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思思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1）
受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年鉴学派影响，西方史学范式从侧重传统的政治、经济史写作，转向追求构建一种包罗万象的总体史。在《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第二代年鉴学派领导人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明确地提出将历史综合划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个层次，并侧重考察其中变迁长、周期缓慢的时间结构[1]。虽然这一总体史观可以使研究者获得总览全局的视野，但它轻视人与事件的弊端也在后续的实践中日益凸显。为此，以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和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为代表的第三代年鉴史家开始转变研究思路，将重心下移至中时段与短时段中呈现出的心态、情感与文化。与此同时，在年鉴学派以外，也有大量的史学家开始关注包含具体事件的更为鲜活的历史叙事。在两者共同作用下，西方的历史书写出现了一种新的形态——微观史学。“微观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学派，而是一种史学研究的潮流。这一潮流特征是“抛弃了布罗代尔式的宏观叙述，转而处理一些‘真实的题材’”[2]，尤其“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 ,一个或几个事实, 或地方性事件”[3]。勒华·拉杜里所著的《蒙塔尤：1297—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下文简称为《蒙塔尤》）一书就是其中的代表。
与“微观史学”相似，“非虚构文学”也并非一个明确的文学派别。从广义上讲，一切相对于虚构文学的文学类型，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回忆录、口述实录文学、纪实性散文、游记等文体[4]，都可以被视为“非虚构文学”。但狭义而言，“非虚构文学”仅指由上世纪60年代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著作《冷血》所引申出的“非虚构小说”概念。“非虚构”的叙事理念近年来被引入到国内，2010年《人民文学》设置“非虚构”栏目之后，非虚构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都呈井喷式发展。在众多对“非虚构文学”界限的讨论中，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文学叙事模式隐含着深刻的历史性，他指出：“非虚构是一种创新的叙事策略或模式，这种写作在模糊了文学（小说）与历史、记实之间界限的意义上，生成了一种具有‘中间性’的新的叙事方式。”[5]其中，梁鸿创作的《中国在梁庄》是目前国内非虚构文学的典例。
虽然《蒙塔尤》和《中国在梁庄》是分属于不同学科的产物，但二者彼此之间却呈现出一些有趣的关联性。首先，两部作品都以一个具体的村落为叙述对象；
其次，两部作品的文本都同时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
最后，它们都意指某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些关联背后的异同，本文将具体从叙事内容、叙事结构以及叙事意图三方面进行分析，并就叙事中纪实与虚构的对立问题进行反思。
