成熟的张謇学必将现身于21世纪！”(16)章开沅：《章开沅文集》第5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3页。在老一辈学者以及各方面人士的倡议与努力下，“张謇学”呼之欲出，这将是中国学术界与文化界的盛事。如何建设与运维这一学科？首先，要确立学科主体。中国历来不乏以人命名的学派，诸如朱子学、阳明学等，堪供参考。不过，张謇学的主体建构路径与“朱子学”“阳明学”有所区别，后者重在“历史发现”，前者则要在“发现历史”的基础上“创造历史”。也就是说，“张謇学”的学科路径，要在“走近张謇”“走进张謇”的基础上，向“走出张謇”发展。
作为历史人物的张謇，虽然有极为浩繁的文献资料可以发掘，但其容量再大也是有限的，如同山西等省的煤炭资源一样，总有产量下降甚至“挖”完的时候，所以必须注重张謇文化的“再生”性。不同于其他历史人物，张謇的作为、成就与品格，具备非常大的跨越时空的人文素养与精神财富，代表的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素养下的企业家成长之路。从探索企业家养成的“公倍数”与“公约数”的角度出发，“走出张謇”实际上就意味着“创造张謇”。“创造张謇”就是研究以张謇为代表的中国式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之路，发掘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内涵与文化素养，总结中国式企业家的经营策略与管理理念，构建体现中国文化内涵与文明特征的企业理论，以期养成更多的新时代“张謇式”企业家。
其次，更新研究方法。目前张謇研究的主体是历史学者，所采用的主要是历史学研究方法，即在还原历史情景、丰富研究细节基础之上，给予比较多的“说礼”评价。实际上，张謇研究具有非常典型的跨学科特征，因为张謇本身是一个近乎“全才”或“通才”式的人物，一生可谓政学两栖、文史兼长，才具多端，他的事业涵盖纺织、盐垦、航运、冶炼、酿造、城建、财经、教育、文学、艺术、文博、慈善等多个领域，在诸多方面他都有自己的研究与建树，这从其文集中都能得到印证。这些领域都涉及非常专业的学科理论，因而也吸引了包括吴良镛院士在内的不少专科学者的参与研究，拓展了张謇研究的学术广度，增加了深度。目前这一路径仍待继续保持并不断强化。
这些都是“走近张謇”与“走进张謇”的重要理路，但若要“走出张謇”，则更需要在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探讨，进行创新，并从历史关怀上升到价值关怀，从案例分析上升到规律研讨，从行为描述上升到心理考察，从品牌与焦点效应上升到文化与精神效应，凡是有利于提升这些的研究方法都在应行采纳范围之内。虽然文无定法，但术有专攻，利用新文科建设的契机，加强多学科的合作与共建，正是张謇学的应有之义。
再次，构建学科话语。2016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些重要论断对我们构建张謇研究新的话语体系、讲好张謇故事，深挖“张謇学”的历史内涵与理论价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张謇研究完全具备打造代表中国声音、体现中国思想、彰显中国智慧学科的内涵与条件。如何让张謇研究走向全世界，在进行学科对话的基础之上，产生较大的引领作用，增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方面，尚待学界一起发力，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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