通常而言，微观史学倾向于讲述那些隐没于长时段历史洪流下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与情感。正如耶尔恩·吕森所言：“（微观史学）让我们更加亲切的了解到普通人在过去的生活”[6]。如果将整体历史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宏大的历史进程可以被视为其粗壮的树干，微观的经验世界就仿佛那些舞动的树叶。树干坚定稳固，但树叶却富有动态的活力，在春来秋转的变换中，它们的生命时而绽放时而凋零，而微观史学的任务就是去追踪这些细微的生命轨迹。
以《蒙塔尤》对个体的叙事为例。在书中的第四章到第七章中，勒华拉杜里“以莫里为主角写作了一首动人的田园诗，并以之作为蒙塔尤及比利牛斯山区牧羊人的人种志”[7]。围绕皮埃尔·莫里从1282年到1324年短暂的一生，勒华拉杜里用一种颇为精细又略带浪漫的笔触叙述了这位乡下牧羊人的生活经历、社会关系与宗教情结。特别是当描写他皈依于纯洁教派时，勒华拉杜里为读者勾画14世纪法国乡下那种“自愿受穷”的理想世界，他不无主观地点评道：“好心的牧羊人从骨子里是14 世纪最彻底的民主派！”[8]168“穿羊皮的哲学家”[8]170。在第七章的最后，尽管勒华拉杜里已申明他将要“从主观（莫里关于命运的思想）回到客观（牧民的生产体制）”[8]188，这位浪漫化的历史学家还是忍不住再次为“没有财富，但很宽裕”“他不贫穷，但却自由”[8]189的牧羊人皮埃尔·莫里唱上一曲现代的挽歌:“他是个幸福的牧羊人。他使我在雅克·富尼埃的古老材料中发现了在旧制度下的人民群众中脆弱的幸福形象。”[8]190
勒华拉杜里的这些富有文学色彩的叙述表明，微观史学在“以客观真实事件为基点，保证了叙述对象的可信性和可靠性”[9]的同时，也兼用大量生动的文学性话语还原个体的历史。这使得人物形象既呈现出真切的现实感，也杂糅了一种想象化的张力。
《中国在梁庄》的文本中也存在着相似的塑造方式，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对村民口述内容原汁原味的保留。耿直倔强的梁姓人老贵叔当年因为砖厂挖土导致土地没有营养，村民的耕地变少，一直从公社书记告到县土地局局长，甚至自己研究土地法，怀里揣着土地法去找局长“告状”。梁鸿把他的原话记录了下来，他说：“那年，村里不让宋承信挖窑，宋承信开大会的时候说，‘我宋承信给你们带来多少幸福？！’我心想，日你妈，你把俺们地挖挖，弄几个憨娃儿给你干活，你说给俺们带来幸福？你捉俺们这老鳖一哩！他们不懂，我还懂一些呢，非把你给告下来不可！”[10]38从这些保留方言色彩和脏话的腔调，一个耿直倔强、没什么文化，但爱护村庄环境的农民形象呼之欲出。
作为一个一直往外输出劳务的村庄，与农民工相关的生存状况、精神问题、家庭状况都能在梁庄里瞥见。90 年代，毅志一开始在北京打些零工，后来在火车站倒卖车票，被抓后送到砖瓦厂劳改，这个离家别乡的打工者出来后还看了《三家巷》，甚至在《三家巷》里看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子。1994年4月17日，他在日记本里写道：“在这个城市里，我简直像一个蚂蚁，没有人关注，被随意践踏、蔑视。”[10]89这是没有融入城市的农民工的精神自白，另外也有一些农民工，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并能融入其中，“说话打扮很有城市味儿，非常看不起自己从没有出过远门的老婆，总喜欢显示自己的优越感。”[10]19《中国在梁庄》展现出来的这些在梁庄生活的普通人的生活状况、精神自白，让我们更加直观和全面地了解到那些被掩藏在数据或报道之下的农村生活的复杂面向。
皮埃尔·莫里和老贵叔这两个身处全然不同时空下的农民，被以不同的文本形式还原了各自的生命现场，或者可以说，本质上，作为历史文本的《蒙塔尤》和作为文学文本的《中国在梁庄》共用了一种叙事——对普通个体生命现场的微观再现。勒华拉杜里为14 世纪的一位乡下牧羊人谱写了一首精细而又浪漫的田园诗，在这首生命之诗中，皮埃尔·莫里从1282 到1324 年短暂的一生徐徐展开，使得《蒙塔尤》这个历史文本更加具有文学性；
而梁鸿则为梁庄里的这些或倔强或文艺或虚荣的普通人留下了真实生动的记录，呈现了这些身边的普通个体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自白，并在行文中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口述材料和被采访者的日记素材，也使得《中国在梁庄》这个文学文本更加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意义。
虽然《蒙塔尤》与《中国在梁庄》都聚焦于叙述一个村庄的过往，但他们却都并非以线性时间顺序对村落的发展进行追根溯源式的概览。与之相反，两者都追求还原一种空间化的层级关系，将不同要素铺展在同一空间或时段中，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有机的排列组合。与传统的线性叙事相区别，笔者将之称为共时性叙事。
勒华拉杜里笔下的蒙塔尤是一个结构性的原始村庄，他尝试“从一个个零散的牧民的故事中发现了许多可以探求出当时社会严肃课题的史料”[11]，再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如本堂神甫皮埃尔·克莱格、牧羊人皮埃尔·莫里、同性恋者阿尔诺·德·韦尼奥尔、城堡主夫人贝阿特里斯·德·普拉尼索尔、纯洁派教长纪尧姆·奥蒂埃等，以他们这些代表着不同身份和社会关系的人为线索，“不仅还原了这些人的生活轨迹以及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更复原了围绕在人物周围的社会关系网络”[12]，以及构成这个村庄的诸多种原始的状态，比如说婚姻、家庭状态、族群关系，等等。如在关于“家和家庭”的第二章里，一笔带过了皮埃尔·莫里解救被丈夫殴打的妹妹纪耶迈特的事件，以说明蒙塔尤村庄里对于家庭中的“亲属”或“血亲”的重视；
而在第五章中，对于此事件的叙事更为详尽，皮埃尔·莫里因参加了拉罗克多尔姆交易会，顺路到妹夫贝特朗·皮基耶家中探访时发现妹夫对妹妹大打出手，在当时的地中海地区，丈夫的这一粗暴行为可能比较常见，因此皮埃尔·莫里陷入了痛苦的徘徊之中，这时候他被两位纯洁派的老相识鼓励将妹妹救出“狼窝”，并在协商之后决定把妹妹托付给纯洁派的一个虔诚的善人。只是纯洁派在当时属于异端，虽然妹妹被皮埃尔·莫里带出了家暴的漩涡，但她不久便被宗教裁判所逮捕了。妹妹纪耶迈特的这一事件折射出了蒙塔尤的婚姻、家庭状态和文化生活的历史。
如果说《蒙塔尤》侧重于深入挖掘那些潜在的结构关系，那么《中国在梁庄》则更希冀于在共时截面中展示多元的文化时空。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梁庄，既在不断地往外输出劳动力，也试图搭上建筑业发展的顺风车，实现经济上的腾飞，梁鸿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回到梁庄，挖掘并向人们展示了这一共时截面中梁庄展现出来的复杂面向。第二章通过倔强的老贵叔和无奈的县水利局副局长来看被困在泥淖中的梁庄，当地的发展依靠建筑业，砖厂起先是挖土，老贵叔因为土地没营养导致耕地减少而多次上诉，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老贵叔没有再能获得一个山清水秀的梁庄，当地的砖厂也不能再挖土，于是只好挖河道里的沙和石子，原来孩子们嬉戏的河流如今充满危险，逐渐干涸且充满臭味。第三章通过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的王家娃和活成了爹妈、校长和老师的芝婶以及孙子夭折了的五奶奶看到处是留守儿童的梁庄。在这个“废墟村庄”里，“留守儿童”一词很平常地出现在芝婶的嘴里，别人家的是犯罪、自杀、意外死亡的留守儿童，看着自己调皮、面对她的训斥已经学会打电话给父母告状的孙子，她一脸平静地说：“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10]61痛苦和悲剧感由于情况的普遍性而被分散，或者说，“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强来对抗软弱。”[10]61第四章通过毅志、菊秀、春梅、义哥、光河看青年不断出走的梁庄，在这些出走的青年里，大多数是像毅志和菊秀一样，拼搏过、奋斗过，最后甘于平凡，在梁庄外找到一个不错的小地方，过上平凡生活的人。好的有如义哥一样，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企业家，手上的都是几千万的大项目。也有如光河一样，在外打拼大半辈子，最终厄运降临，一儿一女双双意外离世，只能只身一人守着用补偿款盖起来的新房子，不知道希望在哪里。
综上所述，《蒙塔尤》和《中国在梁庄》在叙事结构上同样采用了共时性叙事，把叙事聚焦于一个小村庄，却并不从起源开始线性地去叙述这个村庄的历史，而是打破了时间的先后顺序，根据自己写作的需要来展开相应的叙事内容，因此，这两个分属不同学科的文本在同一个叙事结构下还存在着微妙差异。具体来说，《中国在梁庄》倾向于在共时截面中展示多元的文化时空，因而在叙事过程中更注重叙事的广度和多面向。在梁庄的男女老少的依次登场中，通过对他们的人生轨迹的书写，呈现出了一个即便在环境、经济、人口、教育多有缺憾，但仍然用坚强来对抗软弱的梁庄。而《蒙塔尤》则侧重于深入挖掘更为潜在的结构关系，因而在叙事过程中更注重叙事的深度，即便是在书写其偏爱的“穿羊皮的哲学家”皮埃尔·莫里的一生时，也是点到为止，并未更详尽地展开其生命细节，而是话锋一转，以他的人生为引子，挖掘出潜藏在蒙塔尤这个村庄中更为深刻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
那么，同为共时性的叙事文本，作为历史学文本的《蒙塔尤》和作为文学文本的《中国在梁庄》的差异和界限在哪里呢？勒华拉杜里曾这样界定自己的任务：“作为研究古老蒙塔尤的社会学家，我打算先分析一下控制该地方的权力是如何分配的”[8]23。可见，勒华拉杜里是有意识地在利用社会学的结构去铺展和完成《蒙塔尤》的叙述，组成其共时性叙事结构的是抽象化的人类学或者社会学的形态概念，换句话说也就是结构化的抽象因子。与《蒙塔尤》不同的是，构成《中国在梁庄》共时性叙事结构的都是经验化的人和事，梁鸿在前言里便已经点明“如果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的话，毋宁说这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我所做的只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10]4。
这种差异源自于两位作者自身在叙事中的区别定位。梁鸿在文本中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角色，她同时作为撰写著作的个人（作家）、行文中的叙述者（归乡者）、行文中的田野调查者出现。她以文学的敏感，感知到了出现在村庄的老人、青年和孩子身上的困境，因此，出于有意的主观经验安排，她将每一个章节统摄在一个经验化的主题之下，每一个主题都是前文所说的经验因子。如第四章“离乡出走的理想青年”通过毅志、菊秀、春梅、义哥和光河的回忆和自白，揭露了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的尴尬，不止在生存境遇上，更在精神上、家庭状况上。外出务工者光河夫妇，为了盖一栋新房子，在外务工二十多年，然而儿子在载怀着身孕的女儿回娘家的路上，被小轿车撞了，两人当场死亡。光河白发人送黑发人，住在用赔偿款所盖的新房子里，已经像一个七八十岁的小老头。
与梁鸿不同的是，勒华拉杜里在文本中是一个“二位一体”的角色，他同时作为撰写著作的个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行文中的叙述者（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出现，田野调查者则是1317 至1326 年在帕米埃担任主教的雅克·富尼埃。因此，出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蒙塔尤》共时性叙事结构下所囊括的那些因子，不是由勒华拉杜里本人决定的，无论是社会阶层、婚恋关系、家庭伦理还是信仰问题，都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必然存在的分支因子，这样一本史学著作在行文中必然会提及。
因此，相比于《中国在梁庄》所呈现的对于多面向的经验因子陈列式、无中心的叙事，《蒙塔尤》对于结构化因子的排列更具中心性。这种向心结构最终指向了勒华拉杜里的社会研究旨趣——“家族系统”。他将家族系统比喻成蜘蛛网，这其中囊括和粘连了亲属关系、姻亲关系、邻里关系，也包含了性、爱情、婚恋、妇女地位、儿童情感、死亡、宗教等主题。牧羊人皮埃尔·莫里出逃后去了堂兄雷蒙·莫朗家当牧工，又受雇于雷蒙·皮埃尔，这位雇主只有三个女儿，而“在一个较为贫困的社会中，陪嫁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经济相对停滞的状况使每次姑娘出嫁都演变为家庭的一场悲剧：新娘用包袱带走的那份财产导致这个家丧失了部分生存条件”[8]56。出于陪嫁的经济方面的考虑，以及“借扩充附属部分来扩大家庭容量（收养未来的女婿，共同居住，嫁资制）”[8]113的需要，总的来说是从维护家庭的不可分割性出发，他希望收养皮埃尔·莫里做养子，将来要把现年6岁的女儿贝尔纳戴特·皮埃尔许配给他。
而牧羊人纪尧姆·莫尔的故事背后，也隐含着一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1308年，莫尔一家甚至整个蒙塔尤大部分家族都因本堂神甫皮埃尔·克莱格的告密而被逮捕，虽然最后被释放了，但却彻底处在克莱格家族的控制之下。作为本堂神甫的皮埃尔·克莱格和作为领地法官的贝尔纳·克莱格两兄弟，利用他们在教会和地方的两项裁判权来打击与他们敌对的家族，纪尧姆·莫尔的父亲和兄弟还被关在裁判所里，母亲则因影射皮埃尔·克莱格存在异端信仰而被割掉了舌头，莫尔本人也被克莱格兄弟排挤，只能在外避难。由此可见，蒙塔尤的权力结构与家族网络彼此交汇，在这两段叙事里，性、权力结构、婚恋、妇女地位和宗教的问题也都与家族系统粘连在一起。
换言之，在历史学家的身份之外，勒华拉杜里同时承担了社会学家的功能。当还原蒙塔尤的历史时，他有意识地将其理解为一个围绕家族系统进行权力分配的社会模型，并利用社会学方法探究日常经验生活背后的抽象结构关系。如果结合前文对《中国在梁庄》的辨析，我们或许可以将两者叙事意图的差异更直接地概括为对经验空间理解与使用的不同。作为一个史学文本，《蒙塔尤》需要将村庄叙述中所有经验的内容全部转换为抽象化的因子，以呈现结构性的社会关系。而梁鸿则与之相反，作为一个彻底的“纪实的文学者”，她致力于记录生活在梁庄中的那些活生生的人：老贵叔、芝婶和毅志，通过叙述他们的形象与生活，这些具体的经验因子共同构成了一个超越文本之外的亲切可感的场域，它呈现着梁庄真实的环境，并映射出留守儿童和农民工等现实问题。
通常而言，叙事中的纪实性与虚构性被视作两个彼此对立的要素。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研究“真实”的事件，而小说创造“想象”的事件。但在本文的比较案例中，这种简单的经验区分似乎不再奏效，纪实的描述亦可包含文学因素，而文学的创作也可以现实时空为中心。正如海登·怀特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历史学家、诗人还是小说家，他们彼此都共享着相同的理解现实世界的基本方案。因此，无论是历史作品采用文学化的话语模式，还是文学作品使用纪实的素材，它们本质上都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使这个混乱神秘的世界面目变得更易于感知和接受[13]。文学叙事加入了历史的评判的方法提升了历史感，例如《中国在梁庄》，梁鸿书写梁庄中的各式人物，是为了追问和探寻当代农村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位置和其自身的兴衰、重组，这些思考都提升了这本文学书籍的历史厚重感。
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需要激进地将文学与历史等量齐观，而是强调，历史与文学在叙事中谨慎地接受彼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那些实践性的、社会性的和伦理性的具体问题。如果缺乏兼具纪实性与想象力的微观视角，我们很难体会14世纪的法国社会风尚，更无法借此开展有益的社会剖析。《中国在梁庄》的使命亦是如此，那些鲜活的生命和他们苦难的经历不仅仅作为故事停留在文字之间，更激发着我们追问当代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引发的各类实际问题。因此，未来或许有必要进一步开拓视野，发掘更多开拓了文学视域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为构建更美好的现实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